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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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皇帝的家事(1)

皇帝的家事

历史学家钱穆注意到,秦汉创制,中央官员的设置,很像是皇帝的家臣,三公之外,九卿基本上是围绕皇帝家事安排的。此前的封建制,天子跟诸侯一样,设置官员,无非是自己的家臣。因为在封建制度里是“家天下”,天子跟诸侯的关系,就等于一个大家长面对诸多分了家的子弟,诸侯跟大夫也是如此。天子也罢,诸侯也罢,甚至大夫也罢,真正管理的就是自己直辖的那么一点地方,自己的采邑。所谓的国事,略等于家事。到了春秋时期,那些到私学学了本事,准备施展才能的人,也得从某个公子或者大夫的家臣做起,这个大夫如果像齐桓公小白或者晋文公重耳那样混成了诸侯,他们也就出头了。

在封建制下,天子管的那点地方,所谓的王畿之地,就是自家的私产,而王畿之外的天下,天子只有名义上的管辖权,即便在西周的盛期也是如此,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诸侯打打杀杀,你并我吞,造成那么多诸侯失踪。家天下,当然没什么问题,管得到的地方,都是家产,管不到的地方,就随他去好了。

秦统一之后,彻底废了封建,改郡县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政治实体不见了踪影,皇帝一统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天子的直辖领地,地方官不过是替皇帝管事的雇员。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是家天下吗?这么大的家,皇帝顾得过来吗?设官分治,官员其实就是雇员,不是家臣,家臣的结局是要讨个采邑,最后有块自己的封地。一直到战国,各国官员都挺像雇员了,但还是要有块封地。冯谖为孟尝君所营的三窟,第一个就是他的封地。但是,到了秦统一之后,这种事似乎就成问题了,官员更像是雇员,想用就用,不用就扔,甚至可能杀掉雇员。统一之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市场。想做官的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一个买主,一个特别霸道的买主,买卖不成,连命都可能丢掉。

事实上,帝制时代的官员,不可能仅仅是皇帝的家臣,而且带有某种公共性质,管理地方,不仅要顾及皇帝,还要考虑地方的利益。皇帝也是一样,皇帝的天下,一半是自己家的私产,一半是公共性的公司。这个公司,要靠官员一起来维持。汉朝的皇帝,总是强调自己是和两千石(郡太守)共天下,的确是明智的说法。皇帝也是人,有自己的妻妾,有自己的子女,还有宗族和亲戚。但自己的小家是家,国家这个大家也是家。从理论上讲,皇帝是天下之大父,皇后是天下之大母,他们夫妻两个,是国家这个大家的家长。在现实中,皇帝过日子还是跟自己的小家一起。虽说比常人多好些老婆,但日子大抵也就这么过,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做爱,当然也做爱。

但是,皇帝毕竟是大家的家长,大家的事,臣子也有发言权。皇帝的日常生活,有时却不得不受到某些多事的臣子的干预,多宠幸某个妃子,人家要说话,皇室多花了钱,人家也要说话,皇宫里的下人(宦官)如果多管了事,人家更要说话。如果要选皇后、立太子,更是得臣子们同意,臣子不奉诏,事情就难办。唐高宗李治,死活想废掉原来的皇后,立武昭仪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为后,臣子们死活都不肯。后来李绩偷偷告诉唐高宗,说乡巴佬找老婆都可以自己说了算,这本是皇帝的家事,何必问臣子?这么一说,李治开了窍,于是武昭仪就成了皇后。唐玄宗时,武惠妃进谗言,玄宗要废太子,群臣不同意,但李林甫也说,这是天子的家事,结果太子被废。然而到了德宗时,皇帝又想废太子了,也说这是自己的家事,臣子管不着,但李泌却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宰相于四海之内的事都可以管。最后,太子居然保住了。

从国家角度来看,李泌的话是对的。既然天下都是皇帝家的,那么皇帝的小家之事,就不再是皇帝自己的私事。皇后的废立,太子的废立,都事关整个国家,做臣子的,尤其是宰相,不能坐视不管。也就是说,既然做了皇帝,就没有隐私可言。就算是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儿子,处理起来也不能尽由着自己的性子。当然,反过来,如果皇帝就是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就怎么,臣子即使拼了命也是拦不住的。像明朝的“大礼议”故事,群臣哭声震天,也挡不住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亲,人家的家事就是不让你管,你也没辙。

玩马球和赌江山

据说,国际足联已经认定,足球的发祥地就是中国,认定了中国古时的蹴踘就是原始的足球。虽然祖宗阔不等于现在也阔,但毕竟咱们阔过,说起来还是让人有点得意的。不过,古代中国不仅有蹴踘,用脚踢的球,还有马球,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打的球。在唐朝,由于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流着游牧人的血液,这样的马上运动十分流行。马球应该在唐朝以前就已经有了,只有那些南方来的儒臣,才会觉得这玩意惊心动魄,既损人(有危险),又损马,还浪费,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一有机会,就出来唠唠叨叨力主禁止。不过,这玩意一旦流行起来,就成了时髦。那时虽然没有体育运动的概念,但是玩,是有闲有钱人挡不住的爱好,几个儒者的嘀咕,当然挡不住马球的风行。长安少年,走马击球,蔚为风尚。当年的大唐,就是今天的美国,世界各地的人们,能来的都会来,大唐风靡什么,他们也风靡什么。所以,世界好些地方都兴玩马球,老是跟大唐动刀兵的吐蕃人也会玩,玩得还挺好。

吐蕃当年是唐朝的劲敌,两边战战和和,纠葛不已,有文成公主的佳话,也有刀兵相见的故事。无论好也罢,歹也罢,两边经常较劲儿是常事儿,即使是和平往来,也每每暗藏杀机。从唐太宗到武则天这四五十年,唐朝国力强盛,吐蕃也就消停一点。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复国做了皇帝,吐蕃要求和亲,遣使来迎娶金城公主,也暗含着刺探虚实的意思。劲敌来使,唐人不敢怠慢,中宗李显招待吐蕃使臣观看马球比赛。原本就是观赏性的,招待客人看个热闹,哪知道看着看着,吐蕃使臣说话了,说他带的随从中,也有好此道的,能不能下场一试?中宗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吐蕃人整装下场。哪里知道吐蕃使臣原是有备而来,一群高原上玩马的人,到了平川,身手大好。下场之后,立马把唐人打得人仰马翻,赛一场胜一场。这下皇帝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这时候,救驾的人来了,当时做临淄王的李隆基,也就是中宗兄弟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主动请战,要求跟吐蕃人比试比试。李隆基找了三个平时的玩伴,都是王公贵族,大剌剌地非要以四人敌对方十人。吐蕃人连胜之后,见对方只有四人,未免轻敌。可是李隆基他们上场之后,形势骤转,只见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一场下来,把吐蕃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大败亏输,让中宗皇帝大乐,赏赐千百强,众文人出来,作诗祝贺,马屁拍了又拍。

几年之后,唐中宗死了,野心勃勃的中宗的皇后韦氏可就乐不起来了。眼馋武则天的威武,眼热武则天的权势,同样可以管得住老公的韦后想要重演武则天的风光,临朝称制,进而做女皇。没想到,美梦还没醒,正是这个李三少爷,带了一些死党,联络了宫内的太平公主,突袭皇宫。当先者不过几十人,其中就有宦官高力士,这个缺了关键零件的家伙,居然武艺高强,后面跟着百十个工匠的敢死队,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韦后和韦家的党羽,扭转乾坤于既倒。这样的冒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李隆基玩得实在是过于有想象力了。京城所有的兵马都没有动的迹象,韦后和她的党羽自然也就没有准备,有谁能想到有疯子敢这样冒险呢?皇宫里的卫士,少说也有几千,哪知道人家几十人就敢硬闯?行动之前,除了几个死党,他连自己的父亲都没告诉。当然,真要是失败,他们爷俩都得死。这种你死我活的游戏,也就是马球高手才敢玩,当初敢以四人敌十人,眼下就敢以百人敌千人。冒险赌博,成者为王,败者就是死尸。但不管怎样,李隆基玩命玩成了,把他爹爹拱到了皇帝的宝座上。当然,他的爹爹——唐睿宗李旦,心里也明白,在做做样子过渡一下之后,就得让李隆基做皇帝。如此做法,像是在复制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只是这回李隆基干的,比他的先祖李世民更加风光,从李唐江山的角度来看,也更有道义感,因为杀的不是自家人,而是图谋篡位的两姓旁人。李三少爷这样干,说白了就是一场玩命的豪赌,赌赢了就坐江山,赌输了则自己掉脑袋。马球打得那么好的人,有几个不敢玩命豪赌的呢?

李隆基做了皇帝,后来的庙号是玄宗,当时人称明皇。做了皇帝的李隆基,堪称唐朝第一号的风流皇帝。这里,风流不仅仅指男女之事。在这方面,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也可以跟他有一比,好色不避人,一个占了兄弟的老婆,一个上了父亲的妾,李隆基也不过就是夺走了儿子的妻而已。说起来,这样的事情在春秋时帝王之家就常见。国君给自家儿子娶妻,娶来之后看着漂亮,就自家留用了。其实,如果允许自由恋爱,让杨玉环在唐明皇和他儿子之间作抉择,我看即使不是“大叔控”,多半杨玉环也是会选老子的。李隆基马上功夫好,球技高明,绝对属于国内顶尖高手,敢四人对敌吐蕃高手十人。这样的明星级球员,什么时候都是女人的梦中情人(当年的马球比赛,从来不乏女性观众)。当年能玩马球的,不是富人就是贵人,否则马就买不起。但能玩得如此精熟,在马上如履平地,也非胆大心细有超高天赋者不办。当然,跟多数的纨绔贵胄一样,李隆基还喜欢音律,懂书法,两者皆是专业水平。历史上“梨园”的典故,就跟他有关。据说做了皇帝之后,他常和戏子们在梨园演戏,戏子们表演,他是要下场打鼓的,后来“梨园”就成了戏曲界的代称。至今,梨园行的祖宗还是唐明皇。旧时戏班,打鼓佬的位置十分尊贵,还备有一个玩偶娃娃供在上面,这个娃娃就代表唐明皇。

一个玩什么像什么,极富文体天赋的人,一般来说,做皇帝、玩政治是玩不好的。前面的隋炀帝,后面的南唐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是现成的例子。但是,李隆基不一样,他会玩,爱玩,胆子也大,勇于弄险,刚毅果决。带几十个人就敢突袭皇宫,这种事儿,大概历史上也就他敢干。做了皇帝之后,国内治理沿袭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的成法,交给宰相办就是,以他的性格,也不大可能不放心。不仅对文臣放心,对武将也放心。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放手任用那么多的番将,其中有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高仙芝,也有野心家安禄山和史思明。因为他要开边,要对外扩张,只有番兵番将才能替他干这样的事。宠信安禄山,宠信到了可以放心地让他跟自己心爱的女人私下见面的地步,难怪人家要说三道四,盛传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绯闻,传多了,连正史上都言之凿凿。古往今来的皇帝,也只有他李隆基可以做到这一点,居然不怕戴绿帽子,而且是臣子给他戴绿帽子。当然,到底戴了没戴,我是不大信的。可是,这样的气度,化为制度的安排,就有些问题了。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必须分开,这是古来制度设计所必须遵循的禁忌。可他不管,放心地将边疆的所有权力都交给这些番将,让他们不仅可以自己统兵招兵,还掌握地方的行政权甚至财权,以至于让节度使这个原来的虚衔,膨胀成了实际上的军阀。从制度上看,这样的做法,发生安史之乱,是早晚的事儿。他成就了开元之治,让唐朝的文治武功臻于顶点,然而也酿成了天宝之乱,使唐朝从顶峰迅速跌落,走向衰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失败的因子就蕴藏在成功里。在挥别两京之际,如此强悍的他,居然被逼无奈,接受麾下军士的要挟,悲剧性地上演了一场马嵬坡上的生离死别,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用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谢了幕,令后世的文人墨客,怎么演绎都难以尽兴。

一个皇帝,打鼓打得比鼓手还好,玩球玩得比专业高手还强,还是一个千年不遇的情种,可是,做皇帝却只做了半个好。自己做到了辉煌,也自己经历了谢幕,以武戏开始,悲剧告终。性格决定命运,信夫!这样的皇帝,千年不遇,给后世留下了说不尽、唱不完的故事。

喜好思想批判的皇帝

清朝的雍正皇帝名声不大好,在位时间不算长的他,正好夹在两个名声过大,在位时间又过长的皇帝之间,一个是爹,一个是儿子,想要讨好也难,几乎是一上位就谣诼不断,朝野议论纷纷。其实,这个皇帝别的不讲,跟清朝别的皇帝比起来,算是有点个性的,经常有些非常之举。清朝的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但清朝的盛世,是万马齐喑的盛世,对士大夫讲个性,绝对不提倡,如果有哪个真的要玩个性,让人举报了,吃饭的家伙也就悬了。文字狱的特点是,不一定你真的写出过什么关碍文字,人家觉得你有事,让你有事,你就肯定有事。完全不相干的诗句,就算风花雪月,也一样可以解释成有心造反。

但是,皇帝自己却可以玩个性。放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待在边上的养心殿里,害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宫里宫外大家找不到北。湖南秀才曾静传播有关他继位的流言,还派人去运动封疆大吏造反,他偏不杀人,还封曾静一个特别的官衔,让他满世界宣讲皇帝的恩德。结果是,越讲,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传得越广。皇帝当得好好的,没事却请人画自己的行乐图,把个一本正经的皇帝,时而画成波斯王子,时而画成蒙古王公,时而又是白衣秀士,或者干脆做渔耕樵农,散淡江湖,在画里玩七十二变。当然,最离谱的玩个性,还是搞思想大批判,发动群臣一起搞,自己亲自领导,还出版批判诗文集,这样的御制诗集,在晚清的时候还有存货。

年羹尧年大将军曾经是雍正最信任、最倚重的宠臣。这个出身翰林的大将军也的确有两下子,能文能武,诗文都有功底,行军打仗,不仅有韬略,还有武功,可以亲自披挂上阵,曾经为两代皇帝立下过赫赫战功。在雍正和年大将军的蜜月期,两人好得不得了,君臣之间的对答腻腻乎乎,雍正甚至称年羹尧为“恩人”,要后代世世代代记住年羹尧的恩情。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皇帝和年大将军的蜜月结束了,两人关系迅速降温,年大将军种种骄横不法的罪行就冒出来了,当日权倾朝野的年羹尧,就只好死了。连累着一个儿子也跟着死了,剩下的儿子都被发配到极边之地。赐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写了一篇上谕,传给狱中的年羹尧,告诉他如何如何罪该万死,自家又怎样怎样宽大为怀,说年羹尧如果身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年羹尧也就只好“感涕”,否则剩下的儿子怎么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