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中国传播思想史:近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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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传播思想(10)

辛亥革命后,黄远生选择新闻记者为终身职业,除兼任上海《时报》、《申报》驻京特约撰述外,1912年11月21日,又同蓝公武、张君劢合办《少年中国周刊》。在指斥时弊、主持公道,启迪民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黄远生、蓝公武、张君劢三人被誉为“新中国三少年”。《少年中国周刊》,也因“敢言直谏,屡批逆鳞”,被看作“总统府的都察院”。每期刊印2000份,出版后不数小时内,即以告罄。创刊不久,内外之议蜂起,有夸奖过甚者,有妄相精度者,亦有平日同志以矫激相规者。影响之大,波及国内外。正因为时局动荡,禁忌又多,广大读者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都非常关心政局的变化。《少年中国周刊》则“今尽吾党良心之所欲言者,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黄远生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即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治。他说:“立宪的政治,今世界之大势也。世界不立宪之国家,其所有存者,今几何矣。然同一立宪,要自有本国之特性。”黄远生认为,民国建立后,中国并未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国民仍处于奴隶地位,国家也只有专制,没有法治,报纸也根本不可能为国民的疾苦去呼喊。为了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他主张实行法治。黄远生认为,民初政局弄得那么糟糕,是因为袁世凯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结果。黄虽然对袁世凯有过较长期的幻想,但后来毕竟看到自从袁窃国后,辛亥革命不过成了“改朝易姓,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之事。他尖锐地指出:“政治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复烂于袁总统而已”。由于专制余毒犹在,国民无法享有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由于袁世凯蓄意培植私人势力,资产阶级政党的内哄,演变成党争不已、互相攻讦的局面。报纸沦为政党操纵舆论的工具,践踏了国民的意愿。

黄远生忧国忧民的思想,贯穿在他的新闻观点里,也体现出他的新闻实践中。他所报道的,大都是全国民众关心的重大政治新闻。而且往往是读者欲知未知的国计民生大事。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自述办刊动机,乃因“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他认为创办《少年中国》的目的,在于“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

(二)客观真实,不说假话

报道要客观,评论要公正。黄远生主张“选言记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对于政党,对于政局,论事不存成见。例如《三大势力之警告》,他当时属进步党,他的朋友也是进步党居多,但他在此文中,把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比较,认为国民党毗于“进取”,“有将来而无现在”;进步党毗于“保守”,“有现在而无将来”,对于袁世凯,“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祸魁”。

黄远生主张报章文字,“当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系统”;“逞臆悬谈,腾其口说”,为其所不取;偶有差错,他也敢于公开纠正。“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日后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于有主张”。因此,他所写的政论与短评,一般都要由本人证实过的材料,才肯相信;然后再综合事实,据事论理,予以评述。

黄远生主张新闻报道要真实客观,不说假话。“夫新闻以报道真实之事为主;诙谐杂出,拾掇个人琐事,实非正宗”。他指责一些记者以传闻为新闻,杜撰虚构,“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眷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形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

1914年1月,黄远生接编天津《庸言》杂志,他便表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绝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以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吾曹此后当力求开拓心胸,放眼以观域外。盖所谓改造国群者,意在使吾国群,合于国际上之平等位置,令一切潮流与之针对”。“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俗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得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辩论之机关”。

(三)记者修养,需要“四能”

黄远生认为新闻记者,须尊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发其分。新闻采访,记者须有“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这就是说,记者要有正确的思维,正确的理性分析。而要做到这一点,记者要经常地深入调查研究,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才不至于空想、胡想。“交游的肆应,能得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黄远生所说的“腿脚能奔走”,并非简单的指“腿勤”,而是既要善于广交各界友朋,又要善于应付各种人物和各种事项。这样,才能知晓各方面势力的情况,进行切合时宜的采访。他经常出入于官场巨宅,周旋于总统、总理、部长之间;因此,别人不知道的政情,他能知道;能抓到很难得到的独家新闻。“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这是一种高水平的采访艺术。在采访中听到这一点,就可知道那一点;听到一些表面现象就能探求其本质。远生在访问当场不做记录,而是凭自己的记忆力把被采访者的一些原话记在自己的脑子里,这确是黄远生成为名记者的过硬功夫,是真本事。“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风度,是谓能写”。尊重事实,尊重被访对象,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写作能力。他在实践中履行自己的主张,很是勤快。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规定自己“每日必登通讯一篇”。他认为,记者不应该借口材料窘乏而搁笔。他说这种情况是由于采访消极所造成的,“故耳无闻,目无见”,思路为之蔽塞。

(四)坦白真诚,严于律己

作为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称得上是个巨人;然而作为民初政坛的社会活动家,黄远生却是个矮子。尽管他对袁世凯怙势揽权、大借外债等倒行逆施作过不少揭露与批评,但他的基本政治态度还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应有“百年休息”,除袁世凯外无人能驾驭中国政局。据此,他对袁的统治抱有幻想,寄予希望,他崇拜强权政治,也幻想袁世凯能真正统一中国,能真正搞起资产阶级那一套民主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在1913年向袁世凯上了条陈,主张袁政府通过警察厅设专门机构来检查报纸,对反袁的国民党报纸也要进行新闻检查,连国民党反袁的新闻自由也要加以管制。曾在日本专攻法律的黄远生,迷恋日本的所谓法治管理;同时,又由于他对袁世凯还有幻想,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存在偏见,所以,产生了向袁上条陈一事。“余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无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黄远生主张有法律的自由,反对的是无法律的自由。

值得一提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黄远生严于律己,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之处,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余今年仅三十有二,综余之一身,而谥以至确之名号,实一堕落青年而已。”“盖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内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尤若监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击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可不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遂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他又说:“吾于科举时代,绝无作官思想,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则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交迫于中。自此以往,乃纯然理欲交战之时期。理不胜欲,故以堕落;欲又不能胜理,故以苦痛。愈苦痛则愈堕落,愈堕落则愈苦痛。二者循环相生,扰扰不绝,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光,思想太复杂,道力太乏而已”。黄远生知过能改,严于律己,以至最后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鉴于黄在舆论界的声望,对他十分器重,并许以高官厚禄,多方设法拉拢利用。黄远生十万元钱不要,部长不当,勇敢地逃出北京,逃遁国外。黄远生的悲剧在于正当他开始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而被中华革命党人误认作袁世凯的走狗而被暗杀于美国旧金山,一代报人,死得实在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