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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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1831年(6)

“罗伊特尔男爵希望我在空白处写点什么,”歌德说,“可他这个边框画得如此漂亮、雅致,我担心我的这笔字会毁了整个的画。为此我做了几句诗,考虑请一位书法家来为我代笔是不是更好。等他写好了,我愿意再亲笔签上名字。你看如何?你有什么建议?”

“如果我是罗伊特尔,”我回答,“我看见诗的笔迹出自他人,我会感到不痛快;反之会很高兴,如果它是您亲笔书写的。一位画家在身边创造了足够的艺术,用不着在您的字里再来寻找艺术;关键是它得真,得是您的亲笔。我甚至还要建议您别用拉丁字体书写,而要采用德语的花体,这样更能显示您书法的特点,也更适合哥特式的环境。”

“你可能是对的,”歌德说,“最终我这么办也最方便。也许在未来的几天某一瞬,我会突然鼓起了动笔的勇气。不过呢,如果我玷污了一幅如此美妙的画,”歌德笑着补充道,“那你可要负责喽。”

“你就写吧,”我回答,“不管写得怎么样,都会是好的。”

1831年4月5日,星期二

(诺伊罗特尔的绘画天才)

中午和歌德在一起。他说:

“在艺术界很不容易碰见一个比诺伊罗特尔更加喜人的天才。难得有位艺术家量力而为,多数人都好高骛远,去做自己能力和天资所不及的事情。对他可以讲,他的天才尚待发挥。自然界一切领域的题材他都应付自如,人物动物画得棒,山川林木同样棒;他具有高度的艺术创造力、艺术技巧和艺术趣味;在一定意义上讲,以其深厚的修养完成一些容易画的书沿装饰画形同浪费,他呢真好像不大在乎自己的种种才能;这样,便传递到观画的人身上一种随意而舒适之感,总让他觉得余味无穷。

“画书沿装饰画没有谁达到过他那么高的境界,即使阿尔布勒希特·丢勒那样的大天才,在这方面也不足以称做他的师傅,而只不过是他的一位启迪者而已。

“我打算寄一幅诺伊罗特尔的这种画给苏格兰的卡莱尔先生,”歌德继续说,“希望我这位朋友不视其为不受欢迎的礼物。”

1831年5月2日,星期一

(批评伯尔内热衷党派政治)

歌德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最近几天,他差不多就要写完一直空在那里的《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开头啦。

“这些场面的构思也已经酝酿三十多年,”歌德说;“它是如此重要,我从来不曾失去对它的兴趣,只是要写出来太困难,因此我害怕啦。现在通过各种办法,我又动起笔来了,如果运气好,我会紧接着一口气写完第四幕。”

吃饭时歌德和我谈起伯尔内。他说:

“伯尔内是个人才,党派仇恨成了他利用的同盟力量;不依靠这个力量,他不可能产生影响。在文坛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例子,就是仇恨取代了才能;一些才能微不足道者大出风头,就因为充当了某个党派的喉舌。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格得以自立,只好投靠一个党派以自重,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人物。

“贝朗瑞相反是一个人才,一个自足自立的人才。他因此从来不为哪个政党服务。他感觉自己内心十分的充实,不需要世人再补充什么,也不担心世人会夺走什么。”

1831年5月15日,星期日

(歌德立遗嘱,指定艾克曼编辑出版遗著;《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临时增补)

单独陪歌德在书房里吃饭。愉快地交谈了一会儿,最后他把话题转到他个人的事情,同时站起身来,从书桌上取过一页写好了的文书。

“像我这么个已经八十开外的人,”他说,“差不多没有权利再活下去啦;我必须每天做好听从上帝召唤的准备,并且安排好家事。最近我对你说过,我已在遗嘱中指定你为我遗著的编辑出版人;今天我弄了张小小的字据,算是一份合同吧,请你和我一起来签署它。”

说着,歌德把文书放到我面前;我看见上面开列着他身后要出版的部分已经完成、部分尚未完成的作品清单,以及相关的进一步要求和条件。我基本上都同意,于是双方签了字。

所列举的材料以前我已时不时地编辑过,估计大约有十五卷之多。随后我们讨论了一些还未完全肯定下来的细节。歌德道: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出版商对超出一定的印张有顾虑,因此不得不从成稿中抽掉这样那样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掉《颜色学》的论战部分。我自己的观点已包含在理论部分里;加之历史部分又多半是论争性质,里边已论及牛顿的主要谬误,论争的内容也差不多够啦。尽管我决不放弃对牛顿定律近乎严厉的剖析,它在当时是必要的,在将来仍有价值;但是从根本上讲,任何论争都有违我的天性,因此我也没多少兴趣。”

我们谈得比较详细的第二个点,是印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第三章结尾处的格言与反思。

也就是在开始对这部曾经印成一卷的小说进行修订和增补时,歌德已经作了总共出两卷的预告,跟他全集新版的预告一样。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稿子增加的量超出了他的预期,再加上他的秘书抄写得松散一点,歌德便产生了错觉,误以为已经够印三卷;于是手稿便分成三卷交付出版。可谁料已经印了相当一部分,才发现歌德计算错了,结果后边两卷弄得太单薄。出版商只好请歌德再补些稿子去;可因为小说的情节本身已没法更改,要再插进一篇新构思和新创作的《Novelle》时间也太紧迫,所以歌德的处境真是十分尴尬。

在此情况下他派人把我请了去,对我讲了事情经过,同时向我透露他准备采取的对策。说着,他让仆人取来两大捆应急用的手稿,把它放在我的面前。

“这两包都是迄今未曾刊印过的各种文稿,”他说,“有的已经完成,有的还是片断,关于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名文警句,全都混杂在一起。你看怎么样,能不能整理编选六至八个印张出来,拿去暂时填补《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空缺。严格说来尽管不完全合适,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玛卡丽娅的笔记里就有这样一些东西。如此一来不但解决了眼下的一大麻烦,同时还有个好处,就是顺手把一批富有价值的东西发表了出去。”

“我接受歌德的建议,立刻着手整理那些零零星星的文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编辑工作。歌德看样子非常满意。我把所有警句编成了两部分,我们将一部分题名为《摘自玛卡丽娅笔记》,将另一部分题名为《漫游者的思考》。歌德这时刚好完成了两首重要的抒情诗,一首为《题席勒头颅遗骨》,一首为《没有任何生命会化为乌有》,他因此希望也立刻将它们公之于世,于是我们便在每一部分警句的末尾各附上了一首诗。

而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出版了,可却没谁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发现小说的情节让一堆谜一般的语录给打断了;只有专业人士,也就是艺术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才可望解开这些谜,所有其他读者,特别是女读者,都必定感觉它们挺讨厌。还有那两首诗同样不大好理解;至于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也很难讲清楚。

歌德对此也不禁失笑。他今天说:

“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是将来你在编辑出版我的遗作时,再把这些东西摆到应该摆的地方,以使它们在重印本中适得其所。至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去掉了警句和那两首诗,就可以紧缩成两卷,跟最初的打算一样。”

我们统一了意见:我将把所有涉及艺术的格言收入艺术一卷,把所有涉及自然科学的格言收入自然科学卷;同样,一切有关伦理的和文学的,也分别放到相应卷里。

1831年5月25日,星期三

(歌德如何参与席勒的戏剧创作)

我们谈到《华伦施坦的营帐》。因为我常听人讲歌德曾参与这出戏的创作,说什么特别是托钵僧的布道词完全出自他的笔下。今天进餐时我问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下面的回答。

“从根本上讲,”他说,“席勒的所有作品都是他自己的创作。只是呢我们相互关系如此亲密,席勒不只告诉我他的写作计划并跟我商量,而且也讨论如何实施,还根据每天的进展随时交流,听取我的意见接受我的建议;如此这般,我可以讲也真正是参与了创作。写托钵僧的布道词时,我派人给他送去了亚伯拉汗·阿·圣·克拉拉的演讲稿,他立刻用它巧妙地编写成了那段布道词。

“至于个别段落是否出自我的笔下,我简直想不起来了,记住了的仅有这样两句诗:

被另一位上尉刺死了的上尉,

他遗赠给我的仅仅是几颗骰子。

“因为我想交代清楚那个农民掷骰子怎么老会输,便亲手在稿子上添加了这两行诗。席勒没有考虑到这点;以其一贯的大胆作风,他只管让农民掷骰子,却不问他怎么会老输。我已经说过,精心构思不是席勒之所长,也可能正因此吧,他的剧作戏剧效果更加强烈。”

1831年5月29日,星期日

(歌德的泛神论信仰)

歌德对我讲到一个男孩,说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怎么都不能安心。他说:

“发现这个情况令我不快。它表明这孩子心灵过分脆弱,对自身的道德人格估计太高,以致不能原谅自己犯任何错误。如果不干点大事使其平衡,这样的心灵会使人患上疑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