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杂志的驻华记者兰德尔·古尔德更是概而言之地说：“……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孙夫人那种温文尔雅、但又具有烈焰般内在的品格。凡是见过她的人都喜爱她，并且深深地敬重她。”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美：衣服、面貌、心灵、思想。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又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大胆、追求、思考、果敢。我认为，宋庆龄正是这两者最完美的结合，这也恰恰就是构成她独特魅力和永远年轻的根本奥秘。
情之所钟
恋爱与婚姻
来参观中山和宋庆龄故居的外国友人，特别是妇女，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她和中山先生的感情问题。
说实话，厨房相当令人失望，既小，又不现代化。当然，在她和中山先生共同生活时，也就是半个世纪以前，也许还过得去。莫利哀路29号的那个厨房，当时就有两个灶，有可以做西餐的一些家什。但看看餐厅的那个饭桌吧，广东式红木镶边大理石的老式小圆桌，边上六个圆凳，可以想见是无法大摆筵席的。从帝制转向共和，中国的第一位大总统和夫人的生活确是简朴的，与宫廷的富丽堂皇、淫逸奢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宋庆龄故居呢？北京的不算，因为那是因工作需要，在她晚年给配备的官邸。就庆龄而言，她从来是乐于住在上海她那座小小的船形房屋里，并始终以此为家的。据说，原先建造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个退休的希腊船长，因为无法忘情大海，把房屋设计成船的形状。现在站在屋后草坪上，可以看到它不仅外形确实如船，连窗户都是圆形——舷窗式的。
庆龄喜爱这所房子的理由，是因为在她人生的大海里这里曾是她的港湾吗？还是因为她的一生始终是在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呢？没见过文字记载，也没听她的亲友说过，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证实，她确是以此为家的。凡是于她有纪念意义的文物，她都一件件慢慢搬来，珍藏于此。院里的香樟树、花木，有些是她亲手栽种，她父母后来补送的嫁妆，那套柚木家具，也一直在这里陪伴着她，为她终身使用。
至于她的厨房么，似乎比莫利哀路那间还要小，冰箱式样很老很旧了，装备丝毫也不现代化，不像女主人一直活到了80年代的样子，或者说，女主人没工夫为厨房更新换代。可见这位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在个人生活上确实自奉甚俭。这也许是当今许多思想意识里封建残余很多，而衣着打扮、饮食起居追求现代化甚剧的时髦人物难以想象的吧！
但是，仔细想想，这才是宋庆龄呢。首先，这十分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说她是为了当世界上第一个“第一夫人”，才攀附一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丈夫的无耻谰言。当年，在本世纪初，她的婚姻确实引起过轰动。这不奇怪，在中国这样一个盛产流言飞语和传奇故事的大温床里，封建卫道士和坚决反对离婚的基督教徒们结成了神圣同盟，向他们发起了猛烈攻击，宋查理和孙中山的敌人当然更是借此大做文章，甚至把她叫做“投机家”。但是，拥护者更多，思想先进的人热烈欢呼，因为这是确确实实自由自主的反封建婚姻。庆龄嫁给孙中山并不是当他荣任总统之际，而恰恰是在他下野流亡日本之时。此外，这位“投机家”由于这桩婚姻还大大降低了她自己的生活水平。一般人也许不知道，宋耀如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奉献了多少精力和金钱：他的印刷厂表面上在印《圣经》，而实际上大量印着革命传单及革命出版物。他的面粉厂、纺织厂的大部分收入都做了革命经费。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宋耀如是上海有名的富翁，是西方机械产品在上海的第一个代理商。在大多数中国农民还在穿着自织自染土布衣裤时，宋家的花园洋房里已经摆满了外国的陈设。霭龄、美龄都是上海上流社会阔小姐中的顶尖人物，就是庆龄自己从美国回来后给她的朋友信上也曾这样说：
“……我们这里和你们那里非常相似，我们的住房和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因此你有时也可以不把我想成一个充满着东方情调的遥远的朋友，而想成就是你住在闹市的一个美国朋友。因为上海实在非常现代化，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亚特兰大街更为繁华。我们的房屋舒适而宽敞，种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有很多卧室、澡盆和厕所……”
庆龄写的只是一个使人知其大概的朴素轮廓，据当时去过他们家的亲友的描述，那是更为豪华得多的景象。不但窗帘、地毯等都极为贵重，仅就浴室来说，里边拥有的也是“漂亮的苏州澡盆，外面金龙环绕，里边绿釉闪光……”
这样的物质条件，无论是莫利哀路，还是她那条心爱的“船”，都是望尘莫及的。
同时，这似乎也可以作为“她爱他吗？”“她嫁给他究竟是由于英雄崇拜，还是真正的爱情？”的最好回答。
如果我们不把爱仅仅看做赤裸裸的性关系，而承认其中包含着精神因素：思想的一致、理解、尊重、信任与感情的相互吸引……的话，那么，结论自然是：庆龄是真正地爱孙文的。
庆龄对孙文是英雄崇拜吗？我想是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英雄崇拜与爱情对立起来呢？难道这个世界上含有英雄崇拜的爱情还少吗？
庆龄从小就崇拜孙中山，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从她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孙中山经常进入他们家时就开始了。
在庆龄刚刚懂事的时候，要在中国建造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就在宋查理和孙中山的心里成了不可遏止的热望。这两个年轻人像孩子一样把客厅里的一切东西全都搬开，在地板上画上全国地图，标上各省各城的名称。接着就叮叮当当地制造铁轨，改造玩具机车并驱赶它在铁路上行走。当宋查理的机械师才能使得这列小火车居然从地板上的这个省驶入那个省，从这个城市到达那个城市时，究竟是这两个大人的欢呼声更响，还是霭龄和庆龄这两个孩子的欢呼更响，几乎是无法分辨的。
当姐姐霭龄极为神气地说：“长大了，我要造真正的铁路”时，小小的庆龄还不会说什么，但她是以怎样尊重的眼光看着爸爸和孙中山啊！
宋耀如深情地望着这地板上的铁路，满怀热望地说：“有一天，中国的铁路能真正这样横贯五湖四海时，我死也瞑目了。”
孙中山指着孩子们应声答道：“一定能有这一天，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建造自己的铁路。”
庆龄那时还在呢喃学语，但从她那沉思的、早熟的目光里，流露出的自豪与狂喜，是可以解释成对孙中山把自己与父亲这样的大人并列在一起的深深感激的。
她从什么时候起就觉得孙中山与众不同了呢？至今还无文字可考。但可以断言，从她知道他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革命党人而为他担心开始，他就不仅在她的脑海里，而且在她的心房里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了。
在那个皓月当空之夜，庆龄在宋家书房里，斩钉截铁地对孙中山说出“我也要和你一样”，因而使宋耀如和孙中山大吃一惊，从此对她刮目相看时，她才十三岁。说她那时对孙中山已有萌芽的爱未免过分牵强，但是无论是用中国传统常说的豆蔻年华少女的朦胧倾心，还是用西方弗洛伊德潜在的性意识来分析，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心中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则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这时，她还是把他当做一个父亲的朋友，一个叔叔辈的大人来看待的，但是，到美国后，随着青春期的来临，随着思想的成熟与开放，无论她在回答历史学教授的提问：“你的思想是受到家庭影响吗？”还是在检验自己革命人生观形成的过程时，庆龄都已在感情上时刻把孙中山和她自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我们说这种感情只是一种伟大的友谊未尝不可。但在男女之间，从友谊到爱情的升华往往只是毫发之间，只是在一个瞬间就能飞跃的事。而越是有人生目标和思想的一致的友谊做基础的爱，就越有强大的爆发力和惊人的持久力。这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样，当庆龄作为孙中山的秘书，成为他不可缺的助手，成为他配合默契、心心相印的战友时，工作中和生活上频繁的接触，就更激起她对孙中山的崇敬与仰慕。孙中山的高尚品德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在宋庆龄纯洁的心灵中日益形成难以抗拒的引力，加上女性对失败英雄特有的同情与保护心理，她对他的爱情已是根深蒂固，瓜熟蒂落，不可更改的了。
1914年秋，宋庆龄要回祖国探望早已从日本返沪的双亲，临别的时刻，她忍不住对孙中山倾吐出内心的隐秘：“我多么想永远和先生一起工作，永不分离啊……”
宋庆龄的聪慧、美丽，对革命工作的满腔热情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早就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此刻，看着她那羞涩而又坚定的神情，孙中山十分惊喜又十分感动。可是他年长她几乎一倍，又是有妻室子女的人，他不能不替庆龄考虑：
“谢谢你，庆龄。可是你太年轻，我……”孙中山慎重地说，“再说我现在还在流亡之中，革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我的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我知道，”庆龄轻轻地说，“我小时候就听你讲过，要是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和你一起，为几万万同胞争取自由和幸福……这样的生活是我早就向往的。”
“你的父母会怎样看？你最好还是征得父母的同意以后再做决定。”“我的婚姻由我自己做主，”庆龄说，“我决心要同你一起生活和工作。”事实证明，孙中山的疑虑不是多余的，庆龄的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向开明的宋耀如在对待女儿的婚姻上也未能免俗。他可以允许霭龄和丧偶的孔祥熙婚姻自主，但庆龄竟与他多年的好友恋爱，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以为这是女儿的一时痴迷，便千方百计地说服她，并立即为她在上海找了一个名门子弟。一向温和的庆龄却坚决要维护她的婚姻自主权，大怒之下的父亲就把她反扣在房间内，希望时间和距离会慢慢淡化她的感情。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庆龄通过一个一向爱她的女佣的帮助，从窗户里逃出，连夜乘船前往神户。对于一个当时的中国少女来说，这是一个极有勇气的革命行动，因为这不仅有违亲情，也触犯了传统的孝道。孙中山对庆龄的感情早就在冲击着理智的堤坝，难得庆龄已对他做了允诺，他就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障碍和卢氏夫人办离婚手续，做好了和庆龄结婚的一切准备。在她到达的第二天，他们就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妇。
知道庆龄出走，宋耀如立即乘船尾随而来。26日，庆龄到达的第三天，宋耀如一路风尘地出现在孙中山东京的寓所，他想赶来为阻止这桩婚事做最后的努力，可是一切都晚了，迎接他的是一对新人恭谨的笑脸和一份已经签字生效的《婚姻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永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誓约人宋庆龄
见证人和田瑞（章）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宋耀如默然了，他不愿发生的事已成了无可挽回的事实。愤怒、失望、伤心……种种不可名状的复杂情绪几乎使他不能自持，以致孙中山和庆龄向他保证：他们是幸福的，他们从此将更好地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实现共同奋斗到最后一息，他们将永远是他最忠实的同志和亲人……他都充耳不闻。
宋庆龄对父亲万分内疚，她为他十分痛苦，她原是十分爱他的。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是：让时间治愈他的创伤，让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多余的，他的爱女是幸福的。
确实，她当时唯一的遗憾只是她深爱的父母对她的不理解。然而，她又是无可比拟地幸福，因为，她深信这一切都会很快过去，她认为她的婚姻是完美的。
庆龄方式
如果没有死亡，庆龄的婚姻是完美的。尽管他们的婚姻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但引起这场风暴的一对当事人却是宁静的，幸福的。
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正在美国专心读书，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不能相信。很重亲族感情的庆龄，为了争取他们的同情和理解，写信给他们说：“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活动的中心。”
婚后不久，庆龄在给美国的同学安德逊的信中谈到自己和孙中山的婚姻：
“婚礼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俩都不喜欢铺张和各种繁文缛节之类的东西。我很幸福。在英文信件方面我尽可能地帮助我的丈夫。我的法文大有长进，可以阅读报纸，能容易地边看边译了。你瞧，结婚对于我们好像是上学一样，只是不用担心考试罢了。”
至于孙中山，更是享受到这个婚姻的完满幸福。他虽已年近五十，但像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一样，不知爱情为何物。他的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为他娶来的，他在一起待的时间很短，不足以培养彼此的感情。那位卢夫人虽然很贤惠，但丝毫也不理解自己的丈夫为什么终日奔波，殚精竭虑地要使中国现代化。他俩虽然生有子女，但从精神上说则完全是陌生人。而庆龄不但年轻美貌，受过良好教育，完全理解他的宏图大略、愿望和理想，又愿意与他同甘共苦，对他的一切都竭力支持，是他志同道合的同志。庆龄实际上不仅仅是他的秘书，而且是他的翻译、机要员和最亲密的政治顾问。连孙中山的贴身侍卫马坤都直言不讳地说：“中山先生的工作人员中最得力的实际是夫人。她不但对他从无一点干扰，而只有她才能使他在动乱生活中起居安定，心情舒畅……”这就难怪孙中山在给他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心满意足地说：
“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事实正是如此，他们每天辛勤地工作，晚上则在一起读书、看报和聊天。为了使孙中山能很好地得到休息，庆龄不但陪他散步，打网球，有时还专门为他在家里放一场电影。庆龄的年轻、活泼、热爱生活、善于生活，不但使得孙中山十分幸福，而且使得他这位出名的“老古板”竟也年轻和活跃起来。庆龄晚年时曾有一次对她的一个秘书说过：“我年轻时是很活跃的呢！跳舞、打球、游泳、骑马，样样都来的。”她所指的年轻时，除了她的少女时代以外，恐怕就是她和孙中山共同生活的这段时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