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年羹尧跋扈不臣的事情，虽说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但我真的怀疑，当年的年羹尧是不是真的犯了那么些不法甚至意欲谋反的罪。得宠大发了，骄横一点肯定是有的，大家羡慕嫉妒恨久矣，皇帝恩宠一衰，墙倒众人推，什么罪过也就都有了。一代一代，都这么过来的，清朝也不会例外。伴君如伴虎，跟皇帝老儿论交情，是最不靠谱的事儿。一旦皇帝感情变了，别说翻脸，就是稍微有点不高兴，那么旁边等着使坏的主儿，不知道会有多少，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扛不住。
只是，年大将军小命归西，事情还没完。在抄查年羹尧物件的时候，查出来好些当日一些文人写给年羹尧的诗。其中江南才子钱名世的一首有云：“分陕旌旗周召伯，纵天鼓角汉将军。”是说年羹尧堪比西周的召公，汉朝的卫青霍去病。马屁拍得是有点过，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写诗嘛，怎么能不往大了忽悠？可是，这首诗却惹得雍正皇帝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撤了钱才子的职，赶回老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更奇的是，这还没完，皇帝还下令让群臣一起写诗批判钱名世，所有的大批判诗，归拢到一起，由皇帝亲自判定高下等级，分出一、二、三等，出了一本御制诗集，名日“御制钱名世”，印得特别精美，发给群臣，令他们传诵。其中第一名的诗有句：“名世竞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是说钱名世的罪，跟当年犯了著名文字狱的戴名世一样，同时也跟年羹尧一样的奸恶（两人都字亮工），扯淡扯得好生工整。当年参加大批判的朝臣都是八股高手，作律诗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批判文字，怎么好得了？有这样一首用名字对仗对得很工整的，也真该得第一名。从这一点上论，雍正搞思想大批判，还真是别出心裁。“文革”的时候，大批判的大字报漫天都是，但从中央文革到各地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谁也没想起这种招数，评一评大字报的高下，排个等级。单论大批判这事，也有个雅俗之分。
只是，年大将军声名赫赫之时，跟文人们诗酒唱和，诗人们吟诗拍拍大将军的马屁，属于情理之中的事。吃了大将军的，难不成让人当场开骂吗？诗人们怎么会知道你皇帝这么喜欢的人，日后居然成了你的怨敌？许你皇帝感年羹尧的恩，怎么可以不让文人拍年大将军的马屁？可是，跟皇帝哪儿说理去？雍正不仅发动和领导了对钱名世的大批判，而且还亲笔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赐给钱才子，让他挂在自家门上。
就这样，江南的钱大才子，成了御制大批判受害的第一人。摊上这样有个性的皇帝，真够倒霉的。
羞涩的帝王
中国这块土地上，盛产皇帝。皇帝虽然多，但出色的人物却少。一个朝代排班下来，没几个像样的，稍微有点亮色，马上就会被记录下来，放大开去。比如，那个被吹得了不得的康熙皇帝，被说成是文武全才，精通天文地理，还懂音乐，会弹钢琴。其实，他的全部音乐才能，仅仅是一次用手指在琴上比划了一下而已。
更多的皇帝，基本上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确切地说，是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即使早早安排了老师，皇子面前，也不敢施展，能教点什么？教成什么样子？天才知道。从小到大，不仅高墙深院，而且见的人不是女人，就是缺关键零件的男人，如此成长环境，能长成何等人物，不问可知。所以，好些帝王，都有一个通病，一方面自负，一方面自闭，对人世间的事儿，不甚了了，也不大乐意见人。
明朝的皇帝这方面的毛病最明显，明成祖朱棣以下，多半的皇帝，都喜欢把自己关在深宫里，日日和太监宫女厮混。即便是内阁阁老们，想见皇帝一面，也难于上青天。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跪倒在下面的臣子还没等看清楚皇帝长什么模样，人家就喊声退朝，让你下了。皇权政治，皇帝不用出面讲话、发表演说，所有该说的都用书面形式。按道理，皇帝会不会讲话，问题不大，只要会坐那张椅子，会点头、摇头，就可以做皇帝的。但是，连自己的臣子都不乐意见，或者不敢见，还是有点过分。
当然，清朝的皇帝没这么过分。不管贤与不贤，都敢见臣子，不仅敢成群地见，还敢单个地见。见面时，也能说几句整个的话，尽管如此，能够大大方方地见外国人的皇帝也不多，也就康熙和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都足够羞涩，不管外国人怎么要求接见，都缘铿一面。要见，也只能随班按进贡外使之礼，在大殿之下，遥遥地看上一眼。咸丰时英法联军之所以打上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咸丰皇帝不肯跟洋人建立“外交关系”，让外国公使驻在北京。最后虽然屈服了，却一直躲在热河养病，直到把自己养死。
接茬当家的西太后，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毕竟跟过她爹外出做官，见过世面。所以，清朝第一次外国公使觐见皇帝，是在同治朝，她垂帘的时候。不过，这样的觐见，只是礼仪性的，真正的中外交涉，还是由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跟外国公使折腾开始的。当年总理衙门的人个个好脾气，不管洋人是和颜悦色还是咆哮大怒，他们都一样按部就班，以礼相待，果酒相迎。一直到庚子拳乱结束，西太后跑了又回来，总理衙门改了外务部，都是如此。顶多西太后拉几个外国公使夫人去颐和园玩玩，搞点夫人外交。真正的交涉，还是衙门里，不是在皇宫。毕竟，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自己办外交的本事，更没这个习惯。不知道出访，也不知道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干脆就不让人来）。
1908年底，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不到二十小时内先后死去，接班人是三岁的小皇帝溥仪，小皇帝的父亲二十五岁的醇亲王载沣做摄政王，成为实际上的当家人。这个时候，已经去美国访问的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发来消息，说是跟美国人已经谈好，准备两国互相升格，双方使馆从公使级升为大使级。当年西方列强虽然刻意要跟清朝“建交”，但骨子里还是看不起中国，所以后来的使节都是公使级的。现在的国与国的外交使节，已经没有公使级的了，除非大使因事不在，由公使级人员暂时代理。但是，在那个时代，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日本这样的弱国，都只派公使。显然，此时美国肯平等待我，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件好事，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由于此事是由袁世凯主持的，而摄政王载沣，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汉臣“把持”朝政，早就有看法，进而对于同光中兴以来，朝野汉重满轻的局面，大为忧虑。早就暗下决心，一朝大权在手，就要收权的。所以，即使是好事，他也疑虑重重，闻报后，要外务部和陆军部解释一下，一旦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会有什么后果，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很快，在查阅了国际法和相关资料之后，在两个部门的汇报中，有这样一条，说是升格之后，如果大使跟外交部门交涉感到不满时，可以直接要求见一国的元首直接交涉。
其实，就当时的中美关系而言，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例外，很少发生的。所以，此事经过有关部门加注之后，当时主管外交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仍然极力主张要办。加上摄政王刚刚当家，此前不过是军机处一个学习上行走，而就军机处而言，袁世凯已经是前辈了。所以，说话也不太客气，断然没有往日见西太后那么恭顺。况且，他也实在不明白，为何这样的好事，摄政王就是不肯，而且说不出理由来。争执之下，看上去一向脾气不错的摄政王发了雷霆之怒，居然将桌案推翻。此时的袁世凯方才明白，人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代理君主，跟他有君臣之分。君主掀了桌子，非同小可。震惊之下，袁世凯居然手足无措，腿都软了，一瘸一拐地退了下去。摄政王载沣余怒未消，尽管同为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拼命地为袁世凯缓颊，还是不行。随即，一瘸一拐下去的袁世凯，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家调理养病去也。其实，袁世凯的脚并没有毛病。
后来，朝中有传说，载沣此举，是为了给他哥哥报仇才这样拿袁世凯开刀的。还有的说是原来是要杀袁世凯的头的，经过庆亲王奕劻的力争，才改了开缺免职。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其实光绪是否真的记恨袁世凯，就不好说。当年戊戌的事，要怪也得怪谭嗣同的鲁莽，不能怪袁世凯的所谓告密。这种传说，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解释，在当时如果就有这样的传说，袁世凯无论如何都会事先防范的。载沣的确不喜欢袁世凯，但主要是因为袁世凯手中的权势，他要的只是权势的转移，从汉人手里把权拿过来。袁世凯被赶走，但跟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奕劻却纹丝不动，依旧做他的首席军机，只因为他是满人亲贵。但尽管如此，驱赶袁世凯之事做得这样的快，这样的突然，还是跟此项外交事宜有关。摄政王载沣，虽然此前出过一次国，1903年去德国做过赔罪使臣，见过德国皇帝的，让德国人折腾得不轻。此番屈辱的经历，看来没有增加他跟洋人打交道的胆识，反而让他更羞于见洋人。跟美国外交关系升格，人家的大使可以直接见国家元首，也就是见他，这件事让他浑身不自在。可以理解，一个从没有过这样经历的代理元首，心情是如何的忐忑。虽然仅仅是王爷，但跟皇子一样，从小也是长在深宫里，见的都是太监和女人，虽然自负，但却羞涩。当场议论时，自己不满，面对袁世凯的侃侃而谈，却讲不出道理，于是只好掀桌子了。
满人好面子，王公贵族就更好面子。跟外国人打交道，在人们传说中，对方恰恰不讲面子，有话直说。一场场的外交交涉，总是外国人让中国人面子上下不来台。一来二去，形成了刻板印象，满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个个不乐意见洋人，跟洋人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怎么可能把自己放到直接和洋人交涉的情景中去？尽管在外国人，甚至袁世凯和唐绍仪看来，这不过是外交惯例，国与国之间的寻常事，但是，对于载沣，却是一种难堪到极点的尴尬事。
虽然一直以来就安心想去掉袁世凯，但却办得如此仓促，而且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说不出道理的借口，实际上也没法明讲的借口。这样赶走袁世凯，实在是难以服人。诏令一下，除了袁世凯的政敌，没有什么人感到满意，连一向对袁世凯不太感冒的张之洞都觉得不妥。当时的学部侍郎严修，还公开表示抗议。各地立宪派和实力派，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发起立宪请愿，其实就是这种忧心的一种表现。毕竟，想要开掉袁世凯这样的重臣，即使在西太后在世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的，没有这样的借口，只能说明朝廷自己乱了章法。
袁世凯被赶走了，但他的势力其实还在。做事如此鲁莽灭裂的满人亲贵，一时半会儿，没法收拾人心，彻底消除袁世凯的潜势力。换上的满人不中用，换上的汉人也不卖力，掺沙子掺到北洋六镇里的士官生还有叛逆危险。不用说，正是这种蛮不讲理的罢黜，埋下了日后袁世凯再出山最终出卖朝廷的隐患。
皇帝的膝盖
有人说，人有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这话让鲁迅先生很是愤愤，曾经大加讥讽。不过，在中国的古代，人活在世上，就是得经常性地下跪，跪父母、跪长辈、跪老师、跪官长、跪皇帝，反正碰上地位比你高的人，差不多都得跪。有点大事儿，比如祭祀、丧礼、朝廷典礼，就更得跪。丧礼上的孝子，要对每个前来祭奠的人下跪磕头，如果来的人多，膝盖和额头都要经受严重考验，考验不过去的，顺便跟已逝的亲人走了，也不是没有可能。每年春节，臣子们参加皇帝的大朝会，会上赐宴，那顿饭实际上是没法子吃的，一会儿磕头，两会儿磕头，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失仪，头磕完了，仪式也结束了，如果自己不垫补点，专等着皇帝的饭，早饿得发昏了。
由此看来，彼时人生在世，无论地位多高、出身多高贵，都得经常下跪。但是皇帝呢？皇帝贵为天子，按理说人世间没有比他地位高的人了，他的膝盖也是用来下跪的吗？天下至尊的人，当然也有要跪的地方，祭天、祭祖都要跪，像清朝的皇帝，祭孔的时候居然也跪了，但这种时候能有多少呢？不消说，皇帝如果父母在世，当然也需要跪，不过，昏定晨省都是三礼上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没多少人真的这样操练，皇帝自然也不例外。孝道都是拿来说别人的，弄到自己头上，就得两说。一般来讲，做了皇帝，老子多半已经翘了，老子没翘，做太上皇的情形，非常之少。没了老子，剩下一个娘，问题要简单得多。唐代武则天之前，论孝道，孝顺爹娘还是有分别的，对娘理论上可以马虎一点。虽然说太后专权的事时有所闻，但细论起来，其实还是太后不专权的时候多。因为凡是女主当家之时，史书上就格外留心，浓墨重彩，所以人们印象里，好像只要是太后，都要在政治上插一手。其实不是，多数的太后都不问政事。所以，皇帝的确不需要跪什么人。人生五达尊——天、地、君、亲、师，皇帝需要跪的，也就是天和地，加上祖宗牌位，老师不用跪，老子多半已经翘了，合并到祖宗一起跪就好，娘老子如果在，下跪也是偶尔的事儿。做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肩膀扛脑袋，也有两个膝盖，但硬是跟常人不一样。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些皇帝不但需要经常下跪，而且可能比一般人跪得还多，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就是一个。载湉是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奕譞第二个儿子，由于长子夭折，载湉就是长子。载湉的母亲，是西太后的亲妹妹，醇亲王的福晋。由于载湉跟同治皇帝载淳是堂兄弟，按道理，同治死后，即使没有后代，也应该在溥字辈的皇室近支中找一个继承帝位，过继给同治做儿子即可。但是这样一来，当家的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成了太皇太后，伸手干政，离得未免太远。所以，西太后力主找载湉，让载湉当她的继子，接茬做皇帝，自己接着过太后的瘾。满朝文武慑于老太婆的淫威，没有敢说话的，只有一个死心眼的御史吴可读，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尸谏了一下，也无济于事，大局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