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3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就是郭松龄在河北滦县车站举兵反奉。但到同年的12月23日，郭松龄就失败了，地点在关外白旗堡车站。25日，郭松龄夫妇遇害，地点在辽中老达房。真如流星一般，明亮而短暂。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沈阳人，1883年生。祖籍山西省汾阳县。其远祖戍边来到东北，后一支流落到沈阳东郊鱼樵寨落户。鱼樵寨现在是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乡赵家铺村，郭松龄就诞生于此。其祖父是一位粗通文字的农民。其父名复兴，字恢原。自幼苦读，终未得志，只得在乡镇做私塾先生。他好学不倦，教书认真，受到学生的爱戴。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性情温和、明达事理的女性。郭松龄的父母对他的影响很大，初步奠定了他为人处世的品德基础。
9岁时，他的父亲回村设馆授读，郭松龄才得以入馆念书。入学前，他的父亲曾经抽时给他讲过启蒙读物。他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等书。入学后，他学习努力，勤奋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很快就熟背下了一些儒家经典。三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具备了相当深厚的中文知识，并且练就了一笔好字。
18岁时如省城东南常王寨书院，1905年秋，考入陆军小学，后人奉天速成学堂，毕业后充盛京衙门卫队哨长。哨长就是新军的排长。他很快把散乱无序的部下训练成纪律严明的队伍，得到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朱庆澜便把郭松龄调到自己身边，倚为亲信，加意培养。
1909年，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先任新军连长，后升任卫队营长。朱庆澜是同情反清革命的爱国将领，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员，如方声涛、程潜、姜登选、叶荃等。1910年，郭松龄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了四川新军的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宣告独立。郭松龄等积极拥戴朱庆澜为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四川巡防军以“川人治川”的口号，排挤外来的新军。朱庆澜被迫离开四川，郭松龄等计议离川返奉以策应革命。
在回忆自己成长的过程时，他对军士连的学员说道：“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以后陆军武备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小学）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一个人不学习不行。”
郭松龄于1911年11月上旬返回奉天。他积极参与了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的活动。其时，在奉天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员的韩淑秀，也积极参加革命。据李坚白的回忆录记道：“公乃辞职回奉，密谋响应，设机关于省城大东关韩淑秀宅。”联合急进会的秘密起义计划被密探侦悉，赵尔巽下令，命张作霖捕杀革命党人。张榕遇害，被杀者四百余人。郭松龄因剪发，“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逮捕入狱。后经郭松龄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高纪毅和韩淑秀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释”。
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任区队长。１913年毕业后，重回奉天，任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少校参谋。当年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名列榜首。在三年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新思想。凡是西学学者或中国学者来京讲学，他必定前往倾听。除军事学外，他对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兴趣甚浓。他努力想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战将。1916年毕业，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此时的北京政府总理是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郭松龄蒿目时艰，内心十分苦闷。1917年郭松龄只身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恰逢朱庆澜在广东省任省长。通过朱庆澜的关系，任广东军警卫营营长等职。曾谒见孙中山，并建言反对军阀：“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还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政治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据说“中山深韪其言，而公亦深服膺中山主义”。韶关讲武堂成立后，聘郭松龄为教官。“每于课余至广州，辄与旅粤东省二三同志谋改造东三省事”。关于改造东三省，他曾经愤愤然说道：“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窟，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语毕，即束装待发。同志皆为公危不顾也”。郭松龄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1918年末，郭松龄回到奉天。经督军署参谋长陆大同学秦华的介绍，郭松龄任督军署少校参谋。不久，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讲武堂开学时，张作霖看到郭松龄在场，便严厉地问道：“汝系反对余之革命党，今日来此何为？”郭松龄“默然”，张作霖“亦不复致诘”。张作霖以为郭松龄既然已经投靠自己，也就既往不咎了。郭松龄“对于战术，造诣颇深，每讲授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极受学员们的欢迎”。
郭松龄办事非常认真，对学员要求特别严格。每当假期届满，他必定亲自站在学校门口监督，如果学员迟到，哪怕是一分钟，也要受到关禁闭的处分。郭松龄不但严格管教学生，还严格约束队长、区队长。按当时的习俗，教官是无权管教队长的。
当时，张学良在讲武堂读书，对郭松龄的授课由衷感佩。因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公子，许多教官对他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不敢管理。只有郭松龄不听邪，对张学良严格要求。郭松龄学识渊博，军文皆通，且律己甚严，注重身教。因此，得到张学良的敬佩和信任。据郭松龄反奉期间担任其顾问的李坚白回忆：“时作霖之子学良为讲武堂学生，公因教学因缘，与之相结纳，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张学良对郭松龄既“尊之为师”，又“引以为友”。
1920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即向张作霖推荐，调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踏入了率领重兵的军旅生涯。这是郭松龄受到少帅张学良器重和倚畀的开端。李坚白分析：“于是公之初步计划始得售，获有潜滋暗长之机，乃多方固结张氏父子，以期取得军权。”
郭松龄身躯高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他无论冬夏，总是穿着制服，鞋帽整整齐齐。对长官，对部下，对一般社会群众，总是严整而有礼貌。
郭松龄带兵如鱼得水。他既任过基层军官，又当过军校教官。因此，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同时，心怀大志、目标专一，对如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早已成竹在胸。郭松龄治军甚严。他厌恶军阀作风，痛恨下跪、磕头等腐败习气。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压下，不营私舞弊。官兵有违反军纪者，不徇私情，严惩不贷。郭松龄严于律己，不苟言笑。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不赌博。他不送礼，也不受礼。到部队校阅，也拒绝迎送。加之躯干魁梧奇伟，面生连鬓胡须，酷似西洋人，又因他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同事们戏称其为“郭鬼子”。郭松龄也偶尔在家里招待其老同学，席间对同学中有缺憾者，严加责怪，不留情面。于是，每闻郭松龄邀请，都感头痛，胆怯地说道：“这顿饭不是好吃的。”
郭松龄在创办新军上有很多建树。首先，狠抓军事教育。整顿奉天军事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举办军官教育班，以及军事、军医、兽医、军械等短期教育班，还创办过步兵学校。教育是根本。他采取吸收青年学生和轮训部队干部的作法，迅速地提升了部队官兵的素质。其次，定期校阅军队。除了随时到各部队视察外，每年春秋两季，正式校阅部队。对军官进行学、术两科考试。对军队，检查训练和军纪。对有差失者，严厉批评。对有严重过失者，撤职查办。大刀阔斧，厉行改革。
直皖战起。张学良任奉天省城戒严司令，留卫队旅一部驻防沈阳，主力交由郭松龄率领开进山海关。郭松龄在天津附近小站，以一个团的兵力，围剿龙济光军两个旅，“人始惊异”。从此，名声外传。
1920年秋，吉林省东部地区土匪猖獗，官兵对其束手无策，甚至占领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受命，率领亲自训练的卫队旅前往剿匪，迅速肃清匪患。在这次军事行动期间，他有车不坐，有马不骑，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大为感动。由于纪律严明，官兵一路遵规守矩，不曾扰民，地方反响甚佳。因此，郭松龄声名鹊起，更加受到各方重视。
1921年，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奉天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司令部设在沈阳北大营。时人称之为“三八旅”。张学良事繁任重，所有两旅事务以及人员升迁调补，除大事请示张学良，一般均由郭松龄主持。郭松龄“负实际责任”。郭松龄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该旅之成绩冠于各军，公渐露头角”。在短期内，“三八旅”面貌一新，成为奉军的模范旅。这时，“忌之者日众”。他们“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当时，奉军带兵的军官很多是胡匪出身，没有文化，不懂军事科学。他们藐视军事院校出身的军官，认为他们不能打仗。
张学良对郭松龄放手任用，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恭顺服从，衷心拥戴。两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甚至结成兄弟。郭松龄的一切作为，都得到张学良的无条件支持。张学良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评道：“交谊之深，倚畀之殷，确出常格。”
1922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为西路和东路两路军。东路军分为三个梯队，第二梯队司令为张学良。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和蔡本平的奉军第四混成旅。开战前，张作霖气壮如牛，轻视直军。但很快西线败退，牵扯东线，最后导致全线崩溃。张作霖一看大事不好，就急电张学良回军粮城总部开会，把第二梯队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张作霖并下达了总退却令。西线已经溃不成军。郭松龄临危受命，沉着应对。当时，部队已经撤退到永定河，直军随后急追。兵未渡半，直军已至，情况危殆。郭松龄站立河干，从容指挥。一面派兵阻击直军，一面挥军抢渡湍流。穷一昼夜之力，全军平稳地渡过大河。如稍有张皇，后果不堪设想。随后，郭松龄率领第二梯队全体将士，安然无恙地整队回到驻地。同时，在山海关外打退直系追兵，才使张作霖稳坐东三省的宝座。至此，奉天将士无人再敢小觑“郭鬼子”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军张作霖发现自己部队的弱点。认识到奉军军事素质很差，“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军官大多出身绿林，不懂军事科学，只知一味蛮干。因此，虽然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也逃脱不了一败涂地的命运。而经过郭松龄训练的新军，则战能攻，退能守，表现了很强的军事素质。由此，启发张作霖走上了整军经武之路。
张作霖整编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称为东北军。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然合署办公。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北军精锐“二六旅”。
当然，和许多有才干的人一样，郭松龄也有他的缺憾。如为人刚愎自用，作风专横跋扈，心胸气度狭隘。同时，有的人认为他怀有个人野心。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东北军共编６个军。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以魏益三为总参谋长。这就是当时东北军的主力部队“一三联军”。郭松龄军权很大，他不仅统辖第三军，还统辖第一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有意提高少帅张学良的权位，而郭松龄在张学良的倚畀之下，统率了东北军的全部精锐部队。即除了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和个别老派将领所统带的部队以外，所有当时属于奉天的军队，都在郭松龄的指挥统率之下。
其实，控握军事大权的郭松龄是别有所图的。张氏父子冥蒙不知，还安稳地睡着大觉。
郭松龄为什么举兵反奉呢？其中有远因，也有近因。
先说远因。
其远因之一是郭松龄的远大抱负。据李坚白分析：“公之由粤回奉也，实抱一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故不惜降身以求信于张氏父子。其后虽屡有倒张之企图，只以重重障碍未成事实。民国十三年冬，孙中山倡导国民会议北上至津，公承作霖命为欢迎代表。时中山主开国民会议，为公阐其意旨。公表示极端赞成，并担任以全力促张氏父子联合北方军人，赞同此主张。无如作霖瞻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至是，公倒张之志乃决。”
李坚白，奉天辽阳人。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１９１７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在广州期间，与郭松龄相识，结成莫逆之交。郭松龄反奉期间，任郭松龄秘书处长，担任与冯玉祥联络事宜，曾参与订立郭冯密约。这段议论是１９２８年写的，当时未公开刊行。１９４７年才发表。李坚白和郭松龄在广州成为莫逆之交，共同拥戴孙中山，极力促成中国走向真正的共和。李坚白认为，郭松龄回奉的目的就是“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从李坚白对郭松龄的了解程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
其远因之二是派系之争异常激烈。奉系内部大体划分为三派，即绿林派、士官派和陆大派。绿林派是张作霖的哥们弟兄，主要有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他们是老辈人物，掌握的部队量少质差。士官派，是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军将领，主要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是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既是士官出身，又在老帅张作霖手下居首辅地位。陆大派，这一派的首领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其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
奉军的主力部队都掌握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派的手中。杨雨霆身任总参议兼参谋长，是奉系中最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受老帅之托，辅翼少帅。少帅当时统率的奉军劲旅，一般事务均由郭松龄掌握，张学良很少过问。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郭松龄对张学良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在奉军中，郭松龄是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两个人才干相埒，亦都专横跋扈。为了争权夺势，积怨甚深，几达势不两立。郭松龄经常说：“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郭松龄要想去掉杨宇霆，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此次反奉，就包含这个清君侧的内容。
其远因之三是战略思想严重分歧。主要分歧是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穷兵黩武。张作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杨宇霆也想在关内占有一块地盘，做一个省的土皇帝。为此，他们都主张用兵关内。郭松龄坚决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郭松龄曾向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①这个看法，得到很多奉军将领的赞同，认为有理。但是，杨宇霆却觊觎江南鱼米之乡，力主用兵关内。这和张作霖的主张一拍即合。张作霖驱兵南下，直达长江流域。但由于一字长蛇，孤军深入。加之奉军纪律败坏，闹得民怨沸腾。不到两个月，奉军就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赶了出来，还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这完全应验了郭松龄当初的预言。杨宇霆、姜登选失掉了地盘，张作霖却让郭松龄出兵去夺。这让郭松龄十分气愤。因此，郭松龄反奉的决心便越来越强了。
再说近因。
其近因之一是对奖赏不公的强烈不满。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三八旅”顶住了直军的猛烈冲击，扭转了危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出力最大的也是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的军队。当时，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三军，和以姜登选为军长、韩麟春为副军长的第一军，组成第一、三联军。这个联军的主攻方向是山海关方面的直军主力。负这个方面指挥全权的是郭松龄，另由姜登选、韩麟春在山海关侧翼的九门口开辟战场，所指挥的军队都是由张学良、郭松龄部队临时调拨的。这次战争，奉军取胜，一三联军功不可没，郭松龄出力最大。但论功行赏，却没有郭松龄的份儿。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杨宇霆当上江苏督办。
郭松龄原以为安徽督办非他莫属。安徽督办一席虚悬，暂由省长吴炳湘护理。郭松龄事先做好了上任的准备。安徽的王普是郭松龄陆军大学的同学，有一师部队驻扎皖南，欢迎郭松龄来安徽。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驻扎安徽蚌埠，以为预留地步。他还派军需处长张振鹭两次到安徽，调查财政收支情况。又派陆大出身的任过骑兵团长的彭振国去当安徽督办署的参谋长。这一切都是郭松龄的安排，布置停当，就等走马上任了。原来张作霖也考虑把安徽督办给郭松龄，江苏督办给姜登选。但由于杨宇霆自荐当江苏督办，就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于是，郭松龄的安徽督办就泡汤了。这使郭松龄大失所望。后来姜登选到任后，又立即撤去彭振国的参谋长职务。
杨宇霆的自荐，是否是他的一个排斥异己的策略，不得而知。但确实达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这个安排对郭松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他的强烈不满。
对此，张学良心知肚明。为了缓和矛盾，张学良有一次对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说：“将来他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让魏益三劝说郭松龄少安毋躁，等待时机，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近因之二是对张作霖拟签订卖国密约的极端愤慨。张作霖欲与日本签订密约之事，是郭松龄在日本偶然发现的。1925年10月，国民军和奉军都派人到日本观操。国民军的代表是韩复榘，奉军的首席代表是郭松龄。他们都住在东京帝国饭店。有一天夜里，郭松龄来到韩复榘的住处，神秘地说道：“有一件希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这次我刚到东京之后，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我，没有谈几句话，就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我说：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于是来访者无精打采地走了。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接着，郭松龄义愤填膺地说道：“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由于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郭松龄举兵反奉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
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识地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结盟，郭松龄采取了主动。前文已提到，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郭松龄还说道：“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别人说。”韩复榘深知事关重大，严肃真诚地答道：“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请你放心好了。”
韩复榘于11月5日回到绥远特区的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当时因为冯玉祥和孙传芳暗中联络，抵制奉军的侵逼，遭到奉军的质疑，苦无对策。而且，张作霖派许兰洲、郭仙桥到包头去见冯玉祥，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玉祥派兵帮助他去打孙传芳。若不同意，就不予谅解。同时，游说冯玉祥，奉军可以让出保定大名防地，且支援他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大炮。
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服。冯玉祥心急如焚。当时无法，只得勉强同意，达成了合作对直系孙传芳的办法九条。因此，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但还是谨慎地说道：“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韩复榘马不停蹄，次日即折返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19日，即派其亲信李坚白、亲弟郭大鸣，由冯玉祥的老参谋长时任京汉路局局长的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约全文如下：“甲（指冯）乙（指郭）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生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1，直隶、热河均归丙（李景林）治理。甲为贯彻和平主义，对热河决不收取。保大京汉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隶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山东听其自然变化，但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之。2，乙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消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起见，改造东三省政府。前项改造事业，甲以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五）以后两军犯左列条件之一者，此约无效：1，为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3，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六）中央政府之组织及施政方针，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悉依国民公意，甲乙两军竭诚拥护，决不干涉及掣肘。（七）此约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冯玉祥印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龄印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彻夜与李坚白等洽商。冯玉祥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李景林要求把直隶、热河两省划拨给他，面露难色。郭松龄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言外之意是过后可以商量。这样，冯玉祥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签订了密约，冯玉祥还郑重地签了字。冯玉祥又加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一起，陪同郭松龄的代表即日回津。郭松龄见到了熊斌，对签订的密约完全赞同，并也签了字。
李景林为什么和郭松龄一起反对张作霖呢？因为郭松龄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命李景林进攻热河。因李景林是直隶人，图谋直隶地盘。便在攻下热河后，率领骑兵直捣天津，并占领了天津。驱逐了直隶省长王承斌，霸占了省长公署。这就打乱了张作霖的战略部署。张作霖大怒，要杀李景林。郭松龄劝阻张作霖说，我军刚入关，就阵前斩杀大将，于军心不利。张作霖听了郭松龄的话，没有杀李。为此，李景林很感激郭松龄。听到郭松龄要反奉，李景林表态道：“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
最后，郭松龄在天津督署，与国民军代表熊斌和李景林共同协商合作办法。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也出席参加。会上，李景林对国民二军在直隶的行动表示不满。熊斌当即诚恳表示：“国民二军的纪律，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冯总司令已下令并派人前往制止，今后彼此一家，当更不成问题。”李景林在会上的表态也很好，保证他的部队将随郭军之后向山海关方面移动，以资接应。郭松龄表示，希望国民军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
就这样，郭松龄、冯玉祥和李景林结成了并不紧密的反奉三角同盟。
有了郭冯李的三角同盟，郭松龄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起事。
这里随带插叙一笔。据参与其间的当事人回忆，张学良对郭松龄反奉是有所察觉的，甚至是完全知道的。在天津，郭松龄曾向张学良建议：“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还毫不隐讳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何柱国回忆：“郭向张所说的这番话，是郭松龄被处死以后，张学良亲自与我们谈起的。说明郭松龄愤懑不平，要打倒杨宇霆，推翻老将，张学良是知道的，却不料郭动手这样快。”
11月20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疑心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是别有用心，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和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同郭松龄谈了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郭军第二旅旅长刘伟知道。他说：“郭鬼子说我们打胜仗，杨宇霆、姜登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给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是不愿意打了，还是回去好好整理东三省吧！”并且说：“我们拥护你来干！”张学良说：“那怎么行呢？”但对郭松龄的这个异常表示，张学良没有给予特殊和坚决的驳斥，只是说：“你看着办吧，我走了。”“张学良骤然听到郭氏的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经出现混乱。张学良叫专车直奔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看到一列一列的军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在军舰上也已收到。军舰的火炮可以击毁郭松龄的军车，但张学良不让开炮，说：“都是我的部下。”这是后话。
郭松龄是于10月24日从日本被张作霖用急电召回奉天的。张作霖命郭松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郭松龄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为张学良，副军团长为杨宇霆的士官同学于珍，下辖八、九、十三个军。于珍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第三方面军的编组工作，统由郭松龄负责，因而他得以控握第三方面军大权，为他举兵反奉提供了先决条件。
11月22日深夜，郭松龄由天津发出三个通电。这三个通电是郭松龄举兵反奉的政治宣言，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通电是原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的手笔。电文是四六骈体，佶屈聱牙。主题是反对内战，主张罢兵，废除苛政，兴建三省，拥戴少帅，劝张下野。电文称：“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额日亏。”“军旅迭兴，赋敛日众，邑无仓积，家无盖藏。”郭松龄主张：“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税，严刁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在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痛责张作霖，而是提出郭松龄自己要“翊佐”张学良，并劝说张作霖下野，“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①，以表明举兵反奉的大公无私。
第二个通电旨在表明举兵反奉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具体提出罢免杨宇霆、拥戴张学良的主张。电文称：“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司令。”
第三个通电是完全针对杨宇霆的，即《讨伐杨宇霆之通电》。这个通电，在屡述杨宇霆的种种罪状后，再次提出罢免杨宇霆。并表明“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起来，郭松龄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实际上，张作霖在看到这个通电后，把电文拿给杨宇霆看，示意杨宇霆辞职，杨宇霆心领神会，于２４日晚“不辞而别”，潜往大连去了。
综观这三个通电，其主旨是：第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二，拥戴少帅，谴责老帅；第三，讨伐宇霆，以清君侧。总之，郭松龄的三个通电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上台，清除杨宇霆等人，实行民主共和政治。
郭松龄的举兵反奉通电，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声援。
11月25日，冯玉祥发布讨伐张作霖通电，指责张作霖“不顾国家安危，人民死活，一味好战，祸及直鲁，近逼京畿；沪案发生，忍心为虎作伥，纵兵残害学生、工人，违背人道”。劝告张作霖“应当及时引退……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李景林在郭松龄发表通电的当天，也发表了一个通电。但其强调郭松龄反奉是“清侧之役”，要求惩办杨宇霆。请求张作霖“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
11月25日，广东国民政府等革命团体，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卖国的段祺瑞执政府和奉系军阀，声援郭军反奉行动。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打倒张作霖！”“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大会号召“各革命团体，联合一切反奉的军队，以扫荡扰乱中国、荼毒民主之最残暴势力”。
11月29日，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系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在全国的声援下，郭松龄的部队也进行了政治动员。有的部队还编出顺口溜，以鼓舞士气。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编的：“郭军长真不善，领着大军回奉天，去大帅，锄大奸，解除百姓苦，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与地冷，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