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新闻控制者的情况。写完稿件，先要听听当事人意见，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所在单位便成了第一个新闻控制人。有个记者曾在大寨大队呆了３年多，５００人的村子，大部分社员他不认识，大队负责人连社员大会都不让他参加，他哪有法子了解真实情况？这种新闻控制无异封建禁锢。
一位工人通讯员写了一篇反映该厂经济活动的稿件送宣传科、生产科、财务科、供运科审核，各科站在各科立场上看问题。有的说，你写节约原材料，以后供料单位据此减少计划怎么办？因此，节料数字不能如实报道。有的说，节约数字大，车间向厂部要的节约奖金也多，厂不是吃亏了？照实写不行。“婆婆”这般多，要写得真实实在不易。
基层不求实，一些领导机关审稿也扬善隐恶，报喜不报忧。
一篇报道某军区党委“端正党风”的稿件，新闻提供者编造假材料，写作者选用假情况，而审阅者——稿件中的新闻人物——居然开绿灯放行，对种种造假行为视而不见。一群假和尚假冒少林武师到南京招摇撞骗。该市体育记者据实以告，但稿件东审西审，始终不得在南京报刊上见报，原因是南京市的有关新闻控制者——上自市委领导，下至演出场地负责人，一概摇头不准。
无奈，只好到广州去发表。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新闻失实，无论从新闻提供者（有的是新闻人物）还是从新闻写作者与新闻控制者考察，都同党风和社会风气不端正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都可以从政治上找到失实的症结。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新闻失实就不能根绝；
党风和社会风气一天得不到根本好转，新闻失实就一天不能克服。这是剖析了一系列失实新闻以后必然得出的结论。
二
某些新闻提供者、新闻写作者、新闻控制者为什么要蓄意造假呢？他们追求什么？能够获得什么？我们必须作进一步考察：新闻失实的政治原因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指出：“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伪造不真实的事实，因此也就产生歪曲和撒谎。”那么，让我们把那些“不由自主地”造假的人拉到阳光下来，看看他们有些什么“不真实的思想”，即深入分析，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正，怎样必然导致新闻的失实。
首先，一些单位，包括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爱作表面文章，而他们的上级也爱看这类表面文章，他们心惰足懒，很少下去走走看看，习惯于根据表面文章来判别下级与部下的优劣高低，评定先进模范，选拔干部人才，于是，一群追名逐利者竞相“自我表演”，越发起劲地炮制假新闻。
如谓不信，请看一位部队新闻干部的苦恼：
我是１９７７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搞这项工作近７年。从我负责全团报道工作以来，我的精神负担就逐年加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作赶不上上级报道指标的连年翻番。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头脑很有些发热，指导报道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制定见报指标年年加码。以我团为例：
１９７９年上级规定的见报指标为１５篇，１９８０年为３０篇，１９８１年为６０篇，１９８２年为８０篇，１９８３年为１３０篇（省以上报纸用稿才算数）。按今年的见报指标（即１９８３年），平均不到３天，报上就要见稿一篇。
从新闻角度上说，实际工作是新闻报道的基础。一个步兵团，二十几个连队，活动范围就那么大，哪能天天出新闻，哪有那么多可登报的人和事？……去年，我们的报道人员累死累活，总算见报６０多篇，按１９８１年的见报指标，该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由于１９８２年的指标又加高了，仍算没有完成任务。上级领导大会小会点名批评，还在幻灯上一再亮相，不仅弄得我们报道人员十分狼狈，单位领导也跟着倒霉。我们这些搞报道的人，真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得。
我很奇怪，我们有些领导同志抓见报指导思想究竟是为什么？照理说，办报纸、写报道是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和促进实际工作，而他们抓报道的着眼点似乎不在这上面。鼓励见报第一，制定高指标，是热衷于同兄弟单位比见报数字。为了争见报第一，不惜浮夸虚报。为了把见报数字突上去，上级每月统计一次见报数字，每季度通报一次报道情况，向报道人员施加压力。为了鼓励多见报，还另立章程，大搞物质刺激。至于这样搞对部队实际工作产生了多大影响和推动，报道人员思想有没有被引偏，他们却很少过问和研究。甚至报道人员写了假报道，只要不被揭发，报社不追究，他们知道了也就那么回事，只要你见报多，就一好百好。
我之所以这样大段地引述这种“苦恼经”，因为它相当说明问题。据了解，念这种“苦恼经”的人在全国还不少。部分领导干部、领导机关，长时期以来依靠报纸来“发现”人才，“培养”典型，“选拔”干部，“树立”标兵。这样，下面“投其所好”，上面“好其所投”，弄虚作假愈演愈烈。
其次，导致新闻失实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以“主流决定论”作为大旗，专营报喜不报忧的写作活动。不少领导干部有一种爱吹不爱批的恶习，他们美其名曰，“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成绩总是主要的”，“主流决定事物的本质”，千方百计不准报道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不准报道由于天灾和工作失误带来的损失，而对那些并不突出的“成绩”，却喋喋不休，添油加醋，百般美化。更有甚者，还把本应受到指责的错误，披上“光辉”的外衣加以褒扬。这种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闻失实。
据大量材料介绍，在不少地方，表扬稿件容易采写，容易发表，溢美夸大，也无人责难。相反，采访与发表一篇批评稿件，则难如上青天。有人说，批评稿件有“五难”：调查采访难，送审获准难，见报难，解决问题难，批评者处境难。你看，表扬稿被捧为座上宾，批评稿难于上青天，孰轻孰重？自然诱使人多写表扬稿，少写或不写批评稿。一些利欲熏心者，更是竭力迎合某些领导干部的爱吹心理，随领导的指挥棒转悠。溢美和隐恶，都是不真实的表现，而促使这样不实事求是报道的根本原因，正是某些领导干部爱吹不爱批的恶劣品格。
第三个原因，是造假起家，确有人在。在有些人看来，斗胆造假，实不失为一条“升官入党”的捷径，一个“本小利大”的好办法。北京有家工厂的团总支书记，为骗取上级的表扬与重用，伪造一封“病人来信”，投书报社，以求自我表扬。信中说这位见义勇为的青年干部，遇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病人，主动义务献血４００毫升，这个骗子居然如愿以偿，得到了企望得到的东西。后来露出马脚，才鸡飞蛋打。前面提到的那个吹嘘“自学成才”，实现名利双收的大骗子，竟然还被有关单位邀请进京，参加国庆文艺晚会的录像。某部队党委为宣传自己“党风清白”，“为官廉洁”，居然也加入到造假者行列，编造种种假事假话，公诸报端，一个时期也获得了好名声。有的工厂，产品质量不怎么样，花钱雇人（送厚礼给记者以求见报，无异于雇佣）在报上一吹，居然生意兴隆起来，真可谓“少花钱多办事”了。
凡此种种，无非说明，吹牛者有利可图，吹牛者有市场，所以吹牛之事没法断，造假之风煞不住。
目前新闻界改革的热潮中，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些产销单位以“资助”为名，收买编辑记者；一些新闻单位，把广告与新闻捆起拍卖，甚至出卖版面供人使用——不仅刊登广告，而且刊登新闻。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找到假新闻“必然地、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导致新闻失实最主要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某些领导人爱作表面文章，爱看表面文章，爱吹不爱批，报喜不报忧，这是新闻真实性问题上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的最主要表现。
三
造假风为何久煞不灭？在整党号角劲吹之时为何弄虚作假行为仍屡有发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首先应该看到，在真实性问题上，我们有着两种传统。
中华民族是个重信义的民族，古人云“民无信不立”。“文章先辨真假”。我国进步报人，尤其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历来视真实如生命。毛泽东同志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指导出版《时事简报》时特别规定，“严禁扯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尊重事实，不说假话。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对人对己都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从整体说，从基本上说，我们党的新闻工作是继承发扬了报道真实新闻的优良传统的。但也必须看到，在我们新闻工作史册上，也有不少不光彩的说假话的纪录。
这种坏传统有一个特点，即：说假话最厉害之日，往往是党的工作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之时。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运动发生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一些党的报刊宣传也出现了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假报道，出现了凭空捏造、颠倒是非的“客里空”。１９５８年，全党犯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新闻报道中弄虚作假之风也严重泛滥。十年内乱，“四人帮”控制了新闻机构，极“左”思潮笼罩全党全国，无中生有、造假吹牛之风在新闻界横行无阻，在新闻工作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
无可讳言，几十年来，新闻失实屡次泛滥，同一些同志长期存在“‘左’比右好”，“好话讲过头没什么”等思想是有联系的。
同时对新闻失实，一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包括绳之以法的措施，以至讲过头话，搞合理想像，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报喜不报忧等等错误做法，至今未能彻底纠正。
对这种坏传统，千万不可讳言，忌讳不讲，视而不见，对我们无半点好处。
现在的问题是，要对这种坏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作深刻的反省，要查一查它们的来龙去脉，采取相应的严厉措施，并坚决调整新闻政策。比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示，全国灾情要公开报道，“一点也不要隐瞒”，工业方面的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显然，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新闻政策。但是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新闻报道很少这样做，这种状况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维持数十年之久，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坦率地指出过，“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这句话道出了我国政治生活及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客观情况。但是，上面为什么要压下面讲假话？压人者该负些什么责任？再比如，党委机关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实际上连党委成员都不能批评。这从民主建设的高度来看，这种现象是否科学，有多少积极意义，是值得讨论的。
其次，要正确、科学地对待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真实性原则。
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资产阶级新闻总是不真实的，它们的先天品质就是造谣和隐瞒。这是不太符合事实的。对资产阶级新闻业，对他们的新闻学，应该作具体分析。
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如果被极端分子——法西斯右派所控制，则公开造谣，无中生有。但在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多数新闻工作者，尤其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报人，都较严肃地对待真实性问题。资产阶级国家新闻记者和新闻团体经常无情地揭露造假行为，采取严厉的惩治措施与法律制裁，规定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实行严重造假即丢饭碗的惯例，这些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新闻界对于真实性的重视，并不亚于我们。
资产阶级新闻学，十分强调和重视新闻真实性原则。
我们有的同志动辄就说资产阶级报纸爱吹牛，爱扯谎，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刘少奇同志主张，对西方记者要作具体分析。
一方面，要看到西方记者的资产阶级立场站得很稳，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他们的报道客观，真实，公正。他说：“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针对当时新闻报道的片面性与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刘少奇同志批评说：“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
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他要求新闻岗位的领导干部说：“你们要在尖锐的斗争中锻炼出几十个成名的记者，他们不造谣，讲真话，不仅对帝国主义讲真话，而且对共产党的错误也讲真话。”
遗憾的是，刘少奇同志的这些很好的意见，非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被当作错误的东西被冷落起来，后来又作为资产阶级“黑货”受到批判。
今天，痛定思痛，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失实原因，使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必须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新闻学真实性原则，正确地对待刘少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摈弃种种恶习，严肃而认真地对待新闻失实问题。
第三，要整顿和建设好新闻工作队伍，坚决地广开门路、放开手脚，实行各种形式办报，推动各新闻单位在报道真实新闻方面展开竞争，鼓励广大群众对多渠道的报道进行比较和鉴别。
各报检查新闻失实的原因时，突出反映报道组的报道失实者较多。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报道组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后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中大量出现的写作组织。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它们曾经起过一定的好的作用。但在“文革”中，这支队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文风上受到严重毒化，一度成为帮派御用写作班子。目前，城乡新闻报道活动，除一部分稿件由群众直接写作外，相当多的稿件由这些报道组一手包办。这些报道组一般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官办”，报道组有的直接握有一级组织的公章，或大量盖有这类印章的发稿单。二是专人专职，写作时间、办公房舍、消息来源、通讯手段，均有充分保障。三是对本机关负责，惟本单位首长意志是从，其使命主要是为本单位歌功颂德，反映本单位的“大好形势”，而报道组成员的荣辱升降往往同见报稿件相联系，报道“出色”，可以实现名利双收。因此，在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的今天，这种差使极易成为专职报喜不报忧的“吹鼓手”。
列宁对于依靠秘书搞报道有过一个明确严肃的意见。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通信工作仅仅由委员会和秘书掌握。没有再比这种垄断更有害的了。在行动、决策方面的统一是多么必要，而在一般互通消息和通信方面的统一却是多么的不正确。常常是：比较‘局外的人’远离各委员会的人来信特别有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比较敏锐地感受有经验的老工作人员习以为常因而不加注意的许多东西。让年轻的工作者，即青年、一般工作人员、‘集中主义者’、组织者以及一般参加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的人有更多的可能给我们写信。
“只有这样，只有在这样广泛通信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同心协力地使我们的报纸办成为俄国工人运动真正的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