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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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先秦诸子的传播思想(13)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希言自然。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这里他提出了几条言语与教育、言语与学习的重要规则:(1)在教育传播中,行动比言语更重要,主张行动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说话必须切中要害。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多言数穷,不如守中”。(2)在学得传播中,细观察,少说话,特别强调顺应自然。听到正确的理论,就要化为行动,不能一笑了之。所谓“希言自然”、“见小曰明”、“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四)“信言不美”的传播思想

老子指出语言是人的思维的反映,因此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最能表现他的智慧,最能看出他内心的活动。所以老子教导说:“聪明的人不多说话,多说话的人并不聪明。”老子所说的“不言”不是指不说话,而是指慎言,强调慎言可以取得人的尊重,轻诺者则寡信。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老子从“无为”的观点出发,认为言语行为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会说话不等于你真正了解客观事物,“不言善应”,善于应付事物的发展变化才是最重要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言行的一般规范,反对语言的不切合实际的修饰,认为朴素的言语用不到浮夸的修辞,过于修辞而浮夸的言语往往反而不够真诚。因此,他特别坚持“善言”,强调不要说错话: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

他打比方说,善于掌握客观规律不用多设计谋;善于保管不一定要严加锁钥,别人也无法打开;善于给绳子打结,没有绳索的工具别人也无法解开。所以,善于言谈不必要靠修辞,而在于没有过失。

(五)“善者不辩”的传播思想

在人际传播方面,老子从两个层面上分析,他提出朋友之间如何防范无谓的争论和冲突,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减少矛盾和避免隔阂,主张为人要谦虚,处事要无争。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我行我素,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夸大其辞,有的人吹牛拍马,有的人逞强取胜,有的人蝇头小利,有的人满口称赞,有的人恶意诋毁,这都是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为此告诫人们,待人接物不能太过分。他说:

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夫唯不争,故无尤。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些话总的意思就是提倡“不争”。他认为因为“争”,便容易发生冲突,进而产生怨尤,甚至敌对行为,伤害双方的关系。在言语交谈方面,偏向讷言优于论辩;在人际交往方面,不自以为是,不骄傲自夸。唯有“不争”,才能做到天下无敌。至于政治领导,他以“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为喻,主张领袖人物要尊重老百姓,言语谦下,提出“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这样地位虽在百姓之上,但不会使老百姓感到压力,老百姓才会推举他,拥护他,所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二、庄子“可传而不可受”的传播思想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城(一说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县西)人。他一生视仕途如草芥,除做过看管漆树园林的小官外,不追逐名利,因而一生潦倒穷困,从事讲学、著述,还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住的是“穷闾陋巷”,人形枯瘦而“槁项黄馘”。《史记·韩非子列传》记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司马迁指出庄子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章,都是批评自古所谓的圣君、贤臣、孔子等人的,认为他们营求名誉、言以丧身、非抱素任真之道。又因为他用超然的思想、恬淡的心眼去观察世界,所以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

《庄子》一书,汉代流传的古本有10余万言,52篇,分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到晋时,经郭象删定并加注释变为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大多数学者认为《庄子》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论文汇编,并非庄子一人之手笔,亦非同一时代的作品。因此,《庄子》一书不是庄子个人的学术思想,而是庄子学派的代表思想。《庄子》涉及的传播内容很广泛,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传播的符号学问题

传播的首要问题就是符号与指称对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名”与“实”的问题。庄子认为事物名称由人决定的,如果人类最初不把马叫做“马”,那么它就不是“马”。这好比道路是人走出来的道理一样,事物的名称也是人叫出来的。事物与名称两者相比,事物是主体,名称只是宾体。同样,意义与名称相比,意义才是更为重要的。他说: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於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

庄子“得意忘言”的名句强调了符号的意义性,他认为传播符号跟捕鱼的渔具“筌”和猎兔的网具“蹄”一样,捕到了鱼或捉到了兔子,渔具和网具就可以忘在一边;符号只要能传达意义,用什么“言”(名称)无关紧要。因此,他进一步提出,符号虽然具有任意性,可以同实而异名,但必须具有约定性,所谓“周遍咸三”,要被大家公认,这样符号才能成为“公器”,成为传播信息的通用载体。

(二)传播的语义学问题

符号固然是传达意义的一种工具,但是符号中蕴涵的意义与符号本身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在语言的传播中文字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庄子学派特别指出,符号的意义并不存在于“文字”之中,也就说符号的文字形式只能部分地反映意义,而并不能真正全部地传达意义。于是,他们提出了意义“不可言传”的重要观点。他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语言之所以可贵在于它能传达意义,但是往往是意义有所指时,语言却反而难以表达。因为言语所能表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事物的本质只能依靠意义来领悟。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的广袤性与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需要人们在言语交际外,还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视形见色,听名闻声,从而得之其情,知之其理。对事物真正的理解不是靠言语,用言语说出来的不一定表示真正理解,所以最有效的传播应该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就是古代大学问家倡导“行不言之教”的原因。

(三)传播的论辩学问题

庄子学派在论辩的观点上与各家略有不同,他们认为论辩有利于澄清概念,分清物与物之间的分野,以及分明事与事之间的是非,但是,另一方面则认为论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他们并不重视论辩的结果的胜负,而讲求论辩的效果。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於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不争,名亦不成。人们往往只看见到事物的一面,而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囿于己见,才引起双方的争辩。虽然争辩并不给客观事物本身带来是或非的价值,但是争辩却能使事物的概念(名)变得清晰明朗起来,这就叫“不争,名亦不成”。因此,庄子学派认为,擅长于论辩的人未必显得聪明过人,与其没有胜负,不如沉默慎言。《庄子·知北游》中假托老聃与孔子的对话,指出:“辩不若默”。

(四)传播的关系学问题

人际传播按传统的分类,有所谓“二伦关系”的“天伦”和“人伦”,在天伦基础上确立父子关系,在人伦基础上确立君臣关系。但是,庄子学派在君臣、父子关系上并不坚持伦理制度单向传播上的绝对论,即认为下对上要忠、要孝,然而下对上之“忠”与“孝”未必能取信、取爱。庄子对世俗的观点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

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

由此可见庄子学派对“二伦”关系的反思,臣必须完全听命于君,而君未必因其臣之“忠”而听信于臣;子必须对父亲恭从,但子之“孝”未必能得到父亲的慈爱。伍子胥和曾参便是历史上的反例,可见古代社会的“非对等关系”的单向传播规则存在着某种不合理性。

《庄子》一书也涉及兄弟和朋友的交往规则。前者属于亲属联结的血缘关系,他提出年长者有责任教育和匡正年少一方:所谓“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如果兄长不能教导自己的弟弟,那么兄弟亲情的珍贵就显示不出来了。后者属于人际联结的社会关系,则分君子之交与小人之交: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他强调结交的原则和结交的方式,如果违背了结交的原则和方式,那么即使是朋友关系也随时会断绝。

(五)传播的信息论问题

在传播信息方面,庄子学派一再强调要“真”。《庄子》里有一段假托孔子与渔父对话的故事,孔子问渔父什么叫做真,于是依托渔父之口展开阐述,论证了关于信息真实性在传播中的作用问题。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虚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去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虚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这里不仅指出在传播活动中“真”的必要性,“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而且揭露了伪装精诚的各种表现,教导人们如何分辨真诚与伪装的差异,并深刻地指出心理状态的不可掩饰性,所以传播贵真,唯有此才不流于庸俗。

“真”是人和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内在的“真”才能在外呈现出活力来,所以“真”最为宝贵。“真”的内涵实质上就是传播的客观真实性问题,既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缩小事实。故懂得传播原理的人,不空言,不高言。强调尊重客观,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象,“存而不论”;凡是社会上的客观现象,则“论而不议”。《庄子》中有如下十分精辟的议论:

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是故高言不止於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信息中的意义核心是“道”,“道”是考察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的准则。所以《庄子》这样说:“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

此外,《庄子》在语言发生和言语学习方面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如说:“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并依托孔子的话说:“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婴孩出生后,没有大师教他说话,日后他居然自己能说话了,而且能跟人们实现交际,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婴孩自小与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缘故。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播学发现,其观点要比现代西方语言学家提出所谓“语言习得”的理论早上4000年!这里庄子学派一方面肯定了语言是后天学习来的一种功能,另一方面指出了语言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这对以言语为主要手段的传播学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

三、《黄帝四经》的传播思想

1973年一件惊天动地轰动华人世界的大事,是《黄帝四经》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起源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初期的“黄学”即《黄帝四经》,曾是百家学术之一家。可是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未看到,致使黄学被淹没了5000余年都没有被历代史学者重视。西汉时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个谜。《黄帝四经》经唐兰考证,确认不是伪书,是几千年来出土以轩辕黄帝名义写的第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