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叙述了文字传播的起源、功能和文字传播方式的演变。文字传播的内容和功用，他归纳10条：使古人的一些深奥的道理和经验流传，让后人能探索其中的最高哲理；弘扬前人的神圣训导，光大圣贤制定的规范；使文化流传，让后人了解封建体制下最高的道德规范——礼乐；心中要说的话能够记录下来，可以传播到万里之外；向百姓传授知识，使人们辨认事物有了标准；进行公共传播，可以显示威严，调动军队；使法律成文，达到政令一致；把经验和教训记录下来，让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刻在钟鼎上记载功绩，向神灵颂扬美德；当官的依靠它来管理，老百姓依靠它来监督。顾野王还指出文字传播方式的历史流变，对文字传播内容的影响：刻写在甲骨、玉器和钟鼎上的文字，或泰山石鼓上的文字为了宣告社会的和平稳定；后写在竹简和缣帛上，开始为政令服务；当出现雕版和书牍时，就可记录无穷文字，传达无限丰富的内容了。这样，人们不用出门，也能阅读古代经典藏书，不用亲自经历，也可以了解远方世风民情。顾野王特别肯定了古人在文字使用上的规范性和严整性，他说：看一下古代留下的所有文字记录，几乎没有丝毫差错。
但是，随着社会的动荡，文字的流变，“微言已绝，大旨亦乖”。顾野王发现后出的古籍中文字、训诂有不少问题：
五典三坟，竞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
所以他决定承受君王之命，进行一次文字的大清理，并对每个字的意义作一考察和鉴别。这就是他编撰《玉篇》的目的。
据日本发现的《玉篇》原本，内容比较详细，注释中也反映出编者的传播思想；今本比较简略，已几乎不见编者的思想痕迹。例如原本“谦”条：
谦：去兼反。《周易》：谦，经也。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为先，卑而不可逾。野王案：谦犹冲让也。《尚书》：满招损，谦受益上也。《国语》：谦谦之德。贾逵曰：谦谦，犹小小也。《说文》：谦，敬也。《仓颉篇》：谦，虚也。
其注释本身就体现了注释者的一种观点，如上文就表达了顾野王认为上下传播之关系不可逾越的观点。
（二）训诂家郭璞和他的传播思想
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夏县西北）人。《晋书》卷72有《郭璞葛洪传》：“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郭璞著述颇多，涉及语言传播的著作有《方言注》和《尔雅注》。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训诂学专著，为其作注者有刘歆、樊光、孙炎等人，但至今流传于世的只有郭璞的注本。郭璞在《尔雅注序》中说：
《尔雅》者，改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辨，其业亦显。英儒赡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靡不钦玩耽味，为之义训。……虽注者十余，然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是以复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剟其瑕砾，搴其萧稂。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别为音图，用祛未寤。辄复拥慧清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这里郭璞阐述自己从事注疏传播的原因：是为了补漏说详。注疏传播的原则：既会粹异闻、旧说，吸收方言、俗语；也借鉴樊光、孙炎的版本，广泛采纳各家意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注疏传播的态度：发现疑问，立即寻找证据；自己不明白的不穿凿附会，存疑不论；除注解外，还加读音和图赞，以帮助读者理解。可以看到郭璞的传播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在治学方面也是严谨的，审慎的。
《方言注》是一部比较有特点的书，郭璞坚持用晋代方言跟汉代方言比较，因此非常能反映古今语言在传播上的时间差和地理差。例如扬雄时代的一些地域方言，到了郭璞时代就已经成了通语：
茫、矜、奄，遽也。吴扬曰茫。注：今北方通然也。
昲、晒，干物也。扬、楚通语也。注：亦北方通语耳。游汝杰和周振鹤说：“这种方言变通语的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东汉时期内地长期的安定局面，使各地人民联系交往密切频繁，首都和文化发达地区的方言容易成为通语。另一方面，边疆地区游牧部落的入侵，又使边地人民内迁，这也加速方言的融合。其次是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人民经常流徙播迁，也造成方言的混合和统一。”郭璞用他的传播实践总结了语言历史变化的传播思想。
他在《方言注序》里说：
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笔；类离词之指韵，名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余少玩雅训，旁味《方言》。复为之解，触事广之，演其未及，摘其谬漏。庶以燕石之瑜，补琬琰之瑕，俾后之瞻涉者，可以广寤多闻尔。
其中“类离词之指韵，名乖途而同致”最能反映郭璞的传播思想，他认为把一些表面上不同的词语，如果按类别汇集在一起，归纳它们的意义，就会发现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是意义却是一致的。郭璞指出古代的一些语词在中央地区已经不再流行，但它们往往保留在周围地区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民谣和辨别方言。语言的地域差别实际上是历史变化的遗留，这一传播思想虽然在文字里并不明显，没有被系统地表述，但是我们从这篇序言中发现该思想在郭璞的思想中已见端倪。
（三）江式的《进古今文字表》中的传播思想
江式（？～公元523年），字法安，北魏陈留（今河南兰考东北）人。其父江绍兴为秘书郎，掌国史20余年。江式少承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尤善篆书，当时京城宫殿诸门板题，均为其书，官至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三月上表请撰字书《古今文字表》，共40卷。书未成而逝。《进古今文字表》是他呈给北魏宣武帝的奏章，其内容丰富，论述有条有理，对文字传播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
江式观察到社会上文字使用的混乱现象：“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造，巧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因为大家都在写在用错别字，所以也无法推行规范的字，所谓“以众非，非行正”。江式想通过字书的编撰来确立规范的汉字书写系统，他在奏章中先表达了教育对文字规范的作用，他说：
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维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
指出文字形体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通过教学，让孩子从小就对规范的汉字有一个认识。同时他强调了文字的传播作用：
嗟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他先是复述了许慎《说文》里的内容：文字是学习中国传统的六种技艺的基础，也是推行统治阶级思想的起点；前人利用它把经验留给后代，今人利用它来了解古代。所以孔子说：君子要抓住根本，根本抓住了，道也产生了。孔子又说：字一定要正。又说：要把字义说清楚，但不能任意创新。《尚书》也说：我想观察古人的范本……进而总结说，文字传播和史学传播上都要尊重历史，不能穿凿附会。他批评那种依据讹变的文字来随意解释字义的行为，有的人把“蚕”写成上天下虫，理解为神虫；把“辩”写成上巧下言，理解为巧言；把“归”的右半边写成“来”字，就理解为追来，等等。为了让阅读的人便于利用字书，他把汉字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字体全都收集进来。他说：
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起所不知者则阙如也。
他以篆书作为规范字体，首先列出，然后将其他各种异体字一一列在规范字体之下，便于对照使用，可以利用它根据上下文区别本字和通假字，又可以根据读音来识别南北方的方音。他强调了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又适应了当时文字使用的社会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语言传播的实践活动中比较大的贡献不止上述几本书，且更倚重于语音的研究和方法论上的一些发明。虽然没有直接的关于语言传播的思想理论，但是其传播实践却在推动汉语言文字的统一和规范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语言学著作有：
训诂类魏张揖《广雅》、梁刘杳《要雅》等共26种；文字类北魏江式《古今文字》、梁阮孝绪《文字集略》等共44种；声韵类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等共27种；音义类晋李充《周易音》、徐邈《古文尚书音》等共70种。
这一时期的语言传播成果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流行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并运用双声叠韵原理使文章具有韵律美。
《玉篇》末专列有《切字要法》。刘勰《文心雕龙》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
（2）沈约著《四声谱》，撰《纽字图》，发明四声之说。四声原理运用于诗赋，成为流行的文体修辞。封演《闻见记》说：“周顒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然则收声称势，发声称体，远在齐梁间矣。”
（3）出现三国时代魏张揖著的《广雅》。张揖《上广雅表》说：“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补《尔雅》所未收词语上千条，为雅书类后代的词典创了新风。此外还出现了被认为依托王肃名而伪造的《小尔雅》。
（4）晋吕忱《字林》，补《说文》之漏略，增至12824字，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唐代科举规定要考《字林》四帖，可见当时文字一科被重视的程度，也可证《字林》一书地位之高。文字、音韵、训诂等专著的大批涌现，有力地保证了在政局动荡时代维护中国多民族、多方言环境下汉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也保证了中国千年文化传统传播、继承、发展的延续性。隋王朝开国皇帝使分裂的中国又一次复归于统一，不久，就在当年（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以陆法言为首的8人论述音韵，编撰了适合当时语音规范的中国语言学史上最重要的韵书——《切韵》。
至唐开创科举，语音规范在语言传播中的应用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语言传播和在官场政治传播中的科举同等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北方方言在汉民族共同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