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前，日军大本营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不但精心策划了制胜之道，而且还做好了战败的准备以及三种预备方案。1894年8月5日，日本参谋总长向天皇提交了第一期作战计划，估计到了中日战争有三种前景的可能。一是取得战争胜利，日本海军一举击败中国海军，夺得制海权，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彻底击败清军，迫使清政府投降。二是胜败未决。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战成平手，日本海军没有取得制海权，则驱逐驻朝清军，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三是被清军战败。日本海军决战失利，中国海军夺得制海权，日本撤回在朝日军，进行本土防卫。
在日本人中，也有人认为日本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日本人大久平治郎在其所著《光绪帝》一书中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日清开衅之初，帝（光绪帝）立意主战，观其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意亦大可见矣。试使支那（中国）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注于战，则我国（日本）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
2.腐败的清朝居然幼稚地把日本定性为“蕞尔小国”
1894年7月16日，日本和英国签订了新条约，英国郑重地支持它在远东的行动。当日本做好了战争的一切准备，包括在外交上取得了英、美国的支持和沙俄的默许，已经把战争的屠刀架在了中国人民的脖子上，并千方百计地寻找战争的“借口”和“理由”。
1894年3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致日本驻英国公使的信中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通用手段已经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但是，要开战也还不能没有任何的由头。”
在战争越来越临近的时候，西方列强也普遍认为清朝力量强于日本，战争有可能是清朝取得胜利，日本必然招致失败。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与国内民众轻视日本的心态也达到了极点，上上下下都普遍认为日本不过是蕞尔小国，不值得一战。1894年7月28日，《申报》的评论特别典型，该评论说：“以我堂堂天朝，幅员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自不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
甲午战前，张骞对翁同龢说：“以日席蕞尔小国，何足以对抗中国大军，不重创之，则无以宣我国威。”2翁同龢也认为北洋水师船只与吨位均强于日本，镇远、定远等巨舰为日本所无，陆军方面我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形，故一定可以战胜日军。
满朝文武大臣中，大多数也主张对日本宣战，只有李鸿章、孙毓汶等寥寥少数人反对。但是，最可悲的是，大敌当前，整个清朝朝廷上上下下，不是团结一心，一致抗日，而是内耗不止，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更没有一个统一指挥、协调作战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构。具有讽刺意思的是，战争的最高决策权还掌握在主和派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手里。
作为满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却公然置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不顾，对火烧眉毛的战争大不以为然，更不责令当朝的另外一位实权人物李鸿章去认真督办战争，做好一切准备，而是把个人的六十大寿放在了头等位置！
她甚至早在甲午年初就放出话来，抱怨自己的五十大寿让法国人搅乱（指1884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了；六十大寿一定要好好隆重地庆祝它一番，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争）给碍着！
为了达到隆重庆祝的效果，慈禧太后本人还亲自点将，指令礼亲王世铎成立了“总办万寿庆典”，1894年年初，清朝政府就开始了大面积地修缮颐和园，而且从宫内出华门到颐和园的所经沿途，也大肆铺设“景点工程”。或扎彩亭彩棚，或设置灯楼戏台，每五步就搞起一座点景工程，沿途共分60段搭设经坛，真是气势恢宏！由于庆典耗资太大，慈禧太后不惜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来装修颐和园！
她还“慷慨有加”，对各级王公大臣们一律给予加官晋爵，或者添俸加禄，以显示她的“恩惠仁慈”！而她却对祖宗、祖国，乃至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渎职罪”！
这跟日本政府为了筹集海军经费，壮大国家实力，日本天皇多次下谕旨，要求各级官员和皇宫大臣节省内廷经费的做法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当中日甲午战争眼看就要烧到中国边境，户部要求停修从宫内到颐和园沿途的那些“点景工程”，把这笔费用移到备战军饷时，慈禧太后竟然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居然狂叫：“谁要是过生日这天让我不快乐，我就叫他这一辈子都不快活！”这就是满清政府一国之君的大国胸怀和治国韬略！从她所代表的腐朽的封建体制、极端自私自利的封建观念、胸无国家和民族、更谈不上关怀人民生死疾苦的腐朽行径，就可以看得出甲午战争必然失败的总根源！
而掌握了清朝军、政及外交大权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李鸿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和挑衅时，又是坚持怎样的一种看法和态度呢？
首先他对日本的认识是十分幼稚和粗浅的，在他的眼里，日本不过是“蕞尔小国”，不是眼前疾患，而是未来之疾患！
其次，面对日本妄图通过发动战争的挑衅，不是去进行认真的战争准备，而是十分幼稚和无知地把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希望，寄托在外国外交调停之上。连英籍总税务司赫德页曾经这样悲观地感慨道：“调停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有派出军队进入朝鲜，是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他乞求英国不灵、哀求德法不应、求讨美国无果。甚至在外交调停遭到失败与全面落空的时候，战情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不积极备战，甚至还对公然侵略的日本产生了一种极其荒谬的幻想：“我不先与（之）开仗，彼谅不（敢）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拙，切记勿忘。”
第三，对日本发动的战争采取了被动防守的政策。当战争切切实实地发生的时候，他不是采取了主动灵活与防守反击的积极态度，而是采取了被动消极的防御政策。
他一方面电令负责朝鲜军事事务的袁世凯，指示他“仍静待，勿忘动”、“要坚贞，吾怯退。”另外一方面，他电令并训示朝鲜战争的总指挥叶志超，“切勿多事”、“静守勿动”，把维持片面“和局”的幻想寄托在自觉遵守所谓的“万国公例”、自动放弃对华侵略的“一纸空文”之上。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的驻地军事指挥官都在干什么呢？在李鸿章片面求和和“投降政策”的驱使下，驻朝鲜的清军指挥官在战前丝毫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从不搞什么军备训练，只知道贪污和克扣士兵军饷，以至于军心涣散，士气低迷，只能坐以待毙，等待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甚至有一些清军将领在日本军队大举进犯中朝两国的关键时刻，置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于不顾，竟然擅离职守，擅自逃跑，不服从统一指挥。一旦战争危及到自己生命时，只知道丢弃战场和士兵，自己拼命逃跑，甚至是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尤其是被派到朝鲜协调统一指挥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叶志超更是“世界逃跑冠军”！
“1894年11月7日，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再急的军情，也急不过西太后的六十大寿。此时此刻，日军却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国的大连湾，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前方战败的电报如雪片般地飞来。”然而，她却在颐和园看戏的中央坐厢里，兴高采烈地过起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当看到军机大臣齐刷刷地跪在慈禧太后脚下时，还显露出一脸的极不高兴的样子。她极不耐烦地说：“你们下去吧，在这三天之内，不准再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烦我，让我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地过完这个生日再说。”
黄海海战之后，尤其是李鸿章，仍然把北洋水师看成是自己维系大权的私人筹码，竟然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不顾，仍然采取消极避战的策略。他命令北洋水师“避战港内，不得大洋浪战。”
当旅顺告急，作为北洋水师的现场指挥官丁汝昌亲赴天津，当面请求李鸿章准予派兵出海救援，却遭到了李鸿章一阵严词痛斥：“你只好好地在威海卫守护好自己所统管的几只舰船，其他不是你的分内之事，无需你多管。现在日本人气盛，你一定要避免与之接战，以保全船只。如果违逆，擅自出海，与敌接战，即便取得胜利，我也将对你严加之罪。”呜呼，天下岂有李鸿章的这种逻辑！就是打了胜仗，也得严加治罪！
呜呼，由这样的昏君，这样的宰相，这样的逃跑领军提督叶志超，焉能奢求国家的安宁乎？战争的胜利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