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埋伏在石桥下，看到化好妆的郭江青袅袅娜娜地从桥南头走过来。她的步伐轻盈，如其说她是走过来，还不如说她是飘过来。那时太阳将要下山，红光照耀大地，郭江青眉如秋黛，目若朗星，宛若画中人物。我心中对她的爱慕，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我多么想站在桥头上与她迎头相遇，然后我说：郭江青同志，你好！但是我不敢，我看到我们的同学汪卫东从后边赶上了她。汪卫东从怀里摸出一根足有半尺长的白萝卜，放到膝盖上一磕，喀嚓断成两段。他把一段萝卜递给郭江青。我心中盼望着郭江青拒绝这萝卜，可那郭江青接了这萝卜。我心中的滋味很不好受。我感到双手在打哆嗦。我心中充满了对郭江青的恨，说恨其实也不像恨。我的手从桥墩下抠出一块石片。我的手扬起那块石片抛了出去。一切都与我无关，都是我的右手干的。我看到那块石片飞出去。我看到那块石片打在郭江青的眼睛上。我听到郭江青一声惨叫。我知道闯下了弥天的大祸。郭江青家是我们村惟一的一户烈属，她的确前程锦绣。杀了我一条小命，也赔不上郭江青一只眼睛……后来的结果比我想象得好得多，没有任何人找我，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几天后，郭江青眼睛上蒙的纱布撤了，她的眼睛依然明亮如星。
我满怀着歉疚，向郭安娜道歉：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她用那两只会说话的眼睛，水水地看着我，轻声道：你这个坏家伙，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我？
哪里……哪里……其实我想打汪卫东……
她含情脉脉地盯着我，用被烟酒刺激得略显沙哑的嗓音低沉地说：你那点鬼心眼子，我还不清楚？所以，我爹要收拾你时，我保护了你……
我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她用右手抓住我的左手，说：我谨代表我的妹夫向你七叔一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谁是你的妹夫？
她说：你真的不知道？
马书记托人送来了一捆咸带鱼，还有三千元钱。我躲在屋子里没有露面。我听到来人和父亲在院子里说话。父亲说：这钱，这鱼，我不能收，你最好直接送到老七家。那人道：马书记让送到这里来，我怎敢违背？父亲哏了一会，道：既是马书记的意思，那我就代收，不过，您得等我一会儿。我从窗棂里看到父亲驼着背，匆匆忙忙地走出院子。那个人在院子里烦躁不安地转圈子。过了一会，父亲带领着八叔（七叔的亲弟弟）和解放回来了。八叔的手里，提着一杆秤。那人说：都到了？这是三十斤带鱼，这是三千块钱，你们点点数吧。那人把钱递给父亲，父亲说：别给我。那人把钱给了解放。解放接过钱，用食指从嘴里沾了唾沫，笨拙地数起来。他数了好久也数不清楚。烦得那来人双眉紧缩，道：甭数了，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还会有错？解放涨红着脸道：对了，对了。父亲道：老八，把鱼称一称。八叔用秤钩子把鱼挂起来，歪着身体，用左手拨动着秤砣上的细绳，秤杆忽上忽下地抖动着。多少？父亲问。八叔抓住秤杆，道：二十九斤半。那人道：刚从供销社里提出来的，三十斤还高高的，怎么一转眼就少了半斤？八叔斜着眼道：你自己来称吧！那人道：一定是你们的秤不标准。八叔怒道：秤还有不标准的？真是笑话！那人道：好好好，就算我在路上偷吃了。父亲道：你这个同志怎能这样个说话法？咱斤是斤，两是两。那人掏出一张白纸，一支钢笔，道：你们给我开个收条吧。父亲接过纸笔，问：怎么写？那人道：就写今收到孙助理送来人民币三千元咸带鱼三十斤。八叔道：二十九斤半。那人道：好好好，就写二十九斤半，真是的。父亲一条腿跪在地上，曲起一个膝盖，用拿毛笔的隆重方式，攥着钢笔，一笔一画地写好了收条。
就这样完了？解放瞪着眼发问。父亲冷冷地说：不这样完了还能怎么样？真要打起官司来，只怕连这点钱也弄不到。八叔道：官官相护哪！父亲说：解放，这点钱，是你爹的血钱，我建议你们兄弟谁也别伸手，存到银行里，算你娘的养老保险金吧。这点带鱼，也是你爹用命换来的。我劝你们也别吃，留着给你爹办丧事吧。八叔道：还是各家分一点，为了七哥的事，亲戚朋友都出了力嘛。父亲说：你们商量着办吧，怎么合适怎么办。
分完了带鱼，就商量给七叔办丧事。两个姑姑一致提出，丧事要大办，起码要用两棚吹鼓手。父亲叹口气，道：依我看，还是从简为上，弄来些吹鼓手，呜天嗷地的，干什么呀？又不是什么光彩事。一个姑姑说：七哥死得窝囊，丧事上再不风光一点，我们心里不过意，也让人家笑话，说我们老管家没有能人。说着她就低声抽泣起来。另一个姑姑帮着腔说：办，为什么不办？不但要办，而且还要大办！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嘛！父亲说：我啥都不管了，你们看着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去吧。
吹鼓手是让张船儿去请的。张船儿是村子里的保管员，两只大眼珠子黄澄澄的，很是吓人。这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狠毒角色，村子里的人没有不怕他的。他曾经有过一个八字脚、黄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小翠。小翠二十多岁了他也不给她找婆家。二十多岁的女人在城市里不算什么，但在村子里就是老大姑娘了。他哄着好几个青年帮他家无偿干活，说是谁干得好就招谁去做上门女婿。小翠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真是不幸。小翠后来喝农药死了，这对张船儿是一个沉重打击。后来，张船儿给女儿结了阴亲，将小翠“嫁”给了邻村一个少亡的青年，“婚事”办得比活人结婚还要隆重。张船儿从男方家要了三千元。人们私下里说张船儿把女儿的尸体都卖了。通过给女儿办“婚事”，张船儿竟然成了办理丧事的专家，他与半个县内的吹鼓手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谁家要请吹鼓手，没有他的介绍，还真不好办。张船儿自然要向丧家提取服务费，他还要向吹鼓手们索要介绍费。
张船儿披着剪绒领子短大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领着一个吹鼓手的头儿，风风火火地走进七叔家。
张船儿对守在七叔灵前的堂弟们说：你们谁主事儿？
解放忽地站起来，说：我！
张船儿打量着解放，道：你？对对对，应该是你。然后他就指着吹鼓手的头儿说：这是刘师傅，全国有名的民间音乐家，一嘴能吹三只唢呐，鼻孔里还能插上两只。解放，你爹死了，你就是家长，我跟你说，能把刘师傅他老人家请出山，着实不容易，我的嘴皮子都磨薄了两寸！要不是看在七哥的面子上，我才不出这个力呢！
解放结结巴巴地说：让你吃累了，大叔。
我吃点累不要紧，张船儿道，谁让我是你爹生前友好呢？重点是刘师傅，八十多岁了，带病出山。你们弟兄们得大方点，不能亏了他老人家。
解放问：要多少？
张船儿道：你们报个数吧。
解放道：我们不知行情。
张船儿道：一般的吹鼓手班子，出场费是二百元，但像刘师傅这样的著名人物出场，怎么着也不能少于四百。
解放嚷道：四百？张大叔，你干脆把我们兄弟杀了算了。
张船儿道：解放，你这是说的啥话？是你们让我去请的，不是我主动去请的。我跑了几十里路，好话说了一火车，把人给你们请来了，你又说不中听的，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
那位刘师傅吐了一口痰，抬起袄袖子擦擦嘴，道：小张，算了，算了，好几家还等着我去吹呢。
张船儿道：刘师傅您别生气，小孩子说话没深浅，您得多担待。谁让躺在棺材里的人是我的好友呢？所以您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好歹给个面子，委屈着也得把这事给办了。
刘师傅道：我不缺钱花。上个月给朱副县长他娘办事，朱副县长一把就甩给我一千块，你们家这几个小钱，我看不在眼里。
张船儿道：刘师傅，知道您不缺钱花。行了，你们弟兄听着，这事我替你们做主了！刘师傅，您给我个面子，收他们二百块，就权当是我的爹死了，请您来帮个忙。
刘师傅牙痛似的哄哄了半天，道：小张，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吹呗！
堂弟们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张船儿。
其实吹鼓手们早就在胡同里等着了。谈好了价钱，刘师傅出去就把他的班子带到院子里。吹手班子很精干，加上老刘才四个人。一只唢呐，一支大号，两只喇叭。老刘把假牙摘下来，将唢呐一支插到嘴里，然后就带着头吹起来了。他们吹了一曲《九九艳阳天》，又吹了一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然后就坐下来抽烟。院子里那些被音乐声引来的小孩子眼巴巴地望着他们。
张船儿道：解放，该侍候师傅了。你们家的人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
没等解放回答，他媳妇——就是我在前边提到过的往脸上抹口水的那位——怒冲冲地从里屋里蹿出来，道：侍候个鸡巴蛋！家里连鸟毛也没有一根，拿什么侍候？！
她的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吹鼓手逗得哈哈大笑，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傻笑。
张船儿摇着头道：七哥，七哥，你真是娶了个好孝顺儿媳！
她瞪着眼道：张船儿，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你让这些王八们给我鼓起腮帮子卖力吹吧。要不，别说二百元，二分钱也休想拿走！
那位刘大师，无奈地摇摇头，道：徒弟们，今日碰上硬巴骨了，吹吧！
大师带着头吹起来。他们吹的曲子是黄梅戏选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后来在送葬的路上，那几个年轻的吹鼓手，一看到披麻戴孝的解放媳妇就忍不住地笑，把好多支曲子吹得不成腔调。
火化后的七叔被盛在一个四四方方、红红绿绿的盒子里。两个帮忙的人用一块木板抬着它。七叔的三个儿子紧随其后。他们都披麻戴孝，手里提着柳木哀杖。张船儿提着铜锣，每走一百步，便敲一次。锣声一响，按说孝子们应跪地向骨灰盒磕头，但我那几个堂弟竟傻乎乎地站着，像没事人一样。气得张船儿大叫：跪下呀，你们这些混蛋。在堂弟们身后，就是解放媳妇。她的相貌本来就充满喜剧色彩，再穿上孝服，头上又戴上孝帽，更是一副稀奇古怪的样子。那几个本来应该奏乐不停的吹鼓手，看一眼解放媳妇就憋不住地笑。最后，连没牙的老刘也绷不住了，扑哧一声，把嘴里含着的哨子喷出来。
吹鼓手的不严肃态度，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人是解放媳妇娘家的一个堂哥，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人送外号“明白人”。他愤怒地冲进送葬的行列，一把揪住刘大师的脖领子，用怪腔怪调的普通话训斥道：你们嬉皮笑脸，戏弄死者，欺负我们村没有明白人吗？
刘大师被勒得老脸发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船儿气得黄眼发绿，抡起锣，镗——砸在那人头上。张船儿骂道：王八蛋，你算个什么东西？把自己的老娘撵出去讨饭吃，自己在家里喝酒吃肉，连畜生都不如的个东西，还跑出来充大头蒜！
那人脸色蜡黄，讪讪地退到一边。送葬的队伍继续前进。
七叔是个能忍的人。他的背上伤痕累累。他自己说那是在战场上留下的光荣疤，奶奶说那是他小时生疮落下的。七叔没得罪奶奶之前，奶奶曾说过：你们都不如你们七叔能吃苦。他脊梁上生疮，烂得生了蛆，照样干活不停。
七叔背上生了蛆，还坚持去公社粮站扛麻袋。扛一天麻袋，能挣到三斤红薯干子。麻袋里装满粮食，如果装麦子，有一百九十斤重；如果装豆子有二百一十斤重。扛着这样重的麻袋往小山样高的粮食垛上爬，脚下踩着颤颤悠悠的跳板，这活儿一般的人是干不了的。七叔背上流着脓，淌着血，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就这样流着脓淌着血他还是一马当先地扛着麻袋小跑步。感动得粮库主任眼泪汪汪。粮库主任说：七麻子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吃大苦，能耐大劳，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粮库主任问：七麻子，你们村为什么不吸收你入党呢？七叔笑道：主任，您拿俺取笑呢！我要是能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村里那匹瞎马也能加入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军马，屁股上烫着烙印，它才是吃大苦耐大劳的模范。
粮库主任一席玩笑话，竟激起了七叔的幻想。那时我还在镇上读高中，星期天，七叔找到我，郑重其事地说：大侄子，你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准备加入共产党。我看着他脸上那过分的郑重，以为他得了神经病。七叔说：我不是给你开玩笑，其实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从我在淮海战场上冲锋陷阵时，我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共产党了。
后来我听说，当七叔把入党申请书交给村党支部书记沈五奎时，五奎笑道：七麻子，你是不是有毛病了？有病快去医院看看，别耽误了。七叔说：支书，我真的想入党。五奎道：我知道你真的想入，谁不想入？但你得够那个条件呀。七叔道：那你说我哪个地方还不够条件？五奎道：共产党不收麻子。七叔道：五奎，你放屁！共产党里的麻子比国民党里多得多，因为生麻子的多数都是穷人，而共产党就是穷人党。
生产队里赶马车的汪亮儿一脸油皮，眯缝着两只色眼，见了女人就凑上去戳七弄八，净占小便宜。晚上开会，他专往女人堆里钻。他一钻进去就热闹了。女人们吱哇乱叫，齐骂汪亮儿，但都不恼。
麦收季节里，我被派给汪亮儿跟车装卸。从田野里回来时，马车运载着麦个子，像一座缓缓移动的小山。我躺在麦个子上，听汪亮儿说荤故事。在车道旁边的一棵桑树下，七叔正在撒尿。汪亮儿说：快看快看！我问：看啥呢？汪亮儿道：看驴生。我抬起头，又迅速低下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汪亮儿说：中学生，你知道吗？七叔年轻时，可是个风流角色。我说：你放屁！汪亮儿道：你不信？听我说。七叔年轻时看坡，在十字路口搭了一个棚子，棚子里支起一口锅，经常煮地瓜吃。林风莲——那个浪货，赶集回来，钻进棚子吆喝着：饿死了饿死了，七麻子，给个地瓜吃吧。七叔说：正等着你来吃呢！说着就像老虎一样扑上去，把林风莲按到地上……后来林风莲逢人便说：哎吆吆俺的个亲娘，七麻子那块货，根本就是个驴的。
被派给汪亮儿跟车，是因为我割麦的技术太差。那时候，麦收季节是我们的盛大节日。麦子熟了，遍野金黄。天不亮时，就有许多鸟儿在空中歌唱。人们披着星星，戴着月亮，提着镰刀下坡，借着星月之光割麦子。一个个模糊的大影子，在晦暗中晃动着，嚓嚓的镰声里，伴随着老人的咳嗽声和惊起的野兔的尖叫。太阳冒红时，遍地都是麦个子，人们的衣服也被露水打湿了。在辉煌的朝阳下，人们的身影都拖的长长的。队长用手捶着腰，喊：歇了，等饭！
麦收时，生产队免费供应大米稀饭。疲乏的男人们嘴里咬着草梗，躺在麦个子上等饭。也有坐着磨镰的。七叔手大胳膊长，割麦的速度全队第一。他用的镰刀也大，刃子很钝，但从来不磨。他全凭着力气大，不必磨镰刀。忽然有人高呼：饭来了！
大家都兴奋起来，眼巴巴地往路上望。只见保管员王奎，带着两个大个子妇女，都挑着担子，忽闪忽闪地，像老鹞子一样飞来了。大家呼啦啦围上去，抢勺子抢碗。只有七叔与队长安然不动。七叔对队长说：现在的人觉悟太低，我们当年支前那会儿，一碗水能喝一连的人，哪像这呀！
只有参加割麦的人才能享受免费的大米稀饭，这也是我死乞白赖挤进割麦人行列的原因。但我的力气和技术都不行，等别人割到地头歇着等饭时，我还在地中央磨蹭呢。我很焦急，但越急越割不快。一镰刀又把手指割破，我有点想哭。这时，七叔迎我来了。他很快就与我汇了合。我看到七叔割过的地方，茬子低，麦穗齐；我割过的地方，茬子高高低低，麦个子凌乱，麦穗子掉了遍地。生产队里那个小个子会计，看了看我割过的地方，青着脸道：你这是割麦子？不，你这是破坏！吃饭时，我刚盛上一碗大米饭，会计一把将碗夺过去扔在地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你有什么资格吃大米饭？你糟蹋了生产队的粮食，祸害了生产队的草，回家吃你娘做的去吧！
我的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
因为小个子会计是村里的贫农代表，说话比队长还要硬，所以任凭着他说什么，也没有人敢为我说句公道话。这时，七叔走上前来，对会计说：老徐，我那份饭不吃了，省给我侄子吃，可行？会计有点尴尬，恨恨地瞅我一眼，道：你这道号的，纯粹是块废物点心，背着干粮也找不到雇主。七叔说：他还小呢！会计说：由小看大，一岁不成驴，到老也是个驴驹子。我心里恨透了老徐，但他是贫农代表，谁敢不怕？我更怕。因为我们家成分高。其实，七叔后来对我说：解放前，老徐家每逢集日就大吃大喝，大对虾成筐的往家买。他娘不会过日子，他爹更是败家子，抽大烟，扎吗啡，把他爷爷留下的那点家底给糟光了，正好共产党来了闹土改，他家划成个贫农。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他家是咱村的头号大地主。
按说七叔对这划定阶级成分的事并无好感，但奇怪的是，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给全国的地、富、反、坏、右摘帽子的时候，他却对这件事表示出深深的不满。当那一年的正月里，村里那些摘了帽子的“坏蛋”与其他人一起站在大街上晒太阳时，七叔心里很不平衡，对着人家阴阳怪气地说：嘿，伙计们，去年的今日，你们在干什么？其中一个“坏蛋”说：扫街呗！七叔道：今年不用扫了？“坏蛋”说：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七叔道：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没准明年又变回去了。一个“坏蛋”说：老七，要是你当了主席，我们这些人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吧？七叔道：够呛。
我去给他拜年时，他对我说：大侄子，你说，中央是不是出了修正主义？把坏人的帽子都摘了，那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吗？七婶骂他道：吃饱了撑得个老东西，闲着没事去捡筐狗屎肥田也好，国家大事还用得着你操心！七叔瞪着眼骂七婶：臭娘儿们，你妇道人家懂什么？七婶道：我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不吃饭肚子里饿。七叔对我说：这红色的江山根本就是我们打下来的，想不到就要葬送在这些蛀虫手上。七婶冷笑道：听听吧，大侄子，你七叔是小老鼠日骆驼，专拣大个的弄。
我对七叔说话的口气十分反感，你不就是去抬过两天担架吗？动不动就以老革命自居，拉大旗作虎皮，啥玩意儿嘛！于是我说：七叔呀，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你应该去跟小平同志、剑英同志、还有先念同志等等的老革命商量一下，决不能眼看着你们亲手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改变了颜色。七叔道：可惜我跟他们不是一个部分的，如果陈毅同志还活着，我一定要去找他。我说：管他是不是一部分呢，像您这级干部，小平同志肯定知道。七叔说：你说得也对，想当初，小平同志和陈毅同志就在一个炕头上办公，我去给他们送信时，小平同志还赏给我一支烟卷呢！
又过了几年，国家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军官统统地释放了。我们村里的刘九也从青海放回来了。刘九在国军里当过上校军需，属于县团级，政府每月补助他人民币三十元，还安排他去给小学校看大门，每月工资五十元。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都说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为了这事，七叔几乎发了疯。
他逢人便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逢人便说红色江山已经改变了颜色。他跑到小学校，找到刘九——这事我没亲见，是听在小学里当教师的羊国说的。羊国说：你七叔真有意思，跑到学校传达室里，跟刘九叫板。你七叔说：刘九，别人怕你，老子不怕你，老子跟你来论论理！刘九坐在炕沿上，闷着头抽烟，一声也不吭。你七叔说：老子们革命几十年，到头来还不如你。旧社会里你吃香的喝辣的，到了新社会吃香的喝辣的还是你，这事真他娘的不公道。你七叔在门口一吵吵，好多人都围上来看热闹。你七叔人来疯，跳到一张凳子上，挥舞着胳膊，像大干部做报告一样，拖着长腔演讲：同志们呐——同志们——东风吹，战鼓擂，当前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黑白颠倒啊，同志们——在你七叔演讲时，那刘九垂头不语，宛若一块死木头。直到你七叔喊累了，刘九才缓缓地站起来，对着你七叔招手。你七叔走过去，嘴里嘟哝着：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刘九将嘴巴附到你七叔耳朵上，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只看到你七叔小脸焦黄，一句话没说就锅着腰走了。
七叔的坟墓，坐落在一块麦田的中央。麦田里成行成列地生长着一些桑树。麦子黄梢时，桑葚也熟了。我最后一次去七叔的坟墓距今已三年。那天早晨，雾很大，麦梢子湿漉漉的。一群喜鹊在桑树上啄桑葚。太阳出来了，雾如轻纱，在桑树间飘。我立在七叔墓前，脑子里乱糟糟的。有关七叔的许多往事在脑子里冲撞着，好像一个不大的瓦罐里装了太多的鱼虾。我胡思乱想了一阵，从怀里摸出一瓶酒，咬开塞子，奠在墓前。七叔巴咂着嘴，赞道：好酒，好酒！一辈子没喝过这样的好酒！他一盅接一盅地往嘴里倒酒。我说：七叔，少喝点，别喝醉了。他说：醉？我这辈子不知醉了是个啥滋味。
七叔喝醉后的样子实在是可怕极了。他躺在炕上，裂破嗓子似的叫：亲娘呀，难受死了……难受死了……一边吼叫，一边抓胸擂头，还用那双大脚，轮番蹬踹间壁墙。前面我曾说过，七叔生了一双特大的脚，不但大，而且还有点奇形怪状。他要穿加肥的46码鞋，脚底那层厚茧，赛过骆驼腿上的胼胝。农家的间壁墙都是用一层土坯垒到房梁，虚立着，怎禁得住他的脚踹？忽通一脚，间壁墙摇晃；忽通又一脚，间壁墙掉土渣子；忽通忽通十几脚，就听到天崩地裂般一声响，间壁墙倒了。墙外就是锅灶，锅里熬着一锅稀粥，七婶正在灶前烧火。结果是墙倒了，锅破了，灶瘫了，还差不点就把七婶砸死。解放和跃进一怒之下，把七叔拖到院子里，你一脚我一脚，踹得他球似的满院子打滚。这时七叔的小儿子丰收从外边进来，急忙忙地问：哥，你们干啥？解放和跃进道：你没长眼吗？丰收道：踢来踢去的，多费劲嘛，依我说，干脆掘个坑把老东西活埋了利索！解放和跃进有点犹豫，可那丰收生性鲁莽，管自找来一把铁锹，在当院里挖起埋人坑来。七婶一看要出大事，急忙忙跑到街上，拦住了邻居张老人。张老人是三八年的老党员，在村子里算得上是德高望重，连党支部书记都另眼看待。七婶把张老人拉进院子，看到丰收已把埋人坑挖好，解放和跃进每人拖着七叔一条腿往坑里拖。七叔手扒着地，像个小娃娃一样号哭着。一见有人来，七叔大喊：救命啊……还乡团要埋人啦……
张老人见状大怒，骂道：狗杂种们，你们想干什么？
丰收斜着眼道：我们想活埋了这个老东西！
张老人道：这个老东西是谁？
丰收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张老人道：难道他不是你们的爹？
丰收道：他是不是我们的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恨他。他活着，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决心活埋了他，一来解解心头之恨，二来为国家省下一部分粮食。
张老人道：孽畜！活埋亲爹，无论搁在什么朝代也是凌迟大罪。你们不怕死就埋吧，反正他也不是我的爹。
丰收瞪着眼问：张爷爷，你告诉我们，啥叫凌迟？
张老人道：就是千刀万剐，一直剐成骨头架子。
丰收看看解放和跃进，道：哥，我们是跟他闹着玩的，对不对？
解放和跃进忙说：对，对，纯粹是闹着玩的。
张老人道：闹着玩？有你们这个玩法吗？
七叔从桑树上摘下一些桑葚，双手捧到我面前说：吃吧，吃吧，甜极了。
我说：您留着自己吃吧。
他说：我已经吃了许多啦，你不信就看看我的嘴。
我看到他的嘴被桑葚染成了紫红色。
我摘下帽子，承接了七叔赠我的桑葚。
七叔邀我到他的屋里去坐坐，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
我弯着腰，尾随着七叔，钻进了他的坟墓。墓中有一股发霉的气息。七叔点燃了一盏豆油灯。一团黄光，照亮了憋促的墓穴。我看到，当年我们扔进墓穴中的衣被等物，已经烂成了碎片。但那个骨灰盒还完好如初。
七叔用一个粗瓷大碗，盛来一碗水，让我喝。我没敢喝。七叔叹息道：你七婶就要来找我了，她来了我的耳根就不得清静了。
起风了。成熟的麦子晃动着沉甸甸的穗子，像一层层凝滞的金黄色波浪。七叔的墓前洋溢着呛鼻的尘土气息，当然也有清新的空气在其中。无际的金黄中点缀着醒目的翠绿。桑叶肥大，油光闪闪，富含营养，正是春蚕上簇前的最后一遍桑叶。
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辅导员王慧，五十年代末被错划成“右派”时曾在我们村劳动改造过。她对我说：我认识你七叔，七麻子，革命神经病。你七叔长相凶恶，但心眼不坏。六十年代初期，生活困难，你七叔一边拉耧播种，一边伸手从桑树上往下撕桑叶吃。他咀嚼得满嘴冒绿沫，像一只受伤的蝗虫。王慧说你七叔一边吃着桑叶一边喊叫：饿啊，饿啊，把人快要饿死了呀……王慧说：在我的印象里，你七叔好像一匹马，得着什么就往嘴里塞什么。也许他就是一匹马。王慧是研究上古神话的专家，她说那蚕宝宝就是一匹马变的。你看看它眠时高昂着的蚕头，像不像一匹马？
一只灰突突的鸟儿从麦垄间冲上蓝天，留下一串花样百出的呼哨。我的懵懵懂懂的脑海里，闪开了一道缝隙，清凉的泉水涌出来。一只黑色的蝴蝶在麦里桑间忽上忽下、懒洋洋地飞行着，我希望它就是七叔的灵魂。
于是我就追着那只黑蝶说：七叔，其实我们爱你；七叔，我们真的爱你；尽管您满怀着冤恨而死，但我们还是希望您的灵魂早日去您该去的地方，该上天堂您就上天堂，该下地狱您就下地狱，在这不阴不阳的地界里混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您说呢？
一只燕子闪电般掠过麦梢。燕子过后，黑蝶不见了。如果七叔的灵魂进了燕子的肚子，也未尝不是一个美好的归宿。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