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教材认为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删诗”指的是春秋时期，诗歌是很多的，据司马迁说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十取其一，整理成集，就剩下了305篇。“删诗”问题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唐代以前没有什么争论，但是，从唐代一直到清代大致上争论了1000多年，直到近当代，大家才基本上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孔子的“删诗”不能够成立。
“删诗说”最初出于司马迁，后来班固、郑玄都支持这个说法。到了唐代的孔颖达编写《毛诗正义》，为郑玄的《诗谱》作疏，才开始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孔颖达只是说孔子不会删去这样多的诗，倒没有公开否认孔子的“删诗”。后来支持“删诗说”的著名人物有欧阳修、程灏、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赵坦、王崧等人；反对“删诗说”
的阵营要大一些，有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现代的主要反对者是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当代的《诗经》学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
支持孔子“删诗”说法的理由不外乎是：出于对《史记》的信赖和尊重；出于基本情势判断，即500年间不可能只有300首诗歌；出于《论语》中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回到上一个问题是，既然有着大规模的“采诗”行为，采集的诗歌一定是非常多的。
而反对孔子“删诗说”的理由是：
1.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诗”的总体面貌和今天的留存相仿佛，孔子时年约八九岁，不可能“删诗”（这一研究结果实际上出于郑樵的提示）。
2.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是在“自卫返鲁”之后，而此前孔子谈到“诗”时，也称“诗三百”（方玉润）。
3.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列国士大夫之赋诗言志，典籍记载多出于今本《诗经》，孔子不可能具有如此之影响（朱彝尊）。
4.《诗经》中多有不合于孔子道德思想的诗篇（崔述）。
这类的理由还有很多。
不过，今人还是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态度，认为孔子对于《诗经》有所贡献。这表现在：第一，他在文字、方言和音乐方向上做过一些整理修订的工作。第二，他将《诗经》作为教材，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很大的帮助。
《诗经》是如何成书的
除了孔子删诗说，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一是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