孙传芳是在与国民军结成反奉同盟后，才决心举兵反奉的。前文已述，从1925年4月起，孙传芳与国民军就反奉开始秘密接触。他先后派杨文恺、高尔登到张家口、开封活动，初步达成共同反奉协议。5月28日，孙传芳又派戈宝深赴张家口，再与冯玉祥合作反奉。国民军也曾先后派段祺澎等人去杭州。最终，冯玉祥与孙传芳、岳维峻相约，孙先出兵攻江苏，国民军二军随即进攻山东，国民军一军则出兵威胁热河。此即“浙孙攻其头，豫岳截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反奉战略方针。但是，孙传芳首先起兵之后，国民军并没有如约配合。为此，孙传芳焦急万分。他为敦促国民军早日参战，让“五省联军”淞沪戒严总司令严春阳于10月21日对中国通讯社记者发表讲话，说浙军仅“驱奉军于徐州以北”，“余由国民军担任”，并声称冯玉祥与孙传芳“久有结合，助浙决无问题”。把孙冯结盟公布于世。
但是，冯玉祥不仅不为所动，还摆出和平使者的姿态，“呼吁”和平。10月21日，他分别致电孙传芳和张作霖，电文称“报纸宣传，江浙因上海驻兵，稍有误会。祥辟处西陲，莫明真象。第念海内扰攘，十有四年，不绝如缕。上年主和，同具此心，力之所及，愿为斡旋。同是袍泽，当可谅解。两兄体国公忠，视民如份，务望双方本互让精神，和平解决。……”
联军虽然连连得手，但孙传芳仍心中不安。首先，他怕江苏陈调元与己同床异梦，在此时争权。10月23日，段祺瑞又突然发布命令。“特派邓如琢驰赴安徽查办事件”。此令更增加了孙的担心，怕安徽落入方本仁、邓如琢之手，急切希望结束战争，早日稳定后方。此时，联军与奉军在宿州之夹沟激战，对国民军迟迟不出兵更加不满。10月27日，岳维峻自开封到郑州，与各主要将领协商应付时局办法，决定河南加入战争与否，当以冯玉祥之动静为判断。实际上，冯玉祥在此时是让岳维峻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10月27日，冯玉祥又发响应王士珍劝告息争建议电，要段政府对军事提出相应办法，早息兵祸，并表示“愿统帅所部，共同赞助，倡导和平”。10月29日，孙传芳致电赵尔巽、王士珍等，指斥张作霖祸国殃民，操纵政府，倘其率兵出关，痛改前非，即可和平。10月30日，赵尔巽、王士珍等邀请各省代表调停时局，并议决推王士珍晋见段祺瑞，请电张作霖制止军事行动；请转浙江代表电孙传芳停止战争；由各代表致电本省，征询军事当局意见。
11月4日，王士珍、赵尔巽分别致电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请双方停止战斗，6日，又致电冯玉祥、岳维峻等，进一步主张“和平”。11月7日，冯玉祥复电王士珍、赵尔巽，并将此电通告全国。他在电文中，除表示赞同“军权本属国家”，“早息内争，共维国事”外，
再一次表示自己“人微言轻，无能薄弱”，“是以酷爱和平，不甘人后”，“前奉养电，遵即以调停斡旋，当有具体之办法，以期实现。兹承在钧示，更当澈始澈终，尽能力之所及，为主和之倡导”。在此，他进一步表示要以调停人的身份倡导和平。冯玉祥的上述表示完全是争取舆论的姿态。
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后，奉军为摆脱在战略上的不利地位，急忙收缩在津浦线的兵力，将战略重心北移。10月下旬，奉军往廊坊、北仓、静海、马厂等地增派了四个师、二个混成旅；在天津设航空总司令部，命空军主力“飞虎队”及“飞鹰队”驻扎在北仓。此外，张作霖还命令热河汤玉麟所部第十一师一部，黑龙江吴俊陞之步兵十五旅、骑兵十七师速往沈阳集中。10月25日，奉军高级将领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姜登选、张宗昌二部专门对付孙传芳五省联军，让主力张学良、郭松龄部与李景林部监视国民军一军。
冯玉祥在历次军政行动中，都是谨小慎微，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他鉴于奉系在京东的强大兵力，担心会使自己实力受损，决定按兵不动。所以，他对外大谈和平，对奉则虚以委蛇，时刻备战，对孙传芳则不惜背约。11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奉方争夺地盘，得寸进尺，得尺进丈，始而保大，继而南苑。现在我军是拥护政府，维持和平，待两方廛战至于气尽力竭时，执政府如有命令，吾再出面而以武装调停也”。这是冯玉祥真实的战略意图，要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上文已述，他之所以不让岳维峻出兵山东，还出于对吴佩孚的防范。吴佩孚复出后，立即部署兵力，要进兵河南“讨贼”。孙传芳反奉之后，他更是诱使岳维峻打山东，大有急不可奈之势。据徐永昌回忆，此时，他在开封参加国民军二军将领的军事会议，研究今后的战略方针。吴佩孚的代表李耀亭在会上“一意以逐奉军出关，不管我们此时是否需要一片怂恿之辞，惟恐我们不打。他并拟订时日，说某日可到何处，某日可将奉张逐走”。徐永昌就此对岳维峻说：“……不过我们有一内在危机，即打奉期间，吴子玉定要与我们捣乱，李耀亭曾与我私人谈说，吴曾示意要我们与他合力打奉，否则将合奉打我们，此语很值得我们警惕”。10月27日，吴佩孚见国民军按兵不动，让顾忠琛由汉口分别致电冯玉祥、岳维峻、孙岳，要求国民军即日出兵，由陇海路、津浦路分道并进，打击奉军。这更引起了国民军的警觉。徐永昌已洞察了吴佩孚的险恶用心，冯玉祥、岳维峻岂能不觉。11月1日，孙岳致电北京政府，声明保境安民之旨，并谓：“当约束所部，以随冯岳两军之后，共维国是，而尽职责”。实际上，国民军三军在此时已开始回师河南，准备再图直隶。孙岳此电的用意，只不过是向吴表明，国民军已明了其阴谋而已。本来，国民军二军已进行军事动员，准备配
合攻鲁。冯玉祥见吴态度可疑，便决定让岳维峻按兵不动，待时局发展后再定攻守。
此外，国民军之所以没有如约配合孙传芳，还有其他因素。苏联顾问对冯玉祥采取上述策略也有一定影响。10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了有关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重点研究了孙传芳反奉战争。其会议记录透露，苏联知道发动战争前与国民军一军、二军“进行了谈判”。会议的结论写道：“在正在扩大的事态中，人民军（国民军）的任务是：不急于参加冲突，但要加紧准备……，加强对张作霖的瓦解工作……”。苏联顾问肯定会将上述指示转告给冯玉祥、岳维峻。无疑，这会促使冯玉祥决定采取上述战略，或者会加强冯玉祥执行上述战略的决心。
国民军的背约引起了孙传芳的强烈不满，认为冯玉祥、岳维峻不讲信义。此后，岳维峻虽与他在徐州会谈，当面解释，但终不得其谅解。他帮助吴佩孚、靳云鹗瓦解国民军二军，并允许其假道江苏攻豫，就是明证。尽管如此，孙传芳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与冯玉祥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盟关系。一直到1926年7月，冯玉祥通过两名军人和一名政治代表组成的常驻代表团与孙传芳保持着联系，其中一个代表叫鲍世泽，在上海公开进行有利于国民军的宣传活动，使英国报纸暴跳如雷。但是，孙传芳对此却未加阻挠与干涉。
奉系和孙传芳关系紧张后，奉张为确保苏皖地盘，避免两面作战，又开始谋求改善与国民军的关系。段祺瑞惧怕直系势力再起，也极力维持国奉继续合作的局面。9月23日，段祺瑞派吴光新赴张家口晤谈。冯玉祥对吴在口头上仍表示与奉合力拥护段政府。27日，吴光新又奉段命，赴奉向张作霖转达了冯玉祥的态度，劝张对冯谅解。与此同时，张作霖派副官携己亲笔函谒冯。冯玉祥于28日致函张略谓，自己渴望和平与张“同其旨趣。此后左提右携，其以和平标帜，昭示国人……”。9月30日，奉段祺瑞之命赴豫游说的皖系政客姚震回京，向段报告了与岳维峻接洽的情况。岳维峻向姚表示，决无对奉开衅之意，军事问题悉听冯总司令指挥，今冯既已向中央表示和平，河南无自作主张之意，违背冯总司令意旨之余地。为了制造和解的舆论，国奉代表于9月20日在北京举行联欢会，并决定每星期聚会一次。国民军的意图是，在孙传芳反奉前，极力缓和与奉系的关系。
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急派郭瀛洲携其亲笔函于10月17日赴包头谒冯玉祥，原函略谓：“今者孙氏发难，意在为曹（曹锟），子胥逃吴，志在报楚……”；并声称如果冯玉祥“无意过问，坐视宿仇日肆”，他将“引率所部退出关外”，“不复再询问关内之事矣”。冯阅函后，当即对郭表示“既戮力同心于前，决不遽食言于后”，并称“务以维持大局和平为归宿”，“至于中原之事，将一惟雨帅是听”。同日，张还致电冯向其示意。19日，冯玉祥在包头致电张
作霖，请其主持中原各事，甚至表示：“弟部之在京张者，兄如有用，可归兄用……”。21日，冯玉祥又依段祺瑞所请，分别致电张作霖、孙传芳。表示希望和平，调停战事。
此时，段祺瑞也怕冯玉祥乘机反奉，忙于10月23日致电冯玉祥，称“愿足下仍与雨亭携手，俾革命政府，得足下以永垂不朽，而雨亭此后，当亦感报足下矣！”冯玉祥向段祺瑞复电云：“……对于江浙之事，莫明真相。刻已分电双方，免除误会，徐图解决”；并再次表示自己“素主和平，此志不渝。自当严束部队，用副执政息事宁人之意”。冯玉祥上述表现为各方所瞩目。张作霖仍存有疑虑。国民军一时成为各方努力争取的对象，在战略上处于极有利的地位。
11月1日，奉军与国民军在京东三河县对峙，冲突在即，京师顿时恐慌。段祺瑞派曾毓隽、邓汉祥分别赴奉天和包头向奉国双方说项。与此同时，在段代表叶恭绰、姚震主持下，奉国两方在北京北海公园静心斋召开紧急“会商和平”会议。在会上，奉方代表提出双方继续合作的前提是共同讨伐孙传芳和吴佩孚。国民军因战略上占主动地位，态度转为强硬，其代表刘芝龙也提出了双方合作的两个条件“甲奉军恢复到去年（1924年）战争后之状况；乙，目前，第一，奉军在廊坊、落垡、高碑店等地之军事活动应立即停止；第二，奉军应将大名、保定立即交给国民军；第三，由北京至天津之铁路交还国民军，奉军取消封锁海口之政策；第四，山东曹州等地军队即行后撤。在奉军实行乙项各款后，国民军严守中立；在奉军实行甲项各款后，国民军与奉军合作。”国民军想坐收不战之功，收回北京政变后被奉军抢去的地盘和权益。因双力所提条件差距太大，谈判没有结果，但并没有破裂，决定由双方代表及段政府派员共同调查双方之军事行动及防务等。
11月6日，国民军二军分兵三路进攻山东。与此同时，国民军一军也在京郊增加了兵力，形势对奉军更加不利。为此，张作霖采纳了杨字霆的建议，迅速结束与孙传芳的战争，将鲁南的奉军尽数北撤，全力对付国民军一军。11月7日，奉军放弃徐州。张作霖任命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负责京畿及直隶南部军务；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总司令，负责苏北及曹州一线；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负责京、通州、及直隶口北一线；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负责津浦线北段，并援助第二方面军团；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总司令，负责热河西部至古北口一线。此时，奉军在京津铁路一线的兵力就达五万之众。国民军一军在京畿的兵力对奉军已不占优势，但在战略上仍具有利地位。
11月7日，冯玉祥再发“和平通电”，并致电黄郛等人，表白自己以“和平”为宗旨，以“退让”为办法，不为无名之战争；况械弹不足，京畿不堪蹂躏，如彼方相煎太急，惟有出于避战一途。此外，他还命令鹿钟麟到南口备战，在军事上做最终退守的准备。
11月8日，奉军阚朝玺部骑兵与国民军在京东三河县发生冲突并占领全县9日，国民军在北京的军政负责人紧急研究了事态的发展，并在会后声明四项决议，表示“始终拥护中央政府”；“不做因拥护地盘权益而破坏和平之行为”；“关会期间维持治安”；“不许他种军队一兵一卒进入北京”等。同一天，张作霖在沈阳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时局，表示赞同杨宇霆立即对国民军开战的主张；但是，由于王永江等人认为开战时机不成熟，表示了反对意见，故才一致决定先抢占军事战略要地。11月10日，奉军占领通州，国民军在京师实行严格交通检查。11日，张学良发表讲话称：“京师属中央，任何军队均可尽拱卫之责。”战事一触即发。为此，段祺瑞急令吴光新来京会商时局，并派梁鸿志去天津与张学良会商。他深知国奉关系如果破裂，自己就得立即下台，故尽全力缓解，并不惜以辞职向双方要挟。
在段祺瑞策士接洽奔走下，张作霖又派代表郭瀛洲、许兰州赴包头。二人于11月8日与冯玉祥进行谈判，质问冯是否真心与奉方合作，如果出于诚意就立即发表一斥责孙传芳、吴佩孚的通电，并出兵与奉军一起攻打江苏与湖北，并逼迫冯玉祥当场表态，“否则奉方无法谅解”。他们还声称，国民军“如果真正合作，则保大之联络线可让出，子弹飞机亦可接济”。冯玉祥仍以“和平”、“中立”相标榜，但表示决不屈服武力。为此，他于11月11日给张作霖写一亲笔信，在信中历数他年来扩张地盘，排斥异己的“事实”后称：“京畿增兵数万，是迫我宣言，我已决定，无论如何，不因逼迫而宣言”；“如我兄认弟有合作之必要，有帮忙之必要，弟就来合作帮忙，否则惟有静待缴械而已！”态度相当强硬。12日，他还致电段祺瑞，略谓：“所部在京绝无轨外行动，惟京师东西南三面奉军增兵十万。祥于关会期当竭力维持京师治安，当对奉军相谅，不与相争。彼虽持武力是相炫耀。我仍以和平为依旧”。是日，张学良突然来津并召开军事会议，转达了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此时，郭松龄、李景林已开始与国民军密议反奉，力陈枪械、军饷、兵力均不足，反对立即对国民军开战。结果，此令遂不执行。此时，冯玉祥仍然不乐意马上与奉方决裂，向郭洲提议，由奉方催促段政府对吴、孙下讨伐令，令奉方制止孙传芳之前进；令国民军制止吴佩孚的活动，国民军自当遵照办理。郭瀛洲将此意电告张作霖。张即让曾毓隽返京与段政府接洽。国奉两系在段
政府的调停下，于12日在北京勉强达成了对直“合作九条”，并定于13日分别从京郊、三河撤军。13日，张作霖致电段祺瑞，表示服从中央，称已电商直鲁二省停止战争。李景林电告鹿钟麟，拟即令三河一带奉军撤出，保定、大名驻军也均向后方撤出。冯玉祥也致电段祺瑞，表示遵令即日饬所部守京汉线一带，沿路治安与岳督办会同办理。14日，张作霖在奉天署召开军事会议，决议对国民军做某些让步。这样，笼罩在京畿的战云一时又稀薄了。
奉系由于内部不统一，又急于摆脱两面作战的危险，最终态度才有些软化。国民军更不希望开战，在等待奉军内的突变。至此，段祺瑞才算松了一口气，并于11日发“真”电，严令国、奉两军各守原防，京汉线责成冯玉祥、岳维峻维持；津浦路责成张作霖、李景林维持；责成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斥责吴佩孚“潜赴汉口，假借名义，希图一逞，着冯玉祥、岳维峻相机制止，以遏乱萌。段祺瑞在此令中重申了奉国两系的势力范围，力图缓和两系的关系，目的是稳定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但终究还是对国民军有利，有了向奉方讨还直隶保、大地区的依据。
11月16日，国奉双方军队同时向后方撤退，并在天津签定八项“和平公约”。其内容包括奉方让出保、大地区，不阻碍国民军从海上输入军用品，中央政权双方各半，财政收入平均分配，山西地盘由国民军支配等。此外，双方还决定在北京设立联合办事处，用以协调关系。至此，国民军一军不战而攫取了重大权益。但是，风云突变。李景林已电告国民军一军，驻保、大地区奉军定于11月19日全部撤出，国民军可于20日进驻上述地区。但是，国民军二军在进攻山东的同时，伙同国民军三军急速向保定、大名进发。11月17日，奉方向国民军表示，因运输关系，驻保、大地区军队一时不能撤尽，而国民军二军急于北上，恐发生误会，望一军阻止。同日，段祺瑞传见国民军一军代表熊斌，令他转告冯玉祥，制止国民军二军与奉军发生冲突。但是，国民军二军仍强行攻打保定，从而使一度缓和的国奉关系再度恶化。
张作霖对发生在保定的军事冲突非常恼怒。他致电段祺瑞，认为冯玉祥一方饬吾军让步，一方怂恿孙军东进；“一方派员与吾军接洽，一方任豫军人鲁”，要求段祺瑞立即命国民军二军退出山东，否则“不得不勉徇部下之公愤，与加威者周旋”。他急令郭松龄、李景林准备作战，让于珍密带对国民军的总攻击令到天津。但是，上述命令受到了郭松龄、李景林的抵制。国民军二军及三军进兵直隶完全是二部所为，实际上，与冯玉祥没有关系。三军孙岳对让出保定、大名地区，一直耿耿于怀。他出任陕督，因与帮办李云龙（国民军二军）争权不已，事权不能统一，不能安心于位，一心想得到直隶为地盘。国民军三军兵力较弱，单独攻直力不从心，就求国民军二军出兵帮助。此时，岳维峻正急欲扩充，派兵与三军沿京汉路北上，想在直隶取得一席之位。
国民军二、三军抢占保定，是怕其落入国民军一军之手。冲突发生后，奉军及国民军一军代表赴保定调停，段祺瑞政府也派员调解，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11月19日，奉军撤离。20日国民军二、三军进驻保定。11月23日，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冯玉祥通电声援。至此，国民军与奉军结束了对峙局面，继而爆发了全面战争。
这里补充介绍一下国民二军的攻鲁、攻晋之战。1925年11月7日，国民军二军发动了进攻山东的战争。但是，这已不是对孙传芳反奉战争的军事配合，而纯粹是岳维峻为扩充地盘而进行的独自的军事行为。
孙传芳反奉战争爆发后，虽然出现了对国民军有利的大好形势，但随着吴佩孚的再起，政局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国民军三个军虽然力求相互配合，但因政治倾向及军事素质有很大的差异，在处理与奉直军阀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不能完全保持一致。
国民军二军本来就十分庞杂，岳维峻又一改接近国民党的政策，大力排斥胡景翼的旧人及左翼人士，极力安插个人死党，使二军中的派系矛盾更加尖锐。邓宝珊等接近国民党左翼的将领对岳政治倾向及腐化生活不满；原依附于国民军二军的王为蔚、陈文钊、田维勤等人暗中和吴佩孚联系，与岳维峻貌合神离。当时，国民军二军仅能控制陇海及京汉铁路沿线。原镇嵩军张治公占据南阳一带；孙殿英、万选才据嵩县等地。樊钟秀的建国豫军，驻扎在鲁山、宝丰、郏县，与二军只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各偏远县份，尤其是豫西山区，都处于民团、寨主、红枪会等兵匪不分的封建割据势力控制之下，并均在吴佩孚刘镇华的暗中指使下，对国民军二军持敌视态度。所以，国民军二军对河南的统治危机四伏。但是，岳维峻对时局既无清醒的估计，对自己及所部又无正确的认识，还一味地想扩大地盘，妄图东取山东，南攻湖北，北占保定、大名，西得山西，即所谓“杀四门”。
国民军三军兵力较弱，大部与吴佩孚有秘密往来，军心极不稳定。孙岳旧军阀思想作风严重，大多数将领一直幻想恢复旧直系联合。他想回师东进以安抚直隶籍的部众，与国民军二军攻鲁取直的战略采取一致行动。
吴佩孚再起之后，立即向岳维峻提出要“假道”河南，派两路人马攻奉。其中一路是命手中并无军队的靳云鹗沿陇海线攻鲁。实际上，吴佩孚的真正意图是让靳乘机收回已归国民军二军的王为蔚、田维勤、陈文钊三个师，复为己用，以达到明为攻奉占鲁，而实为复取河南的目的。岳维峻也深防吴之“假途灭虢”，向靳表示河南现守中立，拒绝了吴之“假道”的要求。10月27日，岳维峻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协商应付时局的方针。国民军三军徐永昌代表孙岳与会。岳在会上表示，二军是否参战应以冯玉祥的动静为决断。10月28日，岳通电“保境安民”。不久，他又派蒋士杰率部防守鄂豫边界，不让鄂军出武胜关一步。此时，徐永昌向岳维峻建议，主动将陈、王、田三个师交给靳云鹗，让他组成国民军四军，并许以山东地盘，用釜底抽薪的方法，达到抑制吴佩孚向豫扩张的目的。冯玉祥也曾有此意。但是，岳维峻认为山东已是掌中之物，不能落入他人之手，且早已将山东许给了部将李纪才，故没有采纳。
孙传芳在攻占蚌埠之后，一度在宿迁、夹沟之间与张宗昌军队相对峙，对国民军没有如约攻奉十分不满。浙军进逼徐州后，岳维峻见张宗昌接连败北，不再等待时局的进一步发展，决定立即倾全力进攻山东、直隶。他急调李虎臣（云龙）部由陕西到河南郑州，将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部集中到豫东；并电告孙岳，让国民军三军也急速离陕东进。岳维峻盲目自信，未攻占直鲁，就先弃陕西。
11月上旬，国民军二军分兵同时进攻山东、直隶。岳维峻派邓宝珊率二军嫡系二个师、四个旅沿京汉线攻冀南；命李纪才率日益与吴佩孚、靳云鹗相勾结的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部攻鲁西。他让主力去抢占李景林已答应退出的保定、大名地区，而让不稳之军去攻打犹斗之困兽张宗昌，在战略上已铸成大错。
11月8日，孙传芳浙军占领徐州。国民军二军李纪才率部攻占山东曹州并进逼济宁。次日，岳维峻下动员令，并亲赴徐州与孙传芳会晤。他要求孙传芳继续挥师北进，但遭到了孙的拒绝，声言其军事行动到徐州为止。此时，张宗昌的兵力已全部收缩在山东境内。国民军二军攻鲁已是单兵作战，又不是最佳的作战时机，已失去配合浙军攻奉的政治意义。
11月10日，国民军二军弓富魁部从冀南攻入鲁北。16日，岳维峻再赴徐州与孙传芳会晤，向他通报了攻鲁战况。孙传芳虽然对岳没有如期攻奉不满，但因见二军攻鲁较顺利，答应让二军假道徐州攻鲁南，并派部从海州攻沂州以示支援。此时，段祺瑞曾电询岳维峻进攻山东的战事。岳在复电中仍不言出兵攻鲁，并称：“本人酷爱和平，始终如一”，“未能挽回和平，已属惭恧，安敢参与内争……”。
11月12日，国民军二军邓宝珊部进入直隶。李景林部为阻其北上，炸毁了磁州铁路桥，并电告岳维峻说已将大名部分军队后撤，希望国民军二军本着退让之精神，“坚守勿攻”。但是，岳维峻对此不予理睬。他派部急速北进的目的是想抢在一军之前攻占保定、大名。11月13日，国民军二军占领邯郸。11月18日，其部第十四混成旅旅长刘继邦率部进逼保定，并电告奉军退防。奉方以未办开拔手续和辎重未及运出为由，要二军暂缓进城。刘强行进城，双方发生冲突。事件发生后，国民军一军与奉军驻京代表紧急会晤。段祺瑞政府为此也召开了紧急会议，议决令奉军遵和平协议，于11月18日前从保定、大名撤出。国民军在奉军未撤退前，不得移防，并特派马良、魏宗翰等到保定调停。11月19日，国民军二军进驻保定，并继续向东进取。国民军二军的上述所为，对国民军与奉军的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民军二军攻入鲁西后，鲁军第五师倒戈，被李纪才收编为第十二师。山东兖州镇守使兼鲁军第一师师长张陪荣也通电讨奉。张学良、李景林连日致电段政府，要其阻止二军的进攻。段祺瑞为此致电冯玉祥、岳维峻，令他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21日，段祺瑞又明令进入山东的攻鲁军退回原防。此时，国奉关系再度紧张。张作霖认为国民军步步紧逼，决心要与国民军一战，急令郭松龄备战。郭松龄就是在此情况下发动了反奉战争。
张宗昌为抵抗国民军二军的进攻，特将所部8万5千人编为4师9旅，但已经是军心动摇。为此，张宗昌亲往泰安布防。张作霖也派姜登选帮助鲁军死守德州。此时，吴佩孚已加紧与奉系勾结，派参谋柳子开等到济南与张宗昌密谈。张也派代表赴汉口向吴乞援，并声言愿把山东交给靳云鹗。奉张还紧急由海路运来大批军火。11月27日，国民军二军李纪才部攻占泰安，其前锋进逼济南千佛山。济南城内一片混乱。但是，国民军二军没有乘势连夜进
攻，使张宗昌得到喘息时机。次日晨，鲁军褚玉璞部兼程驰援，使国民军二军对济南的进攻功败垂成。此时，王为蔚、陈文钊、田维勤在靳云鹗的遥控下消极作战，使国民军二军在与张宗昌部展开拉锯战时后继不力，被迫从济南城下败退泰安。其主力马吉弟第十三混成旅损失惨重。
国民军二军进攻山东之初，吴佩孚曾通过孙传芳出面说项，让岳维峻将王为蔚、陈文钊、田维勤三个师归还靳云鹗，其条件是让靳云鹗帮助李纪才攻鲁，并换取吴佩孚不假道河南的“保证”。岳维峻认为王、陈、田三师军心不稳，终为二军之患，也同意让靳收回，以保河南自安。靳虽为直系成员，但不是吴佩孚的死党。吴佩孚再起之后，因无嫡系军队，约靳来帮忙，并许以重用。靳当时手中也无实力，只是因原部王为蔚、陈文钊、田维勤三个师被国民军二军收编而保持完整建制，其潜在势力令人瞩目，才得以为吴所倚重。吴佩孚一心想从岳维峻手中夺回河南，更不能容忍他再得鲁省。所以，他密电靳称山东关系重要，可相机处理。靳云鹗野心勃勃，想乘机形成自己的势力。他在与张宗昌的代表潘复密商后，唆使王、陈、田等怠战。国民军二军从济南退守后，陈文钊就称病辞职，以所部归靳。12月8日，李纪才被迫率部退守曲阜、兖州。
12月8日，靳云鹗由南京到徐州，就任了吴佩孚委任的“讨贼”联军第一军总司令。他在就职通电中只说即日驰赴山东前敌督战，而不言及讨张攻鲁。不久，他就完全接受了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三个师。此时，李纪才退守曹州，仅守河南省门而已。至此，国民军二军攻取山东之战完全失败。靳云鹗部驻在邹县、滕县一带与张宗昌表面对峙，实际是暗声通气。
在进攻山东、直隶的同时，岳维峻还想染指山西。本来，国民军一军早已视山西为自己袋中之物。其与奉系的“和平协定”中就已包含了此内容。此时，岳维峻却想抢先攫取。是时，山西籍人士续桐溪等在国民军二军中活动。他一直反对阎锡山对山西的独裁统治，主张国民军应夺取山西，得到太原兵工厂，巩固豫陕，以抗奉军。续素与樊钟秀有旧交，极力劝樊率“建国豫军”图晋。樊因在河南不好与岳维峻争地盘，对取山西大为动心。岳维峻也对
樊钟秀在河南的存在深以为虑，故想将其送到山西，无论成败，均对自己有利。
国民军三军徐永昌认为攻打山西出师无名，在劝说续无效后，密派人到太原通过晋系将领周玳将此消息报告给阎锡山。阎得此消息后，派人到石家庄拉拢国民军三军将领胡德辅，送胡住五台原籍的父母一万元。胡当即就把国民军攻打山西的具体计划详细告阎，并表示决心不参加行动。
1925年12月13日，樊钟秀与国民军二军李虎臣部分两路攻入山西。一路由直隶武安攻摩天岭，一路由直隶井陉攻娘子关。
阎锡山已做了较严密的军事防范。他命蔡荣寿旅派两个团及一手掷弹营防守娘子关，使樊军在该处进攻没有得手。但是，晋军在摩天岭的防守空虚，樊军长驱直入，攻占了辽州。阎锡山急命晋军第一师师长商震为前敌总指挥，率王嗣昌、李维新等部星夜驰援，与樊军在辽县北激战。晋军战斗力较弱，颇有不支之势。商震见形势危急，一连枪毙了4个营长和13个士兵，以示“震慑”，才稳住局面。此时，阎锡山已派兵从樊军后路堵截，并致电冯玉祥、岳维峻，质问樊攻晋是否奉有命令。冯、岳复电称樊军所为系个人行动，与国民军无关。但是，阎锡山由此而与国民军结下了怨。樊军由于孤军深入，四面被增援的晋军包围，再加上天气奇寒，得不到后勤补给，故无力再战，于12月19日败退回直隶。
攻晋行动完全是得不偿失，一无所获不说，还得罪了阎锡山。此后晋军处处与国民军为难，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