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家事
历史学家钱穆注意到，秦汉创制，中央官员的设置，很像是皇帝的家臣，三公之外，九卿基本上是围绕皇帝家事安排的。此前的封建制，天子跟诸侯一样，设置官员，无非是自己的家臣。因为在封建制度里是“家天下”，天子跟诸侯的关系，就等于一个大家长面对诸多分了家的子弟，诸侯跟大夫也是如此。天子也罢，诸侯也罢，甚至大夫也罢，真正管理的就是自己直辖的那么一点地方，自己的采邑。所谓的国事，略等于家事。到了春秋时期，那些到私学学了本事，准备施展才能的人，也得从某个公子或者大夫的家臣做起，这个大夫如果像齐桓公小白或者晋文公重耳那样混成了诸侯，他们也就出头了。
在封建制下，天子管的那点地方，所谓的王畿之地，就是自家的私产，而王畿之外的天下，天子只有名义上的管辖权，即便在西周的盛期也是如此，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诸侯打打杀杀，你并我吞，造成那么多诸侯失踪。家天下，当然没什么问题，管得到的地方，都是家产，管不到的地方，就随他去好了。
秦统一之后，彻底废了封建，改郡县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政治实体不见了踪影，皇帝一统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天子的直辖领地，地方官不过是替皇帝管事的雇员。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是家天下吗？这么大的家，皇帝顾得过来吗？设官分治，官员其实就是雇员，不是家臣，家臣的结局是要讨个采邑，最后有块自己的封地。一直到战国，各国官员都挺像雇员了，但还是要有块封地。冯谖为孟尝君所营的三窟，第一个就是他的封地。但是，到了秦统一之后，这种事似乎就成问题了，官员更像是雇员，想用就用，不用就扔，甚至可能杀掉雇员。统一之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市场。想做官的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一个买主，一个特别霸道的买主，买卖不成，连命都可能丢掉。
事实上，帝制时代的官员，不可能仅仅是皇帝的家臣，而且带有某种公共性质，管理地方，不仅要顾及皇帝，还要考虑地方的利益。皇帝也是一样，皇帝的天下，一半是自己家的私产，一半是公共性的公司。这个公司，要靠官员一起来维持。汉朝的皇帝，总是强调自己是和两千石（郡太守）共天下，的确是明智的说法。皇帝也是人，有自己的妻妾，有自己的子女，还有宗族和亲戚。但自己的小家是家，国家这个大家也是家。从理论上讲，皇帝是天下之大父，皇后是天下之大母，他们夫妻两个，是国家这个大家的家长。在现实中，皇帝过日子还是跟自己的小家一起。虽说比常人多好些老婆，但日子大抵也就这么过，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做爱，当然也做爱。
但是，皇帝毕竟是大家的家长，大家的事，臣子也有发言权。皇帝的日常生活，有时却不得不受到某些多事的臣子的干预，多宠幸某个妃子，人家要说话，皇室多花了钱，人家也要说话，皇宫里的下人（宦官）如果多管了事，人家更要说话。如果要选皇后、立太子，更是得臣子们同意，臣子不奉诏，事情就难办。唐高宗李治，死活想废掉原来的皇后，立武昭仪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为后，臣子们死活都不肯。后来李绩偷偷告诉唐高宗，说乡巴佬找老婆都可以自己说了算，这本是皇帝的家事，何必问臣子？这么一说，李治开了窍，于是武昭仪就成了皇后。唐玄宗时，武惠妃进谗言，玄宗要废太子，群臣不同意，但李林甫也说，这是天子的家事，结果太子被废。然而到了德宗时，皇帝又想废太子了，也说这是自己的家事，臣子管不着，但李泌却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宰相于四海之内的事都可以管。最后，太子居然保住了。
从国家角度来看，李泌的话是对的。既然天下都是皇帝家的，那么皇帝的小家之事，就不再是皇帝自己的私事。皇后的废立，太子的废立，都事关整个国家，做臣子的，尤其是宰相，不能坐视不管。也就是说，既然做了皇帝，就没有隐私可言。就算是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儿子，处理起来也不能尽由着自己的性子。当然，反过来，如果皇帝就是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就怎么，臣子即使拼了命也是拦不住的。像明朝的“大礼议”故事，群臣哭声震天，也挡不住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亲，人家的家事就是不让你管，你也没辙。
玩马球和赌江山
据说，国际足联已经认定，足球的发祥地就是中国，认定了中国古时的蹴踘就是原始的足球。虽然祖宗阔不等于现在也阔，但毕竟咱们阔过，说起来还是让人有点得意的。不过，古代中国不仅有蹴踘，用脚踢的球，还有马球，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打的球。在唐朝，由于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流着游牧人的血液，这样的马上运动十分流行。马球应该在唐朝以前就已经有了，只有那些南方来的儒臣，才会觉得这玩意惊心动魄，既损人（有危险），又损马，还浪费，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一有机会，就出来唠唠叨叨力主禁止。不过，这玩意一旦流行起来，就成了时髦。那时虽然没有体育运动的概念，但是玩，是有闲有钱人挡不住的爱好，几个儒者的嘀咕，当然挡不住马球的风行。长安少年，走马击球，蔚为风尚。当年的大唐，就是今天的美国，世界各地的人们，能来的都会来，大唐风靡什么，他们也风靡什么。所以，世界好些地方都兴玩马球，老是跟大唐动刀兵的吐蕃人也会玩，玩得还挺好。
吐蕃当年是唐朝的劲敌，两边战战和和，纠葛不已，有文成公主的佳话，也有刀兵相见的故事。无论好也罢，歹也罢，两边经常较劲儿是常事儿，即使是和平往来，也每每暗藏杀机。从唐太宗到武则天这四五十年，唐朝国力强盛，吐蕃也就消停一点。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复国做了皇帝，吐蕃要求和亲，遣使来迎娶金城公主，也暗含着刺探虚实的意思。劲敌来使，唐人不敢怠慢，中宗李显招待吐蕃使臣观看马球比赛。原本就是观赏性的，招待客人看个热闹，哪知道看着看着，吐蕃使臣说话了，说他带的随从中，也有好此道的，能不能下场一试？中宗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吐蕃人整装下场。哪里知道吐蕃使臣原是有备而来，一群高原上玩马的人，到了平川，身手大好。下场之后，立马把唐人打得人仰马翻，赛一场胜一场。这下皇帝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这时候，救驾的人来了，当时做临淄王的李隆基，也就是中宗兄弟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主动请战，要求跟吐蕃人比试比试。李隆基找了三个平时的玩伴，都是王公贵族，大剌剌地非要以四人敌对方十人。吐蕃人连胜之后，见对方只有四人，未免轻敌。可是李隆基他们上场之后，形势骤转，只见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一场下来，把吐蕃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大败亏输，让中宗皇帝大乐，赏赐千百强，众文人出来，作诗祝贺，马屁拍了又拍。
几年之后，唐中宗死了，野心勃勃的中宗的皇后韦氏可就乐不起来了。眼馋武则天的威武，眼热武则天的权势，同样可以管得住老公的韦后想要重演武则天的风光，临朝称制，进而做女皇。没想到，美梦还没醒，正是这个李三少爷，带了一些死党，联络了宫内的太平公主，突袭皇宫。当先者不过几十人，其中就有宦官高力士，这个缺了关键零件的家伙，居然武艺高强，后面跟着百十个工匠的敢死队，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韦后和韦家的党羽，扭转乾坤于既倒。这样的冒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李隆基玩得实在是过于有想象力了。京城所有的兵马都没有动的迹象，韦后和她的党羽自然也就没有准备，有谁能想到有疯子敢这样冒险呢？皇宫里的卫士，少说也有几千，哪知道人家几十人就敢硬闯？行动之前，除了几个死党，他连自己的父亲都没告诉。当然，真要是失败，他们爷俩都得死。这种你死我活的游戏，也就是马球高手才敢玩，当初敢以四人敌十人，眼下就敢以百人敌千人。冒险赌博，成者为王，败者就是死尸。但不管怎样，李隆基玩命玩成了，把他爹爹拱到了皇帝的宝座上。当然，他的爹爹——唐睿宗李旦，心里也明白，在做做样子过渡一下之后，就得让李隆基做皇帝。如此做法，像是在复制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只是这回李隆基干的，比他的先祖李世民更加风光，从李唐江山的角度来看，也更有道义感，因为杀的不是自家人，而是图谋篡位的两姓旁人。李三少爷这样干，说白了就是一场玩命的豪赌，赌赢了就坐江山，赌输了则自己掉脑袋。马球打得那么好的人，有几个不敢玩命豪赌的呢？
李隆基做了皇帝，后来的庙号是玄宗，当时人称明皇。做了皇帝的李隆基，堪称唐朝第一号的风流皇帝。这里，风流不仅仅指男女之事。在这方面，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也可以跟他有一比，好色不避人，一个占了兄弟的老婆，一个上了父亲的妾，李隆基也不过就是夺走了儿子的妻而已。说起来，这样的事情在春秋时帝王之家就常见。国君给自家儿子娶妻，娶来之后看着漂亮，就自家留用了。其实，如果允许自由恋爱，让杨玉环在唐明皇和他儿子之间作抉择，我看即使不是“大叔控”，多半杨玉环也是会选老子的。李隆基马上功夫好，球技高明，绝对属于国内顶尖高手，敢四人对敌吐蕃高手十人。这样的明星级球员，什么时候都是女人的梦中情人（当年的马球比赛，从来不乏女性观众）。当年能玩马球的，不是富人就是贵人，否则马就买不起。但能玩得如此精熟，在马上如履平地，也非胆大心细有超高天赋者不办。当然，跟多数的纨绔贵胄一样，李隆基还喜欢音律，懂书法，两者皆是专业水平。历史上“梨园”的典故，就跟他有关。据说做了皇帝之后，他常和戏子们在梨园演戏，戏子们表演，他是要下场打鼓的，后来“梨园”就成了戏曲界的代称。至今，梨园行的祖宗还是唐明皇。旧时戏班，打鼓佬的位置十分尊贵，还备有一个玩偶娃娃供在上面，这个娃娃就代表唐明皇。
一个玩什么像什么，极富文体天赋的人，一般来说，做皇帝、玩政治是玩不好的。前面的隋炀帝，后面的南唐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是现成的例子。但是，李隆基不一样，他会玩，爱玩，胆子也大，勇于弄险，刚毅果决。带几十个人就敢突袭皇宫，这种事儿，大概历史上也就他敢干。做了皇帝之后，国内治理沿袭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的成法，交给宰相办就是，以他的性格，也不大可能不放心。不仅对文臣放心，对武将也放心。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放手任用那么多的番将，其中有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高仙芝，也有野心家安禄山和史思明。因为他要开边，要对外扩张，只有番兵番将才能替他干这样的事。宠信安禄山，宠信到了可以放心地让他跟自己心爱的女人私下见面的地步，难怪人家要说三道四，盛传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绯闻，传多了，连正史上都言之凿凿。古往今来的皇帝，也只有他李隆基可以做到这一点，居然不怕戴绿帽子，而且是臣子给他戴绿帽子。当然，到底戴了没戴，我是不大信的。可是，这样的气度，化为制度的安排，就有些问题了。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必须分开，这是古来制度设计所必须遵循的禁忌。可他不管，放心地将边疆的所有权力都交给这些番将，让他们不仅可以自己统兵招兵，还掌握地方的行政权甚至财权，以至于让节度使这个原来的虚衔，膨胀成了实际上的军阀。从制度上看，这样的做法，发生安史之乱，是早晚的事儿。他成就了开元之治，让唐朝的文治武功臻于顶点，然而也酿成了天宝之乱，使唐朝从顶峰迅速跌落，走向衰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失败的因子就蕴藏在成功里。在挥别两京之际，如此强悍的他，居然被逼无奈，接受麾下军士的要挟，悲剧性地上演了一场马嵬坡上的生离死别，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用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谢了幕，令后世的文人墨客，怎么演绎都难以尽兴。
一个皇帝，打鼓打得比鼓手还好，玩球玩得比专业高手还强，还是一个千年不遇的情种，可是，做皇帝却只做了半个好。自己做到了辉煌，也自己经历了谢幕，以武戏开始，悲剧告终。性格决定命运，信夫！这样的皇帝，千年不遇，给后世留下了说不尽、唱不完的故事。
喜好思想批判的皇帝
清朝的雍正皇帝名声不大好，在位时间不算长的他，正好夹在两个名声过大，在位时间又过长的皇帝之间，一个是爹，一个是儿子，想要讨好也难，几乎是一上位就谣诼不断，朝野议论纷纷。其实，这个皇帝别的不讲，跟清朝别的皇帝比起来，算是有点个性的，经常有些非常之举。清朝的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但清朝的盛世，是万马齐喑的盛世，对士大夫讲个性，绝对不提倡，如果有哪个真的要玩个性，让人举报了，吃饭的家伙也就悬了。文字狱的特点是，不一定你真的写出过什么关碍文字，人家觉得你有事，让你有事，你就肯定有事。完全不相干的诗句，就算风花雪月，也一样可以解释成有心造反。
但是，皇帝自己却可以玩个性。放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待在边上的养心殿里，害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宫里宫外大家找不到北。湖南秀才曾静传播有关他继位的流言，还派人去运动封疆大吏造反，他偏不杀人，还封曾静一个特别的官衔，让他满世界宣讲皇帝的恩德。结果是，越讲，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传得越广。皇帝当得好好的，没事却请人画自己的行乐图，把个一本正经的皇帝，时而画成波斯王子，时而画成蒙古王公，时而又是白衣秀士，或者干脆做渔耕樵农，散淡江湖，在画里玩七十二变。当然，最离谱的玩个性，还是搞思想大批判，发动群臣一起搞，自己亲自领导，还出版批判诗文集，这样的御制诗集，在晚清的时候还有存货。
年羹尧年大将军曾经是雍正最信任、最倚重的宠臣。这个出身翰林的大将军也的确有两下子，能文能武，诗文都有功底，行军打仗，不仅有韬略，还有武功，可以亲自披挂上阵，曾经为两代皇帝立下过赫赫战功。在雍正和年大将军的蜜月期，两人好得不得了，君臣之间的对答腻腻乎乎，雍正甚至称年羹尧为“恩人”，要后代世世代代记住年羹尧的恩情。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皇帝和年大将军的蜜月结束了，两人关系迅速降温，年大将军种种骄横不法的罪行就冒出来了，当日权倾朝野的年羹尧，就只好死了。连累着一个儿子也跟着死了，剩下的儿子都被发配到极边之地。赐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写了一篇上谕，传给狱中的年羹尧，告诉他如何如何罪该万死，自家又怎样怎样宽大为怀，说年羹尧如果身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年羹尧也就只好“感涕”，否则剩下的儿子怎么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