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特尔男爵希望我在空白处写点什么，”歌德说，“可他这个边框画得如此漂亮、雅致，我担心我的这笔字会毁了整个的画。为此我做了几句诗，考虑请一位书法家来为我代笔是不是更好。等他写好了，我愿意再亲笔签上名字。你看如何？你有什么建议？”
“如果我是罗伊特尔，”我回答，“我看见诗的笔迹出自他人，我会感到不痛快；反之会很高兴，如果它是您亲笔书写的。一位画家在身边创造了足够的艺术，用不着在您的字里再来寻找艺术；关键是它得真，得是您的亲笔。我甚至还要建议您别用拉丁字体书写，而要采用德语的花体，这样更能显示您书法的特点，也更适合哥特式的环境。”
“你可能是对的，”歌德说，“最终我这么办也最方便。也许在未来的几天某一瞬，我会突然鼓起了动笔的勇气。不过呢，如果我玷污了一幅如此美妙的画，”歌德笑着补充道，“那你可要负责喽。”
“你就写吧，”我回答，“不管写得怎么样，都会是好的。”
1831年4月5日，星期二
（诺伊罗特尔的绘画天才）
中午和歌德在一起。他说：
“在艺术界很不容易碰见一个比诺伊罗特尔更加喜人的天才。难得有位艺术家量力而为，多数人都好高骛远，去做自己能力和天资所不及的事情。对他可以讲，他的天才尚待发挥。自然界一切领域的题材他都应付自如，人物动物画得棒，山川林木同样棒；他具有高度的艺术创造力、艺术技巧和艺术趣味；在一定意义上讲，以其深厚的修养完成一些容易画的书沿装饰画形同浪费，他呢真好像不大在乎自己的种种才能；这样，便传递到观画的人身上一种随意而舒适之感，总让他觉得余味无穷。
“画书沿装饰画没有谁达到过他那么高的境界，即使阿尔布勒希特·丢勒那样的大天才，在这方面也不足以称做他的师傅，而只不过是他的一位启迪者而已。
“我打算寄一幅诺伊罗特尔的这种画给苏格兰的卡莱尔先生，”歌德继续说，“希望我这位朋友不视其为不受欢迎的礼物。”
1831年5月2日，星期一
（批评伯尔内热衷党派政治）
歌德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最近几天，他差不多就要写完一直空在那里的《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开头啦。
“这些场面的构思也已经酝酿三十多年，”歌德说；“它是如此重要，我从来不曾失去对它的兴趣，只是要写出来太困难，因此我害怕啦。现在通过各种办法，我又动起笔来了，如果运气好，我会紧接着一口气写完第四幕。”
吃饭时歌德和我谈起伯尔内。他说：
“伯尔内是个人才，党派仇恨成了他利用的同盟力量；不依靠这个力量，他不可能产生影响。在文坛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例子，就是仇恨取代了才能；一些才能微不足道者大出风头，就因为充当了某个党派的喉舌。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格得以自立，只好投靠一个党派以自重，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人物。
“贝朗瑞相反是一个人才，一个自足自立的人才。他因此从来不为哪个政党服务。他感觉自己内心十分的充实，不需要世人再补充什么，也不担心世人会夺走什么。”
1831年5月15日，星期日
（歌德立遗嘱，指定艾克曼编辑出版遗著；《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临时增补）
单独陪歌德在书房里吃饭。愉快地交谈了一会儿，最后他把话题转到他个人的事情，同时站起身来，从书桌上取过一页写好了的文书。
“像我这么个已经八十开外的人，”他说，“差不多没有权利再活下去啦；我必须每天做好听从上帝召唤的准备，并且安排好家事。最近我对你说过，我已在遗嘱中指定你为我遗著的编辑出版人；今天我弄了张小小的字据，算是一份合同吧，请你和我一起来签署它。”
说着，歌德把文书放到我面前；我看见上面开列着他身后要出版的部分已经完成、部分尚未完成的作品清单，以及相关的进一步要求和条件。我基本上都同意，于是双方签了字。
所列举的材料以前我已时不时地编辑过，估计大约有十五卷之多。随后我们讨论了一些还未完全肯定下来的细节。歌德道：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出版商对超出一定的印张有顾虑，因此不得不从成稿中抽掉这样那样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掉《颜色学》的论战部分。我自己的观点已包含在理论部分里；加之历史部分又多半是论争性质，里边已论及牛顿的主要谬误，论争的内容也差不多够啦。尽管我决不放弃对牛顿定律近乎严厉的剖析，它在当时是必要的，在将来仍有价值；但是从根本上讲，任何论争都有违我的天性，因此我也没多少兴趣。”
我们谈得比较详细的第二个点，是印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第三章结尾处的格言与反思。
也就是在开始对这部曾经印成一卷的小说进行修订和增补时，歌德已经作了总共出两卷的预告，跟他全集新版的预告一样。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稿子增加的量超出了他的预期，再加上他的秘书抄写得松散一点，歌德便产生了错觉，误以为已经够印三卷；于是手稿便分成三卷交付出版。可谁料已经印了相当一部分，才发现歌德计算错了，结果后边两卷弄得太单薄。出版商只好请歌德再补些稿子去；可因为小说的情节本身已没法更改，要再插进一篇新构思和新创作的《Novelle》时间也太紧迫，所以歌德的处境真是十分尴尬。
在此情况下他派人把我请了去，对我讲了事情经过，同时向我透露他准备采取的对策。说着，他让仆人取来两大捆应急用的手稿，把它放在我的面前。
“这两包都是迄今未曾刊印过的各种文稿，”他说，“有的已经完成，有的还是片断，关于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名文警句，全都混杂在一起。你看怎么样，能不能整理编选六至八个印张出来，拿去暂时填补《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空缺。严格说来尽管不完全合适，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玛卡丽娅的笔记里就有这样一些东西。如此一来不但解决了眼下的一大麻烦，同时还有个好处，就是顺手把一批富有价值的东西发表了出去。”
“我接受歌德的建议，立刻着手整理那些零零星星的文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编辑工作。歌德看样子非常满意。我把所有警句编成了两部分，我们将一部分题名为《摘自玛卡丽娅笔记》，将另一部分题名为《漫游者的思考》。歌德这时刚好完成了两首重要的抒情诗，一首为《题席勒头颅遗骨》，一首为《没有任何生命会化为乌有》，他因此希望也立刻将它们公之于世，于是我们便在每一部分警句的末尾各附上了一首诗。
而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出版了，可却没谁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发现小说的情节让一堆谜一般的语录给打断了；只有专业人士，也就是艺术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才可望解开这些谜，所有其他读者，特别是女读者，都必定感觉它们挺讨厌。还有那两首诗同样不大好理解；至于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也很难讲清楚。
歌德对此也不禁失笑。他今天说：
“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是将来你在编辑出版我的遗作时，再把这些东西摆到应该摆的地方，以使它们在重印本中适得其所。至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去掉了警句和那两首诗，就可以紧缩成两卷，跟最初的打算一样。”
我们统一了意见：我将把所有涉及艺术的格言收入艺术一卷，把所有涉及自然科学的格言收入自然科学卷；同样，一切有关伦理的和文学的，也分别放到相应卷里。
1831年5月25日，星期三
（歌德如何参与席勒的戏剧创作）
我们谈到《华伦施坦的营帐》。因为我常听人讲歌德曾参与这出戏的创作，说什么特别是托钵僧的布道词完全出自他的笔下。今天进餐时我问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下面的回答。
“从根本上讲，”他说，“席勒的所有作品都是他自己的创作。只是呢我们相互关系如此亲密，席勒不只告诉我他的写作计划并跟我商量，而且也讨论如何实施，还根据每天的进展随时交流，听取我的意见接受我的建议；如此这般，我可以讲也真正是参与了创作。写托钵僧的布道词时，我派人给他送去了亚伯拉汗·阿·圣·克拉拉的演讲稿，他立刻用它巧妙地编写成了那段布道词。
“至于个别段落是否出自我的笔下，我简直想不起来了，记住了的仅有这样两句诗：
被另一位上尉刺死了的上尉，
他遗赠给我的仅仅是几颗骰子。
“因为我想交代清楚那个农民掷骰子怎么老会输，便亲手在稿子上添加了这两行诗。席勒没有考虑到这点；以其一贯的大胆作风，他只管让农民掷骰子，却不问他怎么会老输。我已经说过，精心构思不是席勒之所长，也可能正因此吧，他的剧作戏剧效果更加强烈。”
1831年5月29日，星期日
（歌德的泛神论信仰）
歌德对我讲到一个男孩，说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怎么都不能安心。他说：
“发现这个情况令我不快。它表明这孩子心灵过分脆弱，对自身的道德人格估计太高，以致不能原谅自己犯任何错误。如果不干点大事使其平衡，这样的心灵会使人患上疑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