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对夫妇自己生活得充实而幸福，但当时的革命形势越来越糟。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划，袁世凯终于彻底撕下了伪装，于是年12月23日将中华民国改制为“中华帝国”，把1916年订为洪宪元年，并决定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大典。
随着时局的变化，对孙中山的攻击越烈，利用他的婚姻大造舆论的丑剧也越演越热闹，流言飞语越传越甚了。有人甚至说：宋耀如正在逼着自己的女儿与孙中山离婚云云。宋耀如毕竟是个倾向革命的开明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决绝的态度给这对新人、特别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带来的不好影响时，为了阻止别有用心者继续造谣生事，以维护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声誉，他立即说服倪桂珍，特地补送了一份嫁妆，还买了满满一箱《圣经》，故意大张旗鼓地送给这对新婚夫妇。这就是现在挂在宋庆龄纪念馆里的那套结婚礼服和那套著名的陪伴了她终生的柚木家具。东西虽然不多，远与宋耀如的富翁身份不符，但毕竟是做出了和解的姿态。
社会上的流言飞语渐渐平息了下去，但宋庆龄知道，父亲心里并没有原谅她，特别是不能原谅他的老友孙中山。当时流传很广的宋查理的几句谴责的话是对他的老朋友伯克牧师说的：“比尔，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你替我想想，一个是我亲生的女儿，一个是我的生死之交的朋友啊……”
对庆龄这个很重亲情、感情又很细腻的女子来说，她虽然对她的婚姻终生不悔，同时又为伤害了父母而不安，但动荡的政局几乎不给她一点时间去补救。先是得集中精力对付袁世凯。蔡锷在云南通电起义，接着各路诸侯奋起讨袁。宋庆龄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以别矣。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唾骂中死去。有人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但宋庆龄不这样看，又积极协助孙中山起草《规复约法宣言》。庆龄就这样始终处在政治旋涡的中心。1917年春，她在上海致书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时说明中国在欧战中严守中立的立场，义正词严地谴责那些为一己私利，企图把中国推向战争的野心家，她说：“有很多自私的野心家正竭力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为了些微小利，不少人竟甘愿牺牲他们国家的命运。我的丈夫为中国的独立，几乎贡献了他的全部青春，他敏锐地感到有些官吏的卑劣行径，他们视金钱和个人的地位胜过于真理、忠诚和自尊。”
7月1日，又一次复辟丑剧开场，张勋拥立废帝溥仪重新在紫禁城登基，国号“大清帝国”。
7月6日，宋庆龄随孙中山赴穗，协助进行“护法”活动。
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庆龄一时为之忘掉一切国忧家愁，十分兴奋与向往。除日常革命工作和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法文翻译外，又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做准备。
她没有时间去想，也没有意识到，死神正在大步向她的亲人走来。她的父亲宋耀如积劳成疾，病已很重了。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在上海病故，当父亲病危时，庆龄曾从广州赶来，随侍身边，极尽孝道，但终于回天乏力。他在弥留之际留下的遗言是：“我死后不要纪念，让我无声无息地离去。”
但人民不会忘记他，从小受他教育的庆龄更无法忘记他。父亲的死在庆龄心中留下的伤痛是终身的。接着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接着是1922年，死神再次向她走来。1922年广州陈炯明叛乱时，为了掩护孙中山安全撤离，宋庆龄一直坚持在总统府不肯离去，直到早上八点才开始突围。她当时的名言是：“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在她著名的文章《广州脱险》中她曾描述：“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离开一个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她也描述了她怎样最后扮做农妇，怎样最后与中山先生会合，“真如死别重逢”。但是她没有描述那件最令她伤心的，又是终身无法弥补的憾事——她怎样流产，向死神交出了她唯一的孩子。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大无畏的宋庆龄始终和孙中山并肩携手，安慰他，帮助他，支持他，出生入死，从不气馁，直到死神第三次向她走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死于肝癌。他们在一起仅仅共同生活了十年。此后她孀居了整整五十六年。然而庆龄认为她是幸福的。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每个人对幸福追求的方式也不同，同时，每个人又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待生活。庆龄一生执著地走着她独特的人生之路，也始终用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婚姻和爱情。
孀居五十六年，这是一段多么漫长的岁月。这期间有多少辛酸、痛苦，多少风风雨雨，又有多少谣言，甚至恶意中伤啊！
安娜·斯特朗曾义愤填膺地写道：
“她过去的共事者想以诽谤毁坏她的名声，经常有人造谣说她与在俄国或在德国的这个人或那个人结了婚。任何有名的中国革命者，只要前来找她共事，都可能被说成是她的新丈夫……这类诽谤也许还不如另一类诋毁更令她恼火，有人散布谣言，说她根本没有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
甚至直到她的晚年，那些无耻谰言还在追逐着她飞短流长。这次采访中，不少她的朋友，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我：“你听到过对夫人的一些谣传吗？”“是的，”我说，“听到过一些。”“你怎样看？”他们往往热切地问道。“即使她再嫁，也丝毫不减少这位伟人的光辉。”我说。工作人员说：“但是她没有再嫁呀。”
可不是吗？庆龄在1924年和天津妇女界一道为妇女解放运动奔走呼吁时，就曾说：
“让妇女在法律、经济、教育等方面与男子平等；让女儿和儿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废除培养‘贤妻良母’的旧教育制度，把女子培养成为真正的人。严惩沉溺女婴，虐待妻子儿媳……废除婢女、纳妾制度、童养媳及娼妓；……消除贞女烈妇等荒唐的荣誉观念，包括树碑立坊；让男子与女子或寡妇首先建立社交关系，以便相互了解，再谈婚姻；给婚姻不幸的妇女再婚的权利；尊重青年妇女不结婚的自由。”
所有这些思想，在80年代的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进步的与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宣言几十年后的人，竟还公开地或隐隐地希望把她纳入贞女烈妇行列中去，不觉得可笑吗？
他们欣慰地笑了：“谣言毕竟是谣言。不过我们在她身边的人都很气愤。”“夫人呢？”“有些谣言夫人并不知道，有些她一笑置之，她生活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
她的感情世界的中心仍然是革命，是振兴中华，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呼吁和平，制止战争。这是中山先生的遗志，也是他们结合的基础，也正因此，她对中山先生的感情保持了终身。
在她晚年，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描写孙中山的影视及书籍逐步多了起来，她都用心观看，其中自然有不少涉及她的篇幅。
一次，影视中的宋庆龄不知为何勃然大怒，把一只花瓶掷得粉碎，她只笑了笑：
“我为啥要掼碎花瓶呢？我一生从来没有掼过东西。”一次，一部片子里写到广州脱险，拍到她再三劝中山先生先走，中山先生不肯，她跪下哀求时，她生气了，说：“我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下跪，对他也一样。”稍歇又补充说，“Dr．孙怎么会容许我在他面前下跪呢？”原来她的愤怒还是为了他的形象。
一些影视中，宋庆龄频频叫唤中山先生：“逸仙，逸仙，逸仙！”她边看边摇头说：“咦，难道我什么时候这样大喊大叫过吗？从来没有的。”
一同看电影的人都笑了，因为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的感情深沉而含蓄。直到晚年，她在人前谈到孙中山时也从未直呼其名，更别说大呼小喊的了。她从来尊称他先生，或是唤他Dr.孙，这是她从年轻时就养成的习惯。她从不因地位的改变而张扬起来，也从不因与孙中山的婚姻关系而有所攀附，她终生是个人格独立的、极其自尊又平等待人的战士。即使她身后，她也不愿因她而对中山陵有一丝一毫的改动。她宁肯悄悄地垂依父母膝前，与李姐李燕娥并列。
正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爱人的，每个人也都以自己的胸怀度人。居然有闲言碎语说她不愿安息在中山陵是因为对中山先生没有感情了，堂堂国母嘛！理所当然嘛！不肯？还不是后悔她的婚姻了……是这样吗？庆龄在结婚几年后，曾对友人追述过她那迅雷不及掩耳的婚姻：“到了神户，才知道他已办完了离婚手续，准备和我结婚了。他解释说，他若不办离婚，别人就会把我当做他的妾，这种花边新闻会损害革命的。我同意了，也无所反悔。”
此后，也终生无所反悔。为这个婚姻，她和她爱之极深的父母几乎决裂。为这个婚姻，她忍受了多少恶意中伤，谣言诽谤。
为这个婚姻，她投入了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从此走上了终生不得安宁的暴风骤雨般的人生道路。
为这个婚姻，她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性情。据许多人的回忆及文章记载：庆龄抛弃了她所至爱的恬静的书卷气的家庭生活，而必须学习着过公众生活。她在写信给一个美国朋友时曾坦率承认：
“你们知道我最不喜欢出头露面，但自从结婚后，我不得不参加本想逃避的活动。中国人不像欧洲人，他们往往不把伟大的称号和荣誉授予当之无愧的人，而授予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我每天都要会见不少人，事实上是社会环境逼迫我从小天地中走出来……”
为了这个婚姻，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成了第一架国产飞机的试飞员…………
……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深厚爱情的紧密结合，这一切是可能的吗？直到晚年，这种深厚的感情还不时流露在她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中。
一次，阿姨给她服药，她挑出几种药告诉她，这些不能混合服用。在吃晚饭时，她忽然静静地一笑，对与她共餐的秘书说：“这药不能这样用，还是年轻时Dr．孙教我的。你知道，我从Dr.孙那里学了不少医学知识呢。”
一次，请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吃饭，庆龄告诉服务人员，要买娃娃鱼。她记得这位客人喜欢吃娃娃鱼。对待朋友，庆龄从来这样体贴入微。娃娃鱼不好买，好容易买到时，庆龄很高兴，教给厨师怎样做，情不自禁地又对秘书说起，原来她也不敢吃娃娃鱼，因为她虽是广东人，却不在广东长大。“这都是孙先生在广州时教会我的。”她笑得那样璀璨，使得秘书一下子想起她年轻时的照片。
一次，她到东北视察，视察完以后，她专门绕道上了秦皇岛。她迎着海风在秦皇岛岸边伫立了很久很久，什么也没说，就回来了。随行人员当时很奇怪。后来，有个随行人员在阅读孙中山传记时偶然发现：孙中山在整个建设中国的规划中，曾设想在秦皇岛建立通用大港……这才懂得夫人这次为什么非得绕道而行，又那样长久地默默伫立。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像风和日丽时的大海一样平静无波；但岁月的河流在她心中汹涌，她感情的波涛是否也和风暴中的大海一样卷起了万顷狂澜呢？庆龄没有说。
她什么也没有说，人生就是这样奇怪，越是肤浅的感情越是需要表白，而深厚、持久的感情往往难于用语言表述……这次，采访她的亲朋故旧时，一位曾追随她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同志告诉我说：他追随夫人工作多年，知道夫人平时很少流露感情，可此次，结束会议后在巴厘岛小憩时，夫人竟在海边散步很久，一再流连和赞美，还喜笑颜开地和大家开起了玩笑……“为什么呢？”我问。“夫人没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他摇摇头。“你就没有猜想？”“猜想当然很多，但不好瞎讲的呀！”
我再三请求，他有点迟疑，但最后仍什么也没说。我很沮丧。
没有想到，在离开上海前，我又一次徜徉在故居时，陪我们的讲解员忽然指着一件摆饰说：“巴厘岛。”
“什么？”我几乎跳了起来。走近细看，果然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写着：巴厘岛。
我的心忽然这样温暖。是的，巴厘岛。放在她家里重要位置的巴厘岛。这就是使庆龄在晚年一反常态、那样为之动情的巴厘岛。
我的心忽然又那样惆怅。是的，她没有和他一起去过巴厘岛。但中山先生青年时代在南洋一带长期流亡，在这里奔走过。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他们中间有什么默许，什么向往，什么默契？是这对相爱夫妻间的什么密约，什么允诺呢？庆龄在巴厘岛时没有说，后来也没有说。一切都已成了永远的秘密，没有人能知道了。
我默然无语，几乎忘了展品是不允许动的，极想伸手去触摸那个“巴厘岛”。不知为什么，我认定这件雕刻是温热的。不是为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因为相爱者的秘密对于外人是不会显示的，而是为了庆龄几十年后，在她垂暮之年在巴厘岛的青春再现。
要知道，忘情对于这位伟大妇女，即使是在青春年少时也是少有的，因而它必定是极为神圣、真挚、热烈和应该祝福的。
记得还曾有同志对我说过，有人指责庆龄在几次中山先生纪念活动日不公开出场。但是人们可知道？每到这些纪念日时，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满怀哀思。因为每到这样的日子，夫人比平日更要静默寡言。从清晨就穿上哀悼的黑衣，放下窗帘，独自在卧室里默坐一天。
她是在哀悼那位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她亲密无间的战友、同志、老师和心爱的伴侣么？还是在追忆往昔的岁月？
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能说。这中间有多少欢乐，多少痛苦；多少颠沛流离的日子，多少布满荆棘的征途；多少胜利时的重逢，多少战火中的别离；多少誓约，多少密语；多少向往，多少希冀……对于局外人，是早已消逝了的过去；而对她，却仍然如镌如刻、永志胸臆……是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人。而这，就是庆龄方式。遗憾哪！自私贪婪的人们从不相信世界上有自我牺牲和奉献，而只相信占有和掠夺。市侩的人们也只会用自己狭小的胸襟去揣度别人，苛求、猜疑乃至于恶语伤人；却决不肯去理解与学习那些真正的高尚，广阔的胸襟与忠贞，深沉的感情！
否则，这个世界上该减少多少风波，消除多少丑恶啊！
信仰的力量
许多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希望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从此销声匿迹，而由自己任意解释或干脆以孙中山的名义行事。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莫夫对此有过很精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