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
1853年，遭受过美国侵略叩关的日本，再一次敏感地感受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震撼和巨大冲击，有着强烈民族危机意识的日本幕府革新派，在1868年3月，开始了以“文明开化”、“置产兴业”和
“富国强兵”为三大内容的明治维新改革运动，使日本很快走上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从而使得它在1910年7月便废除了同欧美11个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幸地跻身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列强的行列，彻底地摆脱了西方列强进一步瓜分和蹂躏所带来的民族危机。
这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不亚于大化革新运动，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使它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彻底地改变了日本在近现代以及当代的历史运命，真正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明治维新之初，羽翼未丰的日本对于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和蹂躏的亚洲邻国，不是采取“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与共的抵抗，而是采取了迅速划清界限的“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与倚强凌弱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尤其是随着国力和军事实力逐渐强大，日本走上了200多年对外侵略和扩张的不归之路。只有在饱受了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大轰炸和大屠杀之后，在美国对它进行了军事殖民统治的60多年里，日本才老老实实地“和平了60年”。
日本之所以采取了这种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是深受了第二个军国主义鼻祖吉田松阴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也即1855年，被日本奉为师表和神明的吉田松阴，便野心勃勃地为日本规划了一幅侵略和吞并中国、占领印度、统治亚洲和世界的远景方案：“为今之计，如能以和好牵制二虏（指美国、俄国），乘隙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指北海道和千岛群岛），晓谕琉球，夺取满洲（指东北）朝鲜，吞并南方（指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日本就将无望而不胜（即称霸全世界）。”吉田松荫是近代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军国主义思想家，他的这些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参议院议长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并成为了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而在吉田松阴之前的19世纪20年代，日本的另外一个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军事理论家佐藤信渊更是野心勃勃，他明确地提出了“日本（是世界）中心论”的观点和思想。他竭力鼓吹“皇天御国乃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
佐藤信渊认为：“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由皇国开发他邦，必先吞并中国而肇始。”
由于深受这些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明治维新政府刚一成立，明治天皇便在《天皇御笔信》中公开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用武力征服全世界。
1872年，刚刚开国不久的日本羽毛还未丰满，自己还在饱受欧美列强的侵略，便急不难耐对四周弱小的地区和国家展开了侵略攻势！
借口1871年发生的琉球事件，硬说琉球王国是日本的领土，并为琉球渔民报仇，通过武力镇压了琉球人民的反抗后，于1879年4月4日，出兵占领了琉球，随即宣布废除琉球国，将它划为日本的冲绳县。
3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藩属国的琉球王国，就在李鸿章“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和“琉球朝贡，本无大利”投降思想路线的主导之下，成为了日本实现帝国梦想的第一个猎获物。即吉田松阴的“收琉球”。
而清朝出卖琉球，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致抨击。由外国评论这样说道：“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世界宣布：富饶的满清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用武力抵抗。”
1874年，日本便开始执行其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即吉田松阴所说的“取台湾”。日本便在这一年派出大军，向台湾发起猛烈攻击，企图占领我国台湾。由于遭受到了清朝大军压境的坚决抵抗和有力回击，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战略计划遭到了失败。
奇怪的是，正义和有力量的一方清朝，则给了没有正义的侵略者以50万两白银，让其“体面退兵”。足见清朝政府腐朽到了何等地步，以至于外国人讥笑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为“东亚病夫”！这真是国人的耻辱！
1875年9月20日，日本派出云扬号入侵朝鲜西海岸，并侵占江华岛。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政府投降，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日本货币可以在朝鲜自由流通权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并在短短的10年内，迫使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1882年和1884年，日本又逼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和《汉城条约》，从而攫取了在首都汉城驻兵的特权。《济物浦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鲜沦为了日本的“附庸国”，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由于据有朝鲜作为侵占中国的跳板，野心勃勃的日本便开始了向中国磨刀霍霍。中法战争之后，日本一股军国主义分子便大肆叫嚣，不给中国已喘息的机会，应当立即发动侵华战争。足见日本急于侵略中国，幸好，中国在战场上打了胜仗，才使日本明治政府采纳了另外一派的建议。
1885年，日本维新派思想家福泽俞吉在他的著作《脱亚论》里，及其露骨地披露了日本人“脱亚入欧”外交政策的理由。他曾这样辩解道：“我们最初设想是一起等待清、韩开国，共同谋求亚洲的兴隆（其实只是一句外交托词而已）。但时间也不允许，所以，我们应当同他们断绝朋友关系，与西洋文明国家一道采取共同行动。对待中国、朝鲜的办法，不必因为是邻居而稍有顾虑，西洋人怎样对待他们，我们也就应当以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这就极为露骨地表明了日本人“脱亚入欧”的真正动机和野心了！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份极为详细的侵略中国的方案《征讨清国策略》。它主张趁中国满清政府腐朽无能、国力衰落之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侵华战争，“以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它不能活动。”1确立了五个侵略步骤的“大陆政策”。也即是：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以及印度；最后是征服全世界。
日本刚一立国，便出笼了如此雄心勃勃的征服世界的“宏伟计划”，是跟它深受并师从的军国主义思想分不开的，这种方案简直就是吉田松阴军国主义思想的翻版和具体化。而日本以后历次开展的侵略活动，均是按照这个臭名昭著的方针行事的。
《征讨清国策略》的出笼，已经标志着日本从扩军备战即侵华实力上的准备上升到了侵华具体政策的完备，它无疑宣告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的到来。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担任日本外相的大隈重信曾经在甲午战争前夕，已经毫无遮掩地公然叫嚣：“日本洗雪它在1884年所蒙的耻辱（指1884年甲申事变，中国使日本插手朝鲜失败一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如果小心利用目前独一无二的情势，日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不仅受朝鲜敬畏、而且也受其他一切国家敬畏的强大帝国。”
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了扭转国内视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极力主张向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大肆扩张。就任日本内阁总理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的施政演说时，直接要求国会通过对中国作战的军费预算。它甚至公然声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所谓的“安全紧密之相关区域”，就是赤裸裸地道出了他想侵略和吞并朝鲜与中国的野心！
日本的外相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开宗明义地讲：“陆军认为辽东半岛扶朝鲜之脊背，遏止北京之咽喉。为国家前途大计，决不可不归我所有。”这样，大日本帝国便把侵略战争的矛头十分明确地指向了朝鲜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