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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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1831年(5)

“库利耶是位大天才,身上有着拜伦的特点,也有些像博马舍和狄德罗。他跟拜伦似的充分掌握着所有作为论据的事实,具有博马舍似的诉讼技巧,狄德罗一般的口才,加之自己又如此聪明机智,因此辩护起来精彩之极。他似乎未能完全洗清掉有关墨迹问题的指控,在总的方向上也不够积极正面,叫人没法完全赞成他的做法。他跟整个世界作对;很难设想他本身在这件事情上一点没有责任,一点没有错。”

接下来我们谈到德语的Geist和法语的esprit这两个词儿的区别。 歌德说:

“法语的esprit近乎于我们德国人所谓的Witz。我们的Geist也许法国人就需要用esprit和 me两个词来表达,其中同时包含的Produktivit t这个意思是法语esprit所缺少的。”

“伏尔泰却具有我们德国人所谓的Geist,”我说。“既然法语的esprit不够用,那法国人又怎么讲呢?”

“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歌德回答,“他们就用génie来表示。”

“眼下我正读一部狄德罗的作品,”我说,“这个人非凡的天才令我吃惊。知识何等地渊博,口才何等地雄健!我看见了一个动荡的大时代,人们相互争斗,心智和性格始终受着磨炼,都一定得既灵敏又坚强才行。法国人上个世纪所拥有的那些文学家,真叫杰出非凡啊。只要往里窥视一下,我便深为惊叹。”

“那是文学一百年来的发展变化,”歌德说,“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生长发育,最后终于繁花似锦。可伏尔泰本人也激励了狄德罗、达兰贝尔、博马舍等等等等,因为要在他旁边占有一席之地,就真得成为个人物,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随后歌德提到耶那有一位年轻的东方语言学和文学教授,说他在巴黎生活了很长时间,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希望我认识这位年轻学者。我告辞的时候,他给我一篇施隆谈最近出现的那颗彗星的文章,以免我在这些事情上完全一窍不通。

1831年3月22日,星期二

(年轻德国艺术家的不良倾向)

吃完饭以后,歌德从一位年轻朋友的罗马来信中给我念了几段。信里写道,一些个德国艺术家在那儿给人的标注印象是:头发老长,胡髭往上翘,衬衫领子立在老德意志外套的领口上面,嘴里叼着烟斗,手上牵着一条獒犬。他们来到罗马,好像不是为了朝拜大师和学习什么东西。拉斐尔他们觉得没有啥,提香、拉斐尔也只是色彩还可以。

“尼布尔预见到即将会有一个野蛮时代,” 歌德说,“他的话是对的。野蛮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业已生活其中;要知道,除去不承认杰出的人和事,野蛮还能有什么表现呢?”

那位年轻朋友随后讲到了罗马狂欢节,讲到了选举新教皇, 讲到了紧接着爆发的骚乱。

人们看见狂欢的队伍中霍拉斯·威尔纳打扮得像个骑士; 相反一些德国艺术家却安安静静待在旅馆里修剪自己的胡髭。由此可以看出,以他们的行为举止,德国的艺术家不可能赢得罗马市民的好感。

一些年轻德国艺术家身上表现的坏毛病,我们讨论其根源在于一些个别人的不良影响呢,还是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精神疾病,甚或其病根就在整个时代。

“他来自少数个别人的不良影响,”歌德说,“而且直到今天已经影响了四十多年。所使用的教条为:艺术家必须虔诚而有天赋,方能与大师比肩。这样的理论非常讨好,人们举双手表示拥护。因为要变得虔诚,什么也无须学习;而自己的天才嘛,每个人又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结果,就只能有仅仅符合自己妄想和喜好的表现,以求稳稳当当地博得平庸民众的喝彩!”

1831年3月25日,星期五

(舒适的环境使人怠惰、消极)

歌德让我看一把漂亮的绿色扶手椅,它是他前几天在一次拍卖会上拍得的。

“不过我将很少坐它,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坐,”他说,“因为任何的安逸舒适,原本完全违反我的天性。你瞧我房里没有沙发;我永远坐的是我这把老木头椅子,直到几个星期前才给它加了个靠脑袋的地方。一个家具舒适而讲究的环境,会破坏掉我的思维,使我处于安逸的被动状态。除非你从小已经习惯,否则漂亮的房间和豪华的家具只适合没有思想的人,或者不喜欢有思想的人。”

1831年3月27日,星期日

(老公爵夫人安娜·阿玛莉亚和莱辛的名剧《明娜·封·巴尔恩海姆》;歌德早年的挚友梅尔克)

经过了长久的期盼,明媚的春天终于到来了。蓝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天气温暖得又可以穿着夏日的衣裙出游啦。

歌德吩咐在花园的凉亭里摆上餐桌,于是今天我们又在户外进餐。我们谈到了老公爵夫人,说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到处出力和做好事,从而赢得了所有臣民的心。歌德说:

“老公爵夫人不但心肠好,而且聪明、善良;她真正是国家的福分。人们总会马上感觉出好处来自哪里,就像他们崇拜太阳和其他有益于人的自然元素一样, 我不奇怪所有人也会对她心怀爱戴,也将很快给她以应得的尊重。”

我告诉歌德,我正和小公爵一起读《明娜·封·巴尔恩海姆》,感觉这个剧本真是棒极了。我说:

“有人讲,莱辛是个冷冰冰的理智的人;可在这个剧本里,我却发现他富有情感,生性殷勤、质朴,心地善良,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快乐活泼而修养良好和心胸开阔的人。”

“当这个剧本出现在那黑暗的年代,”歌德接过话头,“你可以想象它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简直就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流星!它使我们注意到,除去当时那个羸弱的时代所理解的文学,还有一种高级得多的文学存在。前两幕是剧情铺垫的真正杰作,从中人们已经学到了许多,而且永远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而今自然没谁再愿意注意什么铺垫啦;原本要第三幕才可望出现的效果,他现在第一场就想得到,全不顾及写作就像航海,得先划离岸边到达一定的深度,然后才能张开满帆快速航行。”

歌德吩咐送来一些精酿的葡萄酒,是他上次过生一些法兰克福朋友送的礼物。我们一边饮酒,他一边给我讲了几则梅尔克的逸事。说他不能原谅已故的老公爵,就因为一次在埃森纳赫的鲁尔镇,这位竟然把一种中不溜儿的酒当成了精美佳酿。

“梅尔克和我,”歌德继续说,“我俩的关系一直就像靡非斯托斐勒斯和浮士德。一次他大肆嘲笑我父亲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信,原因是信里抱怨了意大利糟糕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难喝的葡萄酒和成群的蚊子。梅尔克不能原谅我父亲,在如此美丽的国度,在如此宜人的环境中,竟在意这些个小事,什么饮食啊蚊子啊,等等。

“梅尔克的所有这些看不顺眼,无可争辩,都起源于他高深的文化修养;可是由于他不具建设性,而是坚定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所以就总喜欢指责而不是赞扬;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吹毛求疵,以满足自己这一癖好。”

我们谈到佛格尔和他非凡的行政管理才能,谈到吉勒及其个性。歌德说:

“吉勒这人自成一格,任何人都无法与他相比。他是唯一一个跟我一起反对乌七八糟的出版自由的人;他立场坚定,值得信赖,总是站在法制的方面。”

饭后去花园里踱了一会儿步,盛开的白色雪钟花和黄色番红花令人赏心悦目。还有郁金香也开了,我们谈到了这种荷兰特有花卉的鲜艳和珍奇。歌德道:

“真难想象还会出现伟大的花卉画家,现在对他的学问要求太苛刻啦,植物学家给他一根根地数花蕊,却对绘画的构图和光线明暗茫然无知。”

1831年3月28日,星期一

(歌德的妹妹和他与莉丽的恋爱关系)

今天我又和歌德度过了一些美好时光。他告诉我:

“我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的《植物形变论》。还有我有关螺旋线和封·马尔提乌斯先生要讲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因此今天早上我又回到自传的第四卷,把还要补充的内容列成了一个提纲。在一定意义上我可以说是个令人羡慕的,到了我这样的高龄还有机会来写自己青年时期的事情,而且这个时期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

我们讨论了他和我都认为是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

“跟莉丽那段恋情的描写根本不缺少朝气,”我说,“相反,那样一些场面充满了早年的青春气息。”

“那是因为这些场面诗意浓郁,”歌德应道,“我用诗歌的魅力,弥补了年轻时对爱情体验不深的缺陷。”

接着讨论到歌德写他妹妹的那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他说:

“这一章会让才女们感兴趣;因为她们许多人跟我妹妹的情况类似,也都天资聪颖,品性端庄,不幸却因外貌欠佳而自惭形秽。”

“每临到节庆活动和开舞会,她脸上总会发皮疹,”我说,“真是件怪事,叫人禁不住想到有什么魔性的东西在作祟。”

“她生性怪癖,”歌德说,“道德方面高高在上,却无丝毫感性的激情。得委身一个男人的想法令她反感,试想一想,这样一副德性自然会给婚姻造成不幸。有同样倾向或者不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会体会出我这话有何含义。因此我也从来不觉得我妹妹真的结婚了,相反倒感觉她原本去当修女院的院长更合适。

“尽管她嫁的是一位极其出色的男子,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所以才会拼命劝我别跟莉丽结合。”

1831年3月29日,星期二

(梅尔克的奇行异事)

今天谈到梅尔克,歌德又给我讲了几件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的事。

“已故大公爵对梅尔克很好,”歌德说,“有一次甚至为他所欠的四千银币债款付了担保费。可没过多久梅尔克就把这笔钱还了回来,令大家都感觉惊奇。他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所以他到底跟债主做了什么交易,就成了一个谜。直到后来我再见到他,他说了下面的一席话,我心中的谜团才解开了。

“他说:‘公爵是位很不错的主子,慷慨大方,信任他人,能给人帮助就给人帮助。于是我想:你骗了这位主子的钱,就会损害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因为他将失去可贵的对人的信任,结果一个人造孽便苦了许多不幸的好人。那我又怎么办呢?我去借了一个坏蛋的钱来搞投机。要知道即使骗了这小子的钱,那也没有啥;可我不能欺骗好人,这很缺德是不是。’”

对梅尔克这人的奇异豪举我们忍俊不禁。歌德接着说:

“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在谈话过程中总是不时发出‘哧!哧!’的声音。年纪越大这个毛病越严重,最后那声音高得来像狗叫。他长期搞投机买卖,结果晚年患了严重的疑心病,最近落得个自杀的下场。他疑心自己就要破产啦,事实上情况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

1831年3月30日,星期三

(《自传》第三卷以及书名的含义)

又谈到了魔性的问题。歌德说:

“它喜欢附着于显要人物,还爱选择稍微蒙昧一些的时代。像柏林这样一座平庸枯燥的城市,就几乎没有魔性的表现机会。”

歌德说出了我自己几天前有过的想法,因此我很得意,就像我们的思想每次获得了证实的时候一样。

昨天和今早上我都在读他自传的第三卷,读的时候产生了学外语时曾有过的感觉,就是在取得进步以后重温旧课文,才发现一些原来以为已经读懂的小地方,现在才真正品尝出了其中的细微滋味。

“您的传记是这样一本书,”我说,“我们读了它会大大提高自己的修养。”

“全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歌德应道,“所述的一个个事实只有助于全面地观察时代,只有助于更好地检验真理。”

“其中您提到巴塞多夫,”我说,“说他为了达到更高的目的需要那些人,希望博得他们的好感,但却没有考虑如果他不顾一切地宣扬他那些令人反感的宗教观点,把人们眷爱的东西变得可疑,结果却必然毁掉一切——这样的和类似的段落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

“我想书里隐藏着一些人生的象征,”歌德说,“我将它题名为《诗与真》,因为它努力想从处于低处的现实领域得到提升。而让·保尔出于相反的思考,写了一本他生活的《真实》,仿佛这样一个人生活的真实别有一番景象,而非作者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似的!可是德国人很难学会接受非凡的事物,高深一点的东西他们常常视而不见,失之交臂。如果仅只真实,还算不上我生活里的事件,它还得有些个意义。”

1831年3月31日,星期四

(迈耶尔尔令人愉快的性格)

跟索勒和迈耶尔尔赴亲王的宴会。席间谈起文学问题,迈耶尔尔给我们讲了他第一次认识席勒的情况。他说:

“我和歌德在耶那的天国里散步,不期然遇见席勒,第一次与他进行了交谈。当时他尚未完成他的《唐·卡洛斯》,刚刚才从瑞典回来,看样子病得挺严重,神经痛得很厉害。他那张脸看上去就像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歌德想,他活不到两个礼拜了;谁知他却缓过了气儿来,恢复健康后才写成功了他所有的代表作。”

迈耶尔尔随后讲起让·保尔和施莱格尔的几件事情,这两位他都是在海德堡的一家酒店里碰见的;还讲了他旅居意大利情况,都是些令我们听了感觉愉快的事情。

在迈耶尔尔身边我总是心情舒畅,这也许由于他是个自满自足的人,很少在意周围的环境,相反却时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愉快满足。同时他还见多识广,知识渊博,记忆过人,多年前的事情还记得清楚得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他的性格理智重于感情,设若没有极其高尚的教养作为基础,这种个性必定令人畏惧;然而事实是他静静的存在总令人感觉舒适,总能给人教养。

1831年4月1日,星期五

(画家不可能没有师承)

陪歌德吃饭,席间谈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歌德让我看罗伊特尔男爵的一幅水彩画;画的是一个青年农民站在一座小城的集市上,旁边有一个卖篮筐和桌布的女贩。年轻人望着面前的篮子;两个坐着的妇女和一个站在一旁的蛮丫头,却友善地注视着英俊的小伙子。画面的布局好极了;人物表情十分的真实和自然,叫人怎么看也看不够。

“这幅水彩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歌德说。“可有些头脑简单的人却说什么,罗伊特尔在艺术上不欠任何人的情,他完完全全靠的是自己。仿佛除了愚蠢和笨拙,全靠自己还能有别的什么似的!这位艺术家即使没有任何叫得出名字来的师傅,那他总跟一些杰出的大师打过交道,总会向他们和伟大的前辈以及无所不在的大自然学习,然后才自成一家的吧。自然给了他卓越的天赋,艺术和自然又一起培养了他。他是杰出的,在某些方面独树一帜,可尽管如此仍不能讲,他一切全靠自己。对一个极端疯狂和毛病特多的艺术家,倒真可以讲一切全由于他自己;对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却不好这么讲。”

歌德让我看出自同一位画家的另一幅画;画的中间留了一块用作题词的空地,四周的一圈则用金色和各种色彩画成了一个框子。框子的上方是一幢哥特式建筑;从两旁垂下来繁复的阿拉伯花饰,其间交织着一些风景和家庭生活场面;最下边则是一幅优雅的林中小景,鲜绿鲜绿的树和草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