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磕罢头从七叔的坟墓前站起来。一股美丽的小旋风从地下冒出，在坟墓前俏皮地旋转着。大家都定眼看着小旋风，心里边神神鬼鬼。前来帮忙主祭的王大爷将一杯水酒倒在小旋风中间，说：七哥，你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如果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就给七嫂子托个梦吧。七婶急忙跪倒，哀号着：老头子，老头子，你死得冤枉呀……在七婶的带动下，她的儿子媳妇也跟着跪倒，咧着大嘴号哭，但都是干号，光打雷不下雨。七叔的那个尖嘴猴腮、很有些黄鼠狼模样的儿媳，趁着人们不注意，悄悄地往脸上抹唾沫，制造泪流满面的假象。他们的行为把我心里那点悲壮的感情消解得干干净净。父亲对我说过，这帮小家伙，在七叔生前就密谋分裂；尽管七叔请小学校的驼背朱老师用拳头大小的字恭录了毛泽东视察南方的著名讲话贴在墙上警示他们，但就像毛泽东制止不了林彪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样，七叔也制止不了儿子们的分裂活动。他一死，就像倒了大树，小猢狲们就等着分家散伙了。他们要我帮他们替父伸冤是假，想借机捞点钱是真。面对着这样一些家伙，我还瞎起什么劲呢？
每一次提起笔想写点纪念七叔的文章，都起因于我在梦中见到了他。这些梦像有情有节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已经延缓了好几年。我并不是每夜都能梦到他。就像一个清茶朋友似的，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不约而至。这些梦有声有色，十分逼真。梦醒之后，反倒脑袋发木，迷迷糊糊。醒时反似在梦中。现在我好似坐在桌前写字，又怎知不是在梦中呢？当然，这基本上是对庄周的拙劣模仿，明眼人一看便知但也不必较真就是。
我抱着女儿去七叔家串门。女儿咿呀学语，满头都是奶腥味（她现在已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说明下面所写，如果不是我的梦境，就是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老远就听到院子里乒乒乓乓的响，进院看到，七叔正在修理驴车。车已经散了架，像一堆劈柴，两个车毂辘也扭曲成天津大麻花的形状。七叔，你忙啥呢？我问。七叔抬起头，眯着眼，好像不认识似的看了我们好久，然后苦笑着说：修车。我想：这车怎么会破成这个样子呢？我问：这是咋弄得呢？七叔叹息道：运气不好，撞上了马书记的汽车。我俯下身去，看到车的碎片上，沾着一些黏稠的黑血，还有一些花白的毛发。我问：七叔，这些毛发是你的吗？七叔道：当然是我的，难道不是我的，还能是驴的不成？我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根又硬又长的刚毛，问七叔：这是啥？七叔怒道：这是驴尾巴毛！他停顿了一下，猛地提高了嗓门，像跟人吵架似的大喊：难道这不是驴毛，还能是我的头发吗？如果我能生长出这样又黑又粗又长的头发，马书记的汽车还敢撞我吗？他怒气冲冲，抡起斧头，将木片砍得像弹片横飞。我说：亲爱的七叔，您哪里是修车？分明是劈柴嘛！七叔用手搔着后脑勺子，嘿嘿嘿嘿地笑了。这时，一群翠绿的苍蝇在七叔周围嗡嗡嘤嘤地飞舞着，好像一片绿云。我猜想它们很可能想落到那些黑血上聚餐，但由于七叔不停顿地挥舞着那柄亮晶晶的板斧，它们怕伤了翅膀，不敢下落。七叔光着脊梁，裸露出棕色的肌肤。他有些瘦，但瘦得很结实，双臂上的肌肉一点也没有萎缩，说发达也是可以的。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笨腰裤子。这种裤子几十年前就被淘汰了。这种裤子就是当年与小推车一样为解放全中国立过战功的裤子。“山东民工两件宝，肥腿裤子破棉袄”。七叔十四岁时就出常备夫，披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棉袄，穿着一条肥腿裤子，腰带上还装模作样地别着一根旱烟袋。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七叔说，光靠小车不行，急了眼还得靠裤子。嚓，把裤子褪下；刷刷，将裤腿双扎；哗哗哗，倒进去一百五十斤粮食，小米或是大米；再用腰带将裤腰扎了口往脖子上一架；双手搂着被粮食撑得饱硬的裤腿，腿肚子一挺，站直了腰；喊着口号光着腚，跟着连长冲下河。粮食是啥？粮食是威力无穷的弹药，弹药是无穷无尽的粮食。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许司令！我们民夫连指导员教导我们：“丢了裤裆里的鸡巴蛋，也不许丢了脖子上的军粮袋。”不靠裤子光靠小车怎么能行。靠近主战场时，路上除了稀泥就是弹坑，小车寸步难行。怎么办？脱裤子卸车，把袋子里的粮食倒到裤子里。裤子得劲。许司令说肥腿裤子是中国人民的第五大发明，是专为战争设计的。裤子运粮得劲呀，要歇口气抽袋烟时，人往地上一跪，头一低，从裤裆里退出来。装满粮食的裤子像半截汉子一样立在地上。歇完了，说声要走，低头钻进裤裆，双手按地，憋一口气，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用袋子，哪里去找这样的便利？七叔对陈毅元帅的说法很有意见，他认为应该把裤子和小车相提并论。他是个不识字的农民，认死理儿，犟劲得很，希望同志们不要怪罪于他，更不要给他上纲上线。不过你要给他上纲上线我估计他也不会害怕。这人十四岁就在枪林弹雨里穿行，那么多子弹，像飞蝗一样，竟然没有射中他的一根毫毛。其实我这七叔胆子并不大，按我父亲的说法他就是缺心眼儿，活一百八十岁，也是个愣头青。人家说：管老七，这里有口井，井里有毒蛇，你敢跳下去吗？他拧着脖子跟人家吵：你咋知道我不敢跳下去？那人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跳下去。那人还在啰嗦呢，我们的七叔已经在井里高叫着骂人了：操你妈，快拽俺上去，井里面有蛤蟆！七叔天不怕地不怕，但害怕蛤蟆，更害怕青蛙。有一次仇人把一只肥大的青蛙塞进他的破棉袄里，穿袄时青蛙蹦出来，他怪叫一声，往后便倒，人们掐他的人中、扎他的虎口、往他的鼻孔里塞烟末，折腾了半点钟，才把他弄醒。在我们乡里，管老七天不怕地不怕有名；管老七怕青蛙也有名。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讲小车和裤子的问题。另外这一段好像很长了，为了让你们阅读方便，我们就分个段吧。
我曾经多次批评过七叔：我说七叔，您怎么这么犟劲呢？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就已经是很高的荣耀了，你难道还要陈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裤子扛出来的？像话吗？七叔梗着脖子跟我犟：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实事求是吗？明明是裤子也立有战功，而且战功比小车还大，为什么只提小车，不提裤子？这事儿我至死也不宾服！我说：好七叔您听我说，陈元帅那句话，是一种夸张的文学语言，他老人家在参加革命之前，是一个青年小说家，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好几篇小说，参加革命后，还是隔三差五的写一些诗词，解放后还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通信讨论诗歌做法呢！七叔打断我的话，瞪着眼说：还有这等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那时候我给许司令当勤务员，三天两头的去野司送信，跟陈司令熟得很，我怎么没看到陈司令写诗呢？我说：行了，七叔，您就别吹了。您不是去出常备夫吗？怎么又成了许司令的勤务员了呢？七叔悲伤地垂下头，说：贤侄，连你都不相信我，我真难过……我不愿让他伤心，便说：七叔，我基本上还是相信你的，我看过你的功劳牌子，那总是真的嘛。七叔的眼圈顿时红了，他伸出坚硬的大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摇晃着，说：到底是读过书的，到底是读过书的……你等着我，贤侄，千万别走。他松开我的手，弓着佝偻的腰，匆匆往屋里跑去，跑到门口时又特意回头叮嘱：千万别走哇！他的目光是那样的感人至深，又是那样的可怜，尽管我知道接下来的节目是什么，但我实在是不愿伤了七叔的心，他毕竟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好，请看下一段。
我知道七叔进屋去干什么，你们也猜到了他进屋去干什么。我透过他家的窗户看到他跳到炕上，跷起脚来，伸手从梁头上摸下了那个我非常熟悉的牛皮挎包，挎包里装着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这是七叔的命根子，任何人不许动。我那些堂弟为了探索挎包中的秘密，都挨过七叔的老拳。文化大革命前，每逢国家的重大节日，七叔就自动休假。他的行为在我们农村，那是十分的不合时宜。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农民没有休假的。我爷爷说，老七呀，你老人家就不要给咱老管家丢人败坏了。爷爷的话，七叔听也不听。他穿上那套土黄色的棉军装，斜背上牛皮挎包，将淮海战役纪念章别在左胸前，昂首挺胸，专拣人多的地方去。人们见他来了，便故意地说：这是从哪里来了个大干部呀？看那派头，最不济也是个县长。七叔走上前去，鄙视地说：狗眼看人低，县长算什么？我的战友，最没出息的也是地区的专员了。从此，人们送七叔一个外号“管专员”。这个外号让七叔十分得意，逢人便说，管专员管专员，我管着专员，起码该是个副省长了。他对我说过许多次：贤侄，咱这个姓真是妙极了，无论上级封咱个啥官，都要大一级，封咱县长咱管着县长，封咱省长咱管着省长。我说：七叔，可惜上级啥也不封咱。七叔道：不封咱咱也不怕，最次不济咱也是个社员吧？管社员，管社员的起码也是个生产队长嘛！他还悄悄地对我说：贤侄，人是衣服马是鞍，此话丁点儿也不假。我穿上这套衣裳，立马就不一样，连你爷爷这个老顽固都对我另眼相看了，你知不知道他叫我什么？他叫我“老人家”，呵呵，连我的亲大爷都要叫我“老人家”，你说有趣不有趣？我说有趣有趣真有趣。七叔只有一套棉军衣，但国家的重大节日却是四季都有，为了光荣和信仰，七叔不得不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六一”、“七一”和“八一”，这三个光荣的节日，在我这种觉悟不高、没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的家伙眼里，简直就是七叔的受难日。他头戴着那种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有两扇耳朵的棉军帽，上身棉袄，下身棉裤，都是又肥又大、鼓鼓囊囊，脚上是一双笨重的高腰翻毛牛皮靴子。我们光背赤脚、只穿一条裤头都浑身冒汗，他老人家又黑又瘦的长条脸上竟然没有一滴汗珠。问他热不热，他惊讶地反问我们：怎么？你们热？我怎么不觉得热？我觉得凉快得很呐！就冲着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
七叔是个奇人、怪人，所谓奇人、怪人，就是非同寻常、有过人之处的人。他第一次盛装游村，身后紧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大人们也感到新奇。面对着这样一个人，众人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不是能用一句两句话说清楚的。人们奚落他、取笑他、讽刺他、挖苦他、甚至辱骂他，但看到他那包裹在棉衣里竟然滴水不出的瘦而不弱的身体，一种严肃的思想，就暗暗地生长起来了。另外，除了每逢国家例假日他不干农活之外，其余的时间里，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爱社如家、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人民公社社员，这一点赢得了老少爷们的尊敬，也赢得了村干部、包括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解。据说，七叔第一次公然旷工、游村夸功时，引起了全村震动。群众议论纷纷。干部们连夜开会，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幸好假日一过，七叔立即恢复正常，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渐渐地，人们就把七叔的行为当成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神圣疾病，无人再去笑他骂他，也没人再去跟他攀比。每逢国家例假日，管老七就可以不干活，爱谁谁，都没脾气。在那些神圣的日子里，我们的七叔就像印度国的牛一样，享受着特殊的优待。
我的堂弟、七叔的大儿子、名叫解放的那个赖皮家伙，错以为他爹享受的特殊待遇是因为那套军装和那枚淮海战役纪念章。在一个国家例假日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偷偷的他将七叔的全套行头抱到高粱地里，人模狗样的穿戴起来，等到太阳升起，便学着七叔的样子，上大街游行漫步。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立即发现光荣的军棉衣里藏着虚假的内容，这家伙顿时成了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他见事不好，撒腿就往家跑。愤怒的群众，手持农具，像追赶盗贼一样，奋力追打。如果不是这家伙跑得快，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他逝世的日子。堂弟的行为让七叔恼了大火，他提着一把斧头，死追不舍。一边追赶一边声嘶力竭地高喊：立住，你个邱清泉！立住，你个杜聿明！堂弟急中生智，钻进我家，跪在我爷爷面前，哭叫着：大爷爷，救命吧，俺爹要杀我。这时，七叔追了进来。他的瘦脸，仿佛刚从炉子里提出来的铁，双眼沁血，活似疯狗——请原谅七叔——他举起斧头，对准解放的后脑勺子毫不做作地下了家伙。我爷爷当时正好在院子里铲鸡屎，手里持一张铁锹——也是堂弟命不该绝——爷爷情急智生，举起铁锹挡住了堂弟的脑袋。只听得当啷一声巨响，斧头正砍在锹头上。爷爷虎口麻木，铁锹落地。细看时钢板的锹头竟被七叔的利斧砍开了一个大豁口。堂弟怪叫一声，三魂丢了两魂半，打了一个滚，瘫在地上，宛如一摊稀屎。爷爷目瞪口呆，面色灰白，怔了好久，才说：老七，你还动真格的了？七叔瞪着眼说：你以为我是跟你们闹着玩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大闺女绣花！爷爷说：好好好，七爷，您厉害，我怕您，行了吧？爷爷转身要走，堂弟见事不好，上前搂住爷爷的腿，求道：大爷爷，您要放手不管，孙子我可就没了命了……爷爷恼怒地说：滚开！你是他的儿子，他是你的爹，爹要杀儿子，与我有什么关系？七叔对爷爷说：大伯，欢迎您终于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爷爷被他气得哭笑不得，他却笑嘻嘻地把儿子押走了，好像抓了一个俘虏。
我永远忘不了七叔手举着利斧追赶盗穿了他的光荣军服的无赖儿子的情景。毫不夸张地说那情景有点惊心动魄。请诸位朋友跟着我想一想吧：在一个六月的清晨，一轮红日初升，照耀着村中铺满黄土的大道和站立在土墙上啼鸣的红毛公鸡，村民们手捧着粗瓷大碗站在街边吃饭——这是我们那儿的习惯——就看到一个土黄色的鼓鼓囊囊的大物，腿脚麻乱地往前滚动着，嘴里发出狗转节子般的怪叫声：救命哇……救命哇……七癫要杀人啦……在他身后十几米处，七叔穿着一条辨不清颜色的大裤衩子，身上裸露的肌肤像黑色的胶皮，看上去很有弹性。他高举着那柄亮晶晶的小板斧，气喘吁吁地吼叫着：抓抓抓……抓反革命呀……抓反革命……七叔到底是上了年纪，虽有雷电火花的意识，恨不能变成一束激光，恨不能变成一粒子弹，但衰老的肉体不给他争气。他的腿抬得很高，步子迈得很大，但前进的速度不快。他那样子有点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慢镜头”，既古怪又滑稽，让路边的乡亲们无所措手足，不知是该帮他截住儿子，还是该帮他儿子截住他；让路边的乡亲无所措嘴脸，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那些从高粱地里手持农具把他儿子轰赶出来的早起的乡亲们，自从七叔接班追赶以后，便自动退出了热烈的行列，变成了清冷的旁观。事关集体的事情变成了七叔的家务事。七叔和他的儿子在家乡清晨的漫长大街上追逐着，他们的脚踢起一团团黄色的尘土，他们惊得鸡飞狗跳墙，这是一件正在进行中的图谋杀人的事件，人们盼望着它的结局。我知道大多数人盼望着七叔把他儿子的脑袋砍下来，那样将会给死水一潭的农村生活增添很多乐趣，将会给捧着大碗在路边吃饭的无聊乡亲制造一个生气蓬勃的话题，这个话题将在村里被议论三十年，经过三十年的添油加醋、夸张渲染，进入历史的事件将与真实的事件产生很大的距离，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我也永远忘不了七叔押着他的儿子走在大街上的情景。正与我的父亲经常说的一样，“虎毒不食亲儿”，七叔押着儿子返回时，他的鼻尖距离儿子的后脑勺只有半米光景，正是挥斧砍杀的最佳距离，七叔只要一挥手，便可以让儿子的脑袋开瓢或是滚落尘埃。但七叔不动手。他的儿子每走两步便回一次头，可怜巴巴地说：爹，俺错了，俺错了还不行吗？七叔严肃地说：好好走，不要调皮！但我估计堂弟胆寒得很，他那后脑勺子上一定凉气森森，所以他还是不间断地回头认错。他那酷似七叔的瘦长的小脸上，布满了汗水和灰尘。我这堂弟其实是个坏得不得了的家伙。他狡猾多疑，自私自利，又馋又懒，给他一块糖，他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出卖自己的亲爹。如果高兴，我可能在后边多给你们讲一点他的事。
事过多年后，回头想想，必须承认，那天早晨，街上看热闹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殷切地盼望着七叔在押送解放还家的归途中，抡起斧头，让解放的脑浆溅落尘埃。七叔冷笑道：我的心，像大玻璃镜子一样，明光光一尘不染，你们心里想得啥我全都知道，但你们不懂我军的俘虏政策。解放不投降，我可以消灭他；解放投降了，就是我们的俘虏。杀俘虏，那是要犯严重错误的！你懂不懂？人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你七叔我，当年就是被解放军俘虏的。解放军优待俘虏，大馒头、大白菜炖大豆腐，热气腾腾，管够。指导员说：弟兄们，放开肚皮吃，吃饱了，想回家的发给路费，不想回家的，就留下跟我们干。奶奶的，只有傻瓜才回家。回家干什么？回家连地瓜干子都没得吃，这里大馒头管够。我问：七叔，您不是许司令的勤务员吗？怎么又成了俘虏兵了呢？七叔红了脸，恼羞成怒，道：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那是战争年代！战争年代，风云变幻，像狗脸一样，说翻就翻！战争，懂不懂？美国造黄铜壳大炮弹，明光耀眼，小牛犊似的，从天空里打着滚落下来，轰隆一声巨响，一家伙就炸出个大湾，十几米深，湾里水瓦蓝。战争，枪林弹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说死就死，不是好玩的。
我把话头扯得太远了点，对不起你们。前边说到七叔跳到炕上去拿他的牛皮挎包，那是他的宝贝。现在，他双手捧着宝贝站在我的面前。我的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我猜想那个挎包年轻时，必是油光闪闪，温良如玉，呈现着鲜明的棕红色。但现在它像七叔一样老了。它颜色发黑，失去了光泽，铜件上生着斑斑绿锈。七叔蹲在我的面前，打开挎包，拿出一个红布包儿。红布因年代久远，颜色发黑。七叔神色郑重，解布包时手指微微颤抖。我虽然知道包里有什么，但还是被他制造的庄严气氛感染，不由得肃然起了敬意。那枚镀铜褪尽的淮海战役纪念章终于又一次呈现在我的眼前当然也呈现我女儿的眼前。与现在的富丽堂皇的豪华纪念章相比，七叔的宝贝实在是太寒酸了，说句难听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块破铜烂铁，扔在大街上也没人去捡。但这东西在七叔的心目中，神圣无比。
我们学校曾经排演过一出戏，戏里有一个解放军的功臣还乡报杀父之仇，负责导演又兼主演的常老师在我的陪同下，到七叔家去借他那套著名的服装当然也包括那枚光荣的纪念章。常老师说明了来意，并反复强调了我们排演这出戏对于教育农民的重要意义。常老师说：老管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您是应该知道的。七叔满面赤红，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常老师，我把老婆借给你们行不行？常老师愣了一会儿，随即满脸通红，表现出十分的尴尬。后来，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干预下，七叔不得不把他的宝贝借给了我们学生剧团，但他老人家也就成了我们的义务道具员，我们到哪里去演出，他就跟到哪里。那时我们有饱满的革命激情，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怕寒冷和疲劳，像日本鬼子拉网一样，不放过高密东北乡每一个村庄。那时候我们是上午学习，下午就往晚上演出的村庄进发。七叔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还不能耽误了我们的演出，耽误了演出那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随便给他扣上一顶帽子就够他受的。因为他的小气，我们宣传队都对他有意见。宣传队的队长就是那个跟我一起去向他借服装的常老师，当时他用那么难听的话顶了人家，让人家下不了台，你想想吧，还会有他的好果子吃吗？我们宣传队长说：管老七，借用你的服装，是革命的需要，支部书记也说了话的；既然你不放心，非要自己跟着，我们也拿你没办法，但是，你听明白，如果你耽误了我们演出，你就是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你听明白了吗？七叔满不在乎地说：听明白了，队长同志，您就把心放在肚皮里吧。想当年俺冒着枪林弹雨往前沿阵地给解放军送炮弹，那活儿，跟这活儿，比较起来，这活儿，就好比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盘。宣传队长点点头，拖着长腔说：好哇！队长的话里，暗藏着杀机，连我这个缺心眼的都听得出来，七叔却兴冲冲地说：您就请好吧，队长。毕竟是一笔难写两个管字，我悄悄地对他说：七叔，小心点吧，队长要收拾你呐！他却笑嘻嘻地说：忠不忠看行动，我要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你们，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老师，而不是教育农民。
说话多容易哇，嘴唇一碰，舌头一弯，十万八千里就出去了，可要走一里路，最少也要迈上五百步。高密东北乡土地辽阔，村与村之间相距最近也有八里路，远的有四十里。那时候条件差，别说汽车，连自行车也是罕有之物。我们村只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支部书记的，另外一辆，是麻风病人方人美的。方人美无有自行车之前，人们害怕传染，都躲着他；但自从置上了自行车之后，他就吃了香。据方人美说，七叔为了赶场，曾去向他借自行车，还用大道理吓他，用大帽子压他。方人美眨着可怕的疤眼睛说：去你妈的管老七，宣传队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在疯人院治病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还是副队长呢！你吓唬谁呀！我们去县委礼堂演出，连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毛森都去观看。看完了还上台讲话，讲完了话还挨个儿跟我们握手、照相，那真叫亲密无缝，连根针也插不进去。知道我们麻风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拿手好戏是哪一出吗？革命样板《沙家浜》。知道咱在戏里扮演啥角色吗？革命英雄郭建光。知道扮演阿庆嫂的是谁吗？俺的老婆黄春芳。我们也有恋爱的权力呀。七叔坚决否认他曾经去借过方人美的自行车。看把他烧包的吧，七叔说，人无志气，犹如树无皮。我宁愿爬着去，也不骑他的麻风车。老子要骑就骑高头大马，左挎牛皮包，右挎驳壳枪，牛皮的宽腰带拦腰一扎，手提缰绳，腿夹马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战争年代早就过去了，马已经快要绝迹了。这种动物不但要吃草，而且还要吃料，生产队里哪里去弄草料喂他们？战争激烈的年代才是马的黄金岁月。现在生产队里只养着七头老牛，两匹瘦驴。瘦到啥程度？像皮影似的。七叔说，这驴，脊梁比刀还快，女人骑最好，坐上去，一颠，嚓，像切瓜一样，顺着缝儿就劈成了两半。其实，就连这样的驴，七叔也捞不到骑，他能自由支配的，只有自己的两条腿。
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演出，也为了他发下的高昂誓言，更为了保护他的宝物，在那个冬天里，七叔大大的辛苦。他撕下一条被单，把他的军棉衣、军棉帽、大皮靴精心包扎起来，那枚纪念章自然是揣在怀里。傍晚收工后，他扛着农具，往家飞跑，有时候跑得比骑着自行车的方人美还要快。一进家门，扔下农具，揭开锅盖，抓起一个烫手的地瓜，把大包袱往肩上一抡，不顾儿子们的吵闹，不顾圈里的猪饿得吱叫，不顾七婶的嘟哝，风风火火地蹿出家门，向我们演戏的村庄奔跑。七叔从来不说“奔跑”，他用得都是军事术语，“急行军”啦，“打攻击”啦，“强冲锋”啦，一张嘴就透着不凡。那一年他将近四十岁了，营养状况也不好，白天在生产队里熬了一天，晚上再来一次“急行军”，的确是够他一受。但这仅仅是我的担忧，七叔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他的嘴里从没说过草鸡话。幸好那解放军的英雄是在戏即将结尾时才出场，这样就给七叔留下了比较充裕的赶路时间。否则，即便他跑得比野兔还快，也要误了场。
前边我交代过，高密东北乡最边远的那个村庄离我们村有四十多里路，那个村庄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总人口不超过七十，村名却牛皮哄哄的叫做大屯。素有大屯不大，小屯不小的说法。其实我们去小屯演出时，大屯的人几乎全都去看了。大屯比小屯还要远七里路。我们都不愿再往这大屯跑一趟，可我们这该死的队长非要去。我心里明白，这老兄多半是为了修理我七叔才安排了去大屯的演出，并不是像他嘴里说的那样，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留一点死角。他是队长、导演、主演，他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他就给人扣大帽子。而且他还给我们许愿，说路程超过了四十里，就可以每人报销五毛钱。那时候五毛钱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恰好能买一对大无畏牌干电池呢。那时我们只要有一只灯塔牌手电筒，再配上一副大无畏牌干电池，就是十足的神气了。晚上走夜路既壮自己的胆，又能勾搭上女同学与我们同行。我们班最美丽的女生名叫郭红花。后来她嫌此名太土，改成郭江青。粉碎“四人帮”后，她又嫌此名太臭，改成了郭安娜。关于这个美丽的女同学的事我们后边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