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胡扯着，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我们说累了，就沉默。在沉默中我们昏昏欲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幅很有情调的画面：一轮艳阳当头照，沙石路在阳光下变成了金黄色，一个头戴草圈、斜背书包的老头子，迎着阳光眯着一大一小两只眼，肩膀上背着牛缰绳，抻着黑色的脖子，一步一探头地往前走着，像我后来看到过的在江上拉纤的船夫。在他的身后，是被缰绳拉得仰起来的牛脸。牛脸上有泪水还有苍蝇。再往后是弓起来的牛背，夹起的牛尾。牛蛋皮太难看，就不要画了。重点应该画画我。我很丑，我很丑却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扮鬼脸，做怪像，连我的姐姐都曾经质问我的母亲：娘，你说他怎么这样丑？简直是气死画匠，难描难画。母亲对姐姐的质问当然不高兴。母亲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你们不亲他，所以就觉得他丑。当然母亲生了气时也骂我丑。我趴到井台边上看自己的模样，确实有些问题。譬如说我嘴里生着一颗虎牙。姐姐说我锯齿獠牙。我一怒之下，找了一把铁锉，硬是一点点地将那颗牙锉平了。锉牙时整个牙床都是酸的，好像连脑子都给震荡了，但是为了美，我把那样长的一颗虎牙给锉平了。我把这事说给村里人听时，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又在胡说。我留着那种头顶只有一撮毛的娃娃头，脸上是一片片铜钱大的白癣，那时候男孩子脸上爱长这种白癣，据说用酸杏擦能擦好，我们就去偷酸杏来擦，也没见谁擦好过。我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条大裤头子，脚上拖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摇着一柄破芭蕉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牛的蛋皮。我们都不好看，人不是好人，牛也不是好牛。但我们很有特色。如果愿意，其实还可以画画路两边的树。路两边的树多半是杨树，杨树里夹杂着一些槐树。杨树上生了那种名叫“吊死鬼”的虫，它们扯着一根游丝在风里荡来荡去。路两边的麦子正在开花，似乎有那么点甜甜的香气。这幅图画固然很好，但我的肉体却很痛苦。我头痛，眼前有点发黑，口里是又干又苦，脚也很痛。但我的这点痛苦跟牛比起来肯定是不值一提。牛受的罪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它的头不痛是不可能的。我们多少还睡了一点觉，可它却一点觉都不能睡。现在我想起来，其实不让阉过的牛趴下是没有道理的。即便是一条没阉过蛋子的牛，让它四天四夜捞不到趴下，也是一桩酷刑，何况它身受酷刑，大量失血后，又伤口发炎。它的腿已经肿了，它血管子里的血也坏了，它那个像水罐一样的蛋皮里肯定积了一包脓血。与牛相比，我受的这点小罪的确是轻如鸿毛了。杜大爷难道就好受了吗？他也不好受。他是六十八岁的人了，那时候六十八岁的人就是高龄了，也就是说，杜大爷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被黄土埋起来了。他嘴里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只剩下两个特大的门牙，这两个长门牙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些青春气象，因为这两个门牙使他像一匹野兔，野兔无论多么老，总是活泼好动的，一活泼好动，就显得年轻。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把刀子。
那是一把三角形、带长柄的刀子。因为我曾经在生产队的苗圃里干过活，所以我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把嫁接果树使用的刀子。这种刀子很锋利，跟老董同志使用的阉牛刀在外形上有些相似之处。我捡起这把刀子后，就忘了头痛和脚痛，神使鬼差般地我就想把双脊那肿胀的蛋皮给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里边全是脓血。我听到双脊也在哀求我：兄弟，好兄弟，给我个痛快地吧！我知道这事不能让杜大爷知道，让他知道了我的计划肯定不能实现。借着一个小上坡，我捏紧刀子，心不软，手不颤，瞄了个准，一闭眼，对着那东西，狠命地一戳。我抽刀子的动作很快，但还是溅了一手。
杜大爷惊喜无比，说：“罗汉，你他妈的真是个天才！你这一刀，牛轻松了，我也轻松了。你要早来这么一刀，双脊没准早就好了，根本不用到公社去……太好了……太好了……我见了老董同志一定让他把你留下当学徒，我的眼色是没有错的，我看准了的人没有错的……”
杜大爷折了一根树枝，转到牛后，将树枝戳到牛的蛋皮里搅着。牛似乎很痛苦，想抬起后腿蹬人。但它仅有蹬人的意念，没有蹬人的力气了。它的后腿抬了抬就放下了。它只能用浑身的哆嗦表示它的痛苦。杜大爷真诚地说：“牛啊牛，你忍着点吧，这是为了你好……”蛋囊里的脏物哗哗地往外流，先是白的、黄的，最后流出了红的。杜大爷扔掉树枝，说：“好了，这一下保证好了！”
我们拉着它继续赶路。它走得果然快了一些。杜大爷从槐树上扯下了一根树枝，树枝上带着一些嫩叶，递到它的嘴边，它竟然用嘴唇触了触，有点想吃的意思。尽管它没吃，但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兴奋。杜大爷说：“好了，认草就好了，到了公社，打上一针，不出三天，又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牛了。”
太阳发红时，我们已经望到了公社大院里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我兴奋地说：“快了，快要到了。”
杜大爷说：“望山跑死马，望树跑死牛，起码还有五里路。不过，这比我原来想的快多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多亏了你小子那一刀，不过，如果没有我那一根树枝也不行。”
我们越往前走，太阳越发红。路边那个棉花加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下班，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在路上散步。他们身上散发着好闻极了的肥皂气味。那些漂亮女人身上，除了肥皂气味之外，还有一种甜丝丝香喷喷的气味。
杜大爷对着我眨眨眼，低声说：“罗汉，闻到大闺女味了没有？”
我说：“闻到了。”
他说：“年轻人，好好闯吧，将来弄这样一个娘儿们做老婆。”
我说：“我这辈子不要老婆。”
杜大爷说：“你这是叫花子咬牙发穷恨！不要老婆？除非把你阉了！”
我们正议论着，一对男女在路边停下来。那个一脸粉刺、头发鬈曲的男青年问：“老头，你们这是干啥去？”
杜大爷说：“到兽医站去。”
男青年问：“这牛怎么啦？”
杜大爷说：“割了蛋子了。”
男青年说：“割蛋子，为什么要割它的蛋子？”
杜大爷说：“它想好事。”
男青年问：“想好事？想啥好事？”
杜大爷说：“你想啥好事它就想啥好事！”
男青年急了，说：“老头，你怎么把我比成牛呢？”
杜大爷说：“为什么不能把你比成牛？天地生万物，人畜是一理嘛！”
女青年红着脸说：“毛，快走吧！”
女青年细眉单眼，头很大，脸也很大，脸很白，牙也很白。我不由自主地想看她。男青年跑到牛后，弯着腰，看双脊那个地方。
“我的个天，”男青年一惊一乍地说，“你们真够残忍的，小郭小郭你看看他们有多么残忍！”
男青年招呼那女青年。女青年恼怒地一甩辫子，往前走了。男青急忙去追女青年。我的脖子跟着女青年转过去。我看到男青年将一只胳膊搭在女青年肩上，奇怪的是女青年竟然让他把胳膊搭在肩上。
杜大爷说：“转回头吧，看也是白看。”
我回过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杜大爷说：“才刚还说这辈子不要老婆呢，见了大闺女眼睛像钩子似的！”
我说：“我看那个男的呢！”
“别辩了，大爷我也是从年轻时熬过来的。”杜大爷说，“这个大闺女，像刚出锅的白馒头，暄腾腾的，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呀！”
公社的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我们终于赶到了兽医站。那时候公社的高音喇叭晚上七点开始广播，开始广播时先播东方红，播完了东方红就预告节目，预告完了节目是新闻联播，播完了国家新闻就播当地新闻，播完了当地新闻就播样板戏，播完了样板戏就播天气预报，播完了天气预报就播国际歌，播完了国际歌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了，再会”，这时候就是晚上九点半，连一分钟都不差。我们在兽医站前刚刚站定，播音员就与我们“再会”了。杜大爷说：“九点半了。”
我打了一个哈欠说：“在家时播完国际歌我就睡了觉了。”
杜大爷说：“今天可不能睡了，咱得赶快找老董同志给双脊打上针，打上针心里就踏实了。”
兽医站铁门紧闭，从门缝里望进去，能看到院子里竖着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似乎还有一口井，井边的空地上，生长着一些蓬松的植物。一只狗对着我们叫着，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问：“大爷，咱到哪里去找老董同志呢？”
杜大爷说：“老董同志肯定在屋里。”
我说：“屋里没点灯。”
杜大爷说：“没点灯就是睡觉了。”
我说：“人家睡觉了咱怎么办？”
杜大爷说：“咱这牛算急病号，敲门就是。”
我说：“万一把人家敲火了怎么办？”
杜大爷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老董同志吃了双脊的蛋子，理应该给双脊打针。”
我们敲响了铁门。起初我们不敢用力敲，那铁门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铿铿锵锵地，像放炮一样。我们敲了一下，那条狗就冲到门口，隔着铁门，往我们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狂叫。但屋子里毫无动静。我们的胆壮了，使劲敲，发出的声音当然更大，那条狗像疯了似的，一下下地扑到铁门上，狗爪子把门搔得嚓嚓响，但屋子里还是没有动静。杜大爷说：“算了吧，就是个聋子，也该醒了。”
我说：“那就是老董同志不在。”
杜大爷说：“这些吃工资的人跟我们庄户人不一样，人家是八小时工作制，下了班就是下了班。”
我说：“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杜大爷长叹一声，“我们好说，可就苦了双脊了！双脊啊双脊，去年你舒坦了，今年就要受罪，像大小鲁西，去年没舒坦，今年遭的罪就小得多。老天爷最公道，谁也别想光占便宜不吃亏。”
我看看黑暗中的双脊，看不到它的表情，只能听到它的粗浊的喘息。
杜大爷打着打火机，围着双脊转了一圈，特别认真地弯腰看了看它的双腿之间。打火机烫了他的手，他嘶了一声，把打火机晃灭。我的面前立即变得漆黑。天上的星斗格外灿烂起来。杜大爷说：“我看它那儿的肿有点消了，如果它实在想趴下，就让它趴下吧。”
我说：“太对了，大爷，好不好也不在趴下不趴下上，大小鲁西不也趴过一夜吗？不是照样好了吗？”
杜大爷说：“你说的有点道理，它趴下，咱爷俩也好好睡一觉。”
杜大爷一声未了，双脊便像一堵朽墙，瘫倒在地上。
9 黎明时，我被杜大爷一巴掌拍醒。我迷迷糊糊地问：“大爷，天亮了吗？”杜大爷说：“罗汉，毁了炉了……我们的牛死了……”听说牛死了，睡意全消，我的心中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从铁门边上一跃而起，我就到了牛身边。这天早晨大雾弥漫，虽是黎明时分，但比深更半夜还要黑。我伸手摸摸牛，感到它的皮冰凉。我推了它一下，它还是冰凉。我不相信牛死了，我说：“大爷，您怎么能看到牛死了呢？”大爷说：“死了，肯定死了。”我说：“你把打火机借给我用用，我看看是不是真死了。”杜大爷将打火机递给我，说：“真死了，真死了……”我不听他那套，点燃打火机，举起来一照，看到牛已经平躺在地上，四条腿伸得笔直，好像四根炮管子。它的一只眼黑白分明地盯着我，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捂灭打火机，陷入黑暗与迷雾之中。
“怎么办？大爷，你说咱们怎么办？”我问。杜大爷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等着吧！”“等什么？”“等天亮吧！”“天亮了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是死了，顶多让我们给它抵命！”杜大爷激昂地说。我说：“大爷啊，我还小，我不想死……”杜大爷说：“放心吧，抵命也是我去，轮不到你！”我说：“杜大爷您真是好样的！”杜大爷说：“闭住你的嘴，别烦我了！”
我们坐在兽医站门口，背倚着冰凉的铁门，灰白的雾像棉絮似的从我们面前飘过去。天气又潮又冷，我将身体缩成一团，牙齿嘚嘚地打战。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死牛，但我的眼睛却忍不住地往那里斜。其实那里也是浓雾弥漫，牛的尸体隐藏在雾里，就像我们的身体隐藏在雾里一样。但我的鼻子还是闻到了从死牛身上发出来的气息。这气息是一种并不难闻的冷冰冰的腐臭气息。像去年冬天我从公社饭店门前路过时闻到的气息一模一样。
雾没散，天还很黑，但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猛然响了，放东方红。我们知道已经是早晨六点钟。喇叭很快放完了东方红。喇叭放完了东方红东方并没有红，太阳也没有升起。但很快东方就白了。雾也变淡了些。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杜大爷背靠着铁门，浑身哆嗦，哆嗦得很厉害，哆嗦得铁门都哆嗦。我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他说：“没病，我只是感到身上冷，连骨头缝里都冷。”我立刻想起奶奶说过的话，她说，人只要感到骨头缝里发冷就隔着阴曹地府不远了。我刚想把奶奶说过的话向杜大爷转述，杜大爷已经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我尾随着杜大爷，绕着死牛转了一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它了。它死时无声无息，我和杜大爷都没听到它发出过什么动静。它可以说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它侧着躺在地上，牛的一生中，除了站着，就是卧着，采取这样大大咧咧的姿势，大概只有死时。它就这样很舒展也很舒服地躺在地上，身体显得比它活着时大了许多。从它躺在地上的样子看，它完全是一头大牛了，而且它还不算瘦。
杜大爷说：“罗汉，我在这里看着，你回家向你麻叔报信去吧。”
我说：“我不愿去。”
杜大爷说：“你年轻，腿快，你不去，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头子去吗？”
我说：“您说得对，我去。”
我把那个包饼子的蓝包袱捆在腰里，跑上了回村之路。
我刚跑到棉花加工厂大门口就碰到了麻叔。麻叔骑着一辆自行车，身体板得像纸壳人一样。他骑车的技术很不熟练，我隔着老远就认出了他，一认出他我就大声喊叫，一听到我喊叫他就开始计划下车，但一直等车子越过了我十几米他才下来，而且是很不光彩地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后从车下钻出来的。我跑过去，沉痛地说：“麻叔，咱们的牛死了……”麻叔正用双腿夹着车前轮，校正车把。我认出了这辆车子是村里那位著名的大龄男青年郭好胜的车子，因为他的车子上缠满了花花绿绿的塑料纸。郭好胜爱护车子像爱护眼睛一样，能把他的车子借来真是比天还要大的面子。郭好胜要是看到麻叔把他的自行车压在地上，非心疼得蹦高不可。我说：“麻叔，……”麻叔说：“罗汉，你要是敢对郭好胜说我把他的车子压倒过，我就打烂你的嘴。”我说：“麻叔，咱们的牛死了……”麻叔兴奋地说：“你说什么？”我说：“牛死了，双脊死了……”麻叔激动地搓着手说：“真死了？我估计着也该死了，我来就是为了这……走，看看去，我用车子驮着你。”麻叔左脚踩着脚踏子，右脚蹬地，一下一下地，费了很大的劲将车子加了速，然后，很火暴地蹦上去，他的全身都用着力气，才将自行车稳住，他在车上喊着我：“罗汉，快跑，蹦上来！”我追上自行车，手抓住后货架子，猛地往上一蹦，麻叔的身体顿时在车上歪起来，他嘴里大叫着：“不好不好……”然后就把自行车骑到沟里去了。麻叔的脑袋撞在一块烂砖上碰出了一个渗血的大包。我的肚子挤到货架子上，痛得差点截了气。麻叔爬起来，不顾他自己当然更不顾我，急忙将郭好胜的车子拖起来，扛到路上，认真地查看。车把上、车座上都沾了泥，他脱下小褂子将泥擦了。然后他就支起车子，蹲下，用手摇脚蹬子，脚蹬子碰歪了，摇不动了。麻叔满面忧愁地说：“坏了这一下坏了醋了……”我说：“麻叔咱们队的牛死了……”麻叔恼怒地说：“死了正好吃牛肉，你咕哝什么？生产队里的牛要全死了，我们的日子倒他妈的好过了！”我知道我的话不合时宜，但麻叔对牛的冷漠态度让我大吃了一惊。早知生产队的当家人对队里的牛是这个态度，我们何必没日没夜地遛它们？我们何必吃这么大的苦把它牵到公社？我们更不必因为它的死而心中忐忑不安。但双脊的死还是让我心中难过，这一方面说明我这人善良，另一方面说明我对牛有感情。
麻叔坐在地上，让我在他对面将车子扶住，然后他双手抓住脚蹬子，双脚蹬住大梁，下死劲往外拽。拽了一会，他松开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摇动脚蹬子，后轮转起来了，收效很大。他高兴地说：“基本上拽出来了！再拽拽！”于是他让我扶住车子，他继续往外拽。又拽了一会，他累了，喘着气说：“他妈的，倒霉，早晨出门就碰到一只野兔子，知道今日没什么好运气！”我说：“您是干部，还讲迷信？”他说：“我算哪家子干部？”他瞪我一眼，推着车往前走，啐了几口唾沫，回头对我说，“你要敢对郭好胜说，我就豁了你的嘴！”“保证不说，”我问，“麻叔，牛怎么办？”他微微一笑，道：“怎么办？好办，拉回去，剥皮，分肉！”
临近兽医站时，他又叮嘱我：“你给我紧闭住嘴，无论谁问你什么，你都不要说话！”
“要我装哑巴吗？”
麻叔：“对了，就要你装哑巴！”
10 麻叔一到兽医站门口，支起车子，满脸红锈，好似生铁，围着牛转了一圈，然后声色俱厉地说：“好啊！老杜，让你们给牛来治病，你们倒好，把它给治死了！”
杜大爷哭丧着脸说：“队长，自从这牛阉了，我和罗汉受的就不是人罪，它要死，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说：“我们四天四夜没睡觉了。”
麻叔说：“你给我闭嘴！你再敢插嘴看我敢不敢用大耳刮子扇你！”
麻叔问杜大爷：“兽医站的人怎么个说法？”
杜大爷道：“直到现在还没看到兽医站个人影子呢！”
“你们是死人吗？”麻叔道，“为什么不喊他们？”
杜大爷说：“我们把大铁门都快敲烂了！你要不信问罗汉。”
我紧紧地闭着嘴，生怕话从嘴里冒出来。
麻叔卷好一支烟，伸出舌头舔了一下烟纸，啐出舌头上的烟末，顺便骂了一句：“狗日的！”
杜大爷说：“队长，要杀要砍随你，但是你不能骂我，我转眼就是七十岁的人了。”
麻叔道：“我骂你了吗？真是的，我骂牛！”
杜大爷说：“你骂牛可以，但你不能骂我。”
麻叔看看杜大爷，将手里那根卷好的烟扔过去。
杜大爷慌忙接住，自己掏出火机点燃。他蹲下抽烟，身体缩得好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刺猬。
这时广播停了，雾基本散尽，太阳也升起来了。太阳一出头，我们眼前顿时明亮了。公社驻地的繁华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兽医站对面，隔着一条石条铺成的街道就是公社革委会的大院子。大门口的两个砖垛子上，挂着两个长条的大牌子，都是白底红字，一个是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是公社党委的。迎着大门是一堵长方形的墙，墙上画着一轮红日，一片绿浪，还有一艘白色的大船，船头翘得很高。红日的旁边，写着一行歪三扭四的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公社大门左边，是供销社，右边是饭店。饭店右边是粮管所；供销社左边是邮局。我们背后是兽医站；兽医站左边是屠宰组；兽医站右边是武装部。全公社的党政机关、商业部门都在这一团团，我们的牛几乎就躺在公社的正中心。我感到那些机关的大门口一个个都阴森森的，好像要把我们吞了，这种感觉很强烈，但麻叔已经不许我说话，我只能把我的感觉藏在自己心里。
石条街上的人很快就多起来。机关食堂的烟囱里冒出白烟，很快就有香气放出来。这些气味中最强烈的、最迷人的就是炸油条的香气。我仿佛看到了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的情景。我随即想起，杜大爷的大闺女女婿不是在公社食堂里当大师傅吗？如果杜大爷进去找他，肯定可以吃他个肚子圆。杜大爷可能因为死牛的事把这门亲戚给忘了。他还有个四闺女女婿在屠宰组里杀猪，杜大爷要进去找他，肯定也能吃个肚儿圆。杜大爷把这门亲戚也给忘了。更重要的是，杜大爷的女婿们很可能把我和麻叔也请进去，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老丈人沾光吃个肚儿圆。我看着杜大爷，用焦急的眼神提醒他。但杜大爷的眼睛眯着，好像什么也看不见。话就在我嘴边，随时都可能破唇而出。这时麻叔说话了：“老杜，你没去看看你那两个贵婿？”
杜大爷说：“看什么？他们都是公家人，去了影响他们的工作。”
麻叔道：“皇帝老子还有两门穷亲戚呢！去看看吧，正是开饭的时候。”
杜大爷说：“饿死不吃讨来的饭。”
麻叔道：“老杜，我知道你那点小心眼，你不就是怕我跟罗汉沾了你的光吗？我们不去，我们不会去的！”
杜大爷咧着嘴，好像要哭，憋了半天才说：“队长，您这是欺负老实人！”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了真了！”麻叔别别扭扭地笑着说；突然他又严肃地说，“老董同志来了！”
老董同志骑着自行车从石头街上上蹿下跳地来了。他骑得很快，好像看到了我们似的。他在牛前跳下车，大声说：“老管，是你？”他看我和杜大爷，又说：“是你们？”然后他就站在牛前，说：“这是怎么搞的？”
老董同志蹲下，扒着牛眼看看，蹲着向后挪了几步，端详着牛的蛋皮，好像看不清楚似的，他摘下眼镜，放到裤子上擦擦，戴上，更仔细地看，他的鼻尖几乎要触到牛的那皮上了。他伸出一根手指戳戳那儿，叹了一口气。他站起来，又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眼睛使劲挤着，一脸痛苦表情。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
麻叔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敲门把手都敲破了！”
老董同志压低了声音说：“老管，如果有人问，希望你们说我抢救了一夜，终因病情严重不治而死！”
麻叔说：“您这是让我们撒谎！”
老董同志说：“帮帮忙吧！”
麻叔低声对我们说：“听清楚了没有？照老董同志吩咐的说！”
老董同志说：“多谢了，我这就给你们去开死亡证明。”
11 麻叔叮嘱杜大爷看好牛，当然更忘记不了叮嘱杜大爷看好郭好胜的自行车，千千万万，牛丢不了，活牛没人要，死牛拉不走，自行车可是很容易被偷、甚至被抢，这种事多得很。然后他拉着我，拿着老董同志给我们开好的牛死亡证明，走进了公社大院。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公社大院，大道两边的冬青树、一排排的红瓦高房、高房前的白杨树、红砖墙上的大字标语，等等，这些东西一齐刺激我，折磨我，让我感到激动，同时还感到胆怯。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像个特务，心里嘣嘣乱跳，眼睛禁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低声说：“低下头走路，不要东张西望！”
麻叔问了一个骄傲地扫着地的人，打听主管牛的孙主任的办公室。刚才老董同志对我们说过，全公社的所有的牛的生老病死都归这位孙主任管。我心中暗暗感叹孙主任的权大无边。全公社的牛总有一千头吧？排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大队，散开来能走满一条大街。这么多牛都归一个人管，真是牛得要死。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如果能让我管半个公社的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麻叔身后，进了孙主任的办公室。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不用问就是孙主任——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用左手。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缝里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丰收烟，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盒打开了的丰收烟。丰收烟是干部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丰收烟的气味当然很好，那支丰收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我盼望他把烟头扔掉，但我知道他把烟头扔掉今天我也不能捡了，如果我捡了，麻叔非把我的屁股踢烂不可。我还是有毅力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克制自己的。麻叔弯了一下腰，恭敬地问：“您就是孙主任吧？”
那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麻叔马上就把老董同志开给我们的死亡证明递上去，说：“我们队里一头牛死了……”
孙主任接过证明，扫了一眼，问：“哪个村的？”
麻叔说：“太平村的。”
孙主任问：“什么病？”
麻叔说：“老董同志说是急性传染病。”
孙主任哼了一声，把那张证明重新举到眼前看看，说：“你们怎么搞的？不知道牛是生产资料吗？”
麻叔说：“知道知道，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牛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孙主任说：“知道还让它得传染病？”
麻叔说：“我们错了，我们回去一定把饲养室全面消毒，改正错误，保证今后不发生这种让阶级敌人高兴让贫下中农难过的事……”
“饲养员是什么成分？”
“贫农，上溯八辈子都是讨饭的！”
孙主任又哼了一声，从衣袋里拔出水笔，往那张证明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墨水瓶，吹吹瓶上的灰，拧开瓶盖子，把水笔插进去吸水。水笔吸水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牛在哪里？”
麻叔没有回答。
我以为麻叔没听到孙主任的问话，就抢着替他回答了：“我们的牛在公社兽医站大门外。”
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牛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眼看看，又翻开牛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死牛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不怕传染？”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
老董同志哈着腰跑过来，站在孙主任面前，垂手肃立，鞠了一个躬，说：“孙主任，您有啥吩咐？”
孙主任挥了一下手，很不高兴地说：“既然是急性传染病，为什么还放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怕传染吗？同志，你们太马虎了，这病一旦扩散，那会给人民公社带来多大的损失？经济损失还可以弥补，而政治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你懂不懂？！”
老董同志用双手摸着裤子说：“我们麻痹大意，我检讨，我检讨……”
孙副主任说：“别光嘴上检讨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赶快把死牛抬到屠宰组去，你们去解剖，取样化验，然后让屠宰组高温消毒，熬成肥料！”
麻叔急了，抢到牛前，说：“孙主任，我们这牛不是传染病，我们这牛是阉死的！”
我看到老董同志的长条脸刷地就变成了白色。
麻叔指着我和杜大爷说：“您要不相信，可以问他们。”
孙主任看看老董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董同志结结巴巴地说：“是这么回事，这牛确实是刚阉了，但它感染了一种急性病毒……”
孙主任挥挥手，说：“赶快隔离，赶快解剖，赶快化验，赶快消毒！”
麻叔道：“孙主任，求求您了，让我们把它拉回去吧……”
孙主任大怒：“拉回去干什么？你想让你们大队的牛都感染病毒吗？你想让全公社的牛都死掉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阶级出身？”
麻叔麻脸干黄，嘴唇哆嗦，但发不出声音。
12 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大事件：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准，从来不用第二下。而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往县革委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往省革委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现了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他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声就到了耳边，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蹿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
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
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开了眼，麻叔说。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到了撤销组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三百零八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三百零八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闺女女婿张五奎。
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