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是四川巴县（今属重庆）人，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邹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其父要他科举高中，他却讨厌经学的陈腐。十二岁他第一次参加巴县的童子试（相当于小学考试），题旨皆《四书》、《五经》，他遂罢考而去，从此不参加科举考试。邹容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萌发了革命思想。谭嗣同为变法壮烈捐躯，使少年邹容敬慕不已。当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遇难的消息，他悲愤不已，题诗明志，以谭的“后来者”自居，表示要“继起志勿灰”。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仍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救国救民，常侃侃议论政事，以致被除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天，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被录取。临行前，当局以其平时思想激进，取消了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1902年春，他冲破重重阻力，自费东渡日本，在日本同文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一面关注祖国的命运，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资产阶级先驱者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和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接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并把它们变为扫荡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编写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王朝的著作--《革命军》。
在此期间邹容还结识了一些革命志士，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凡留学生集会时，他常争先演说，言词犀利悲壮，为公认的革命分子。当时驻日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是清朝政府的忠实走狗，经常排斥和迫害留日爱国学生。1903年3月，邹容约集了几个留学生，乘姚文甫有奸私事，排闼直入，持剪刀剪断了他的辫发。把姚辫悬挂留学生会馆，并在旁写到：“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邹容因此受到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迫害，于1903年4月回到上海。在上海邹容加入了爱国学社，并认识了章太炎，二人很快成为挚友。他们间虽然年龄相差较大，但革命友情却亲密无间，章太炎亲切地称邹容为“我的小友”。
在上海，邹容也积极参与到学潮当中。当时正值拒俄运动开始高涨，4月27日，他参加了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会后，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中国四民总会。4月30日，四民总会集会，各界一千二百多人参加。蔡元培、马君武等在会上发表演说。会议决定改名国民总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邹容签名入会。接着，他又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国民公会成立不久，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和发起人之一的冯镜如，把它改名国民议政会，计划把7月9日作为陈请西太后归政光绪的日子。邹容十分愤怒，带头痛骂冯镜如，爱国学社学生纷纷脱会，国民议政会无形解散。
邹容还在上海完成了他主张反满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一书的写作，并请章太炎帮他审读。《革命军》以“革命独立之大义”为重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全书虽只有两万多字，但语言通俗、明快而且犀利，热烈颂扬革命是大自然的“公例”（法则），是世界的“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我中国今天想要摆脱满洲人的统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独立自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与世界列强抗衡，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傲立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想要成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号召彻底推翻卖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越读越兴奋，不由得举起酒杯喝酒，激动地说：“我的反清文章，阅读和理解的人都不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字太艰深了。邹小弟写得这样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真是好文章。”
章太炎立即写了篇《革命军序》，一同交给了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5月，上海大同书局将《革命军》一书正式出版，书上署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由于思想激进，气势磅礴，通俗易懂，《革命军》一摆上书店书架，就被读者抢购一空。刊行后，辗转翻印，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清末革命书刊中销量最多的一种书。
《苏报》在6月9日刊登了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和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读革命军》，6月10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介绍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序文中称赞它是动员推翻专制政府的号角。
《革命军》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它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思想、共和革命和号召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著作，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与《苏报》案有直接关系关的另一本书是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初名学乘，字枚叔，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章太炎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研读《史记》。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习史学、经学、文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走出书斋，参加维新运动，加入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希望“以革政挽革命”。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运动掀起。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剪掉辫发，立志革命。当初满清入关，为了让他征服的民众对他表示臣服，就让民众跟他们一样，剔掉额前的头发，在脑后编上发辫。当时民间还流传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也就说如果不剃发，就要被砍头。那个时候的太平军，为了表示对清廷的反抗，他们都恢复了汉民族的束发。那么到了清末民主革命时期，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为了表示反清革命的决心，就剪掉了发辫，这与太平军有异曲同工之意。
到了1902年，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为逃避江苏巡抚恩铭的追捕，他东渡日本，借居在位于横滨的《新民丛报》社内，再次与梁启超、孙中山相会。4月，章太炎与秦力山等人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撰书告日本留学生，宣传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因清廷驻日使馆的干涉，会议并未开成。7月，章太炎回到故乡杭州，开始手订《訄书》初刻本。1903年3月，章太炎任教于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学社，他在学社结识了邹容、章士钊等人。
此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响依然存在。康有为的弟子把他的政治见解合编成了一本叫《康南海论政见书》的小册子。这个政见书大肆攻击革命，鼓吹保皇。章太炎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撰写了《驳康有为论政见书》一书，逐条予以批驳。1903年6月29日，《苏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了节选自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一篇文章--《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此文以极富感染力的文采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并把改良派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他热情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并深信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之后，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章太炎驳斥保皇派宣传革命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同时，也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恐慌。他们对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极为嫉恨，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道台，众口一词，咬定章太炎、邹容犯下“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的大罪，定要将其“奉旨拿办”，“名正典刑”。因宣传革命思想的《苏报》也成为清廷的眼中之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对革命志士和宣传革命的《苏报》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早在1903年4月底，清廷的商约大臣吕海寰便已看不惯上海志士们的爱国活动，便向江苏巡抚恩寿建议捉人。他在写给恩寿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一些所谓的狂热青年，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义上是在拒法拒俄，其实是在寻找机会反上作乱。请立即将为首之人秘密捉拿，严加办理。”。恩寿就命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领事照会，指名要逮捕蔡元培、陈范、章太炎、吴稚晖等人，但公共租界工部局以不合租界章程为由没有同意。
公共租界工部局是设置于上海公共租界内殖民主义的最高行政统治机关，1854年7月，由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成立。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在通商口岸“华夷混居，容易滋事生非”为理由，要求建立租界。而清政府也害怕因华夷冲突引发国际纷争，授人以柄打起仗自己吃亏的，也就听之任之。1845年，英国在上海开辟了第一块租界。美国、法国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租借地。太平天国时期，李秀成曾率兵攻至上海近郊，由于太平天国早先的政治领袖杨秀清曾公开要求外国不要插手干涉太平天国的活动，因而外国人在租界组织了“洋枪队”，协同巡捕维护租界安全。
原来租界没有中国人居住，由于富商逃难而入，导致租界当局借口人满为患，扩大地界；借口维护华洋杂居现象后的治安，设立员警和法庭；这些原本只属于国家机关的行政机构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工部局”。1863年，英、美两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1899年改称公共租界。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拥有军队、员警、监狱和法庭，并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成为租界事实上的政府。
1903年4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出台了新的的管理章，章程规定：
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
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
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需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方人看来，是言论自由，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以保护。
到了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陈查禁爱国学社演说，由外务部呈送慈禧太后阅览，慈禧批复“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经过袁树勋与各国领事多方交涉，终于与工部局达成了协议。
1903年6月29日，租界工部局发出了对钱宝仁、程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陈范等七人的拘票。就在当天上午，工部局到到《苏报》馆，捕去了报社账房程吉甫。6月30日，到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同天，又在《女学报》馆捕去了《苏报》办事员钱宝仁和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另有龙泽厚，也因自力军旧案而被指捕，于6月30日的深夜到巡捕房投案自动投案。邹容也在7月1日白天到巡捕房投案。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就此发生。
邹容的投案还有一段插曲。章太炎被抓进了巡捕房之后，给邹容写了封信。信中说你也到巡捕房来吧，免得在外边有更大的风险。其实邹容在巡捕抓章太炎那一天，他就从后门躲了出去。但是接到了这封信后，他就自己到巡捕房去自首了。
邹容刚到巡捕房自首的时候，巡捕对他说，你一个孩子（邹容当时只有十九岁）到这捣什么乱？邹容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革命军》的作者，不信你们就拿出书来，我背给你们听听。巡捕这才相信是真的，于是邹容被抓起来，与章太炎一起关在租界的监狱。
与此同时，清政府命令上海道向当时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团提出了查封报馆的要求，但是却遭到了租界内华洋各界的一致反对。因为按照租界的旧例，案子未定之前是不能封禁报馆的，所以《苏报》照旧出版，并继续疾呼“革命排满”。清政府自然不甘心，便串通当时担任领袖领事的美国人古纳签发封《苏报》馆令。古纳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认为各国列强在租借地内，完全没有必要维护不安分的中国百姓，所以他就签署同意封掉《苏报》馆。于是7月7日《苏报》馆终被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