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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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皇帝的家事(2)

其实,年羹尧跋扈不臣的事情,虽说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但我真的怀疑,当年的年羹尧是不是真的犯了那么些不法甚至意欲谋反的罪。得宠大发了,骄横一点肯定是有的,大家羡慕嫉妒恨久矣,皇帝恩宠一衰,墙倒众人推,什么罪过也就都有了。一代一代,都这么过来的,清朝也不会例外。伴君如伴虎,跟皇帝老儿论交情,是最不靠谱的事儿。一旦皇帝感情变了,别说翻脸,就是稍微有点不高兴,那么旁边等着使坏的主儿,不知道会有多少,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扛不住。

只是,年大将军小命归西,事情还没完。在抄查年羹尧物件的时候,查出来好些当日一些文人写给年羹尧的诗。其中江南才子钱名世的一首有云:“分陕旌旗周召伯,纵天鼓角汉将军。”是说年羹尧堪比西周的召公,汉朝的卫青霍去病。马屁拍得是有点过,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写诗嘛,怎么能不往大了忽悠?可是,这首诗却惹得雍正皇帝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撤了钱才子的职,赶回老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更奇的是,这还没完,皇帝还下令让群臣一起写诗批判钱名世,所有的大批判诗,归拢到一起,由皇帝亲自判定高下等级,分出一、二、三等,出了一本御制诗集,名日“御制钱名世”,印得特别精美,发给群臣,令他们传诵。其中第一名的诗有句:“名世竞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是说钱名世的罪,跟当年犯了著名文字狱的戴名世一样,同时也跟年羹尧一样的奸恶(两人都字亮工),扯淡扯得好生工整。当年参加大批判的朝臣都是八股高手,作律诗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批判文字,怎么好得了?有这样一首用名字对仗对得很工整的,也真该得第一名。从这一点上论,雍正搞思想大批判,还真是别出心裁。“文革”的时候,大批判的大字报漫天都是,但从中央文革到各地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谁也没想起这种招数,评一评大字报的高下,排个等级。单论大批判这事,也有个雅俗之分。

只是,年大将军声名赫赫之时,跟文人们诗酒唱和,诗人们吟诗拍拍大将军的马屁,属于情理之中的事。吃了大将军的,难不成让人当场开骂吗?诗人们怎么会知道你皇帝这么喜欢的人,日后居然成了你的怨敌?许你皇帝感年羹尧的恩,怎么可以不让文人拍年大将军的马屁?可是,跟皇帝哪儿说理去?雍正不仅发动和领导了对钱名世的大批判,而且还亲笔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赐给钱才子,让他挂在自家门上。

就这样,江南的钱大才子,成了御制大批判受害的第一人。摊上这样有个性的皇帝,真够倒霉的。

羞涩的帝王

中国这块土地上,盛产皇帝。皇帝虽然多,但出色的人物却少。一个朝代排班下来,没几个像样的,稍微有点亮色,马上就会被记录下来,放大开去。比如,那个被吹得了不得的康熙皇帝,被说成是文武全才,精通天文地理,还懂音乐,会弹钢琴。其实,他的全部音乐才能,仅仅是一次用手指在琴上比划了一下而已。

更多的皇帝,基本上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确切地说,是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即使早早安排了老师,皇子面前,也不敢施展,能教点什么?教成什么样子?天才知道。从小到大,不仅高墙深院,而且见的人不是女人,就是缺关键零件的男人,如此成长环境,能长成何等人物,不问可知。所以,好些帝王,都有一个通病,一方面自负,一方面自闭,对人世间的事儿,不甚了了,也不大乐意见人。

明朝的皇帝这方面的毛病最明显,明成祖朱棣以下,多半的皇帝,都喜欢把自己关在深宫里,日日和太监宫女厮混。即便是内阁阁老们,想见皇帝一面,也难于上青天。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跪倒在下面的臣子还没等看清楚皇帝长什么模样,人家就喊声退朝,让你下了。皇权政治,皇帝不用出面讲话、发表演说,所有该说的都用书面形式。按道理,皇帝会不会讲话,问题不大,只要会坐那张椅子,会点头、摇头,就可以做皇帝的。但是,连自己的臣子都不乐意见,或者不敢见,还是有点过分。

当然,清朝的皇帝没这么过分。不管贤与不贤,都敢见臣子,不仅敢成群地见,还敢单个地见。见面时,也能说几句整个的话,尽管如此,能够大大方方地见外国人的皇帝也不多,也就康熙和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都足够羞涩,不管外国人怎么要求接见,都缘铿一面。要见,也只能随班按进贡外使之礼,在大殿之下,遥遥地看上一眼。咸丰时英法联军之所以打上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咸丰皇帝不肯跟洋人建立“外交关系”,让外国公使驻在北京。最后虽然屈服了,却一直躲在热河养病,直到把自己养死。

接茬当家的西太后,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毕竟跟过她爹外出做官,见过世面。所以,清朝第一次外国公使觐见皇帝,是在同治朝,她垂帘的时候。不过,这样的觐见,只是礼仪性的,真正的中外交涉,还是由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跟外国公使折腾开始的。当年总理衙门的人个个好脾气,不管洋人是和颜悦色还是咆哮大怒,他们都一样按部就班,以礼相待,果酒相迎。一直到庚子拳乱结束,西太后跑了又回来,总理衙门改了外务部,都是如此。顶多西太后拉几个外国公使夫人去颐和园玩玩,搞点夫人外交。真正的交涉,还是衙门里,不是在皇宫。毕竟,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自己办外交的本事,更没这个习惯。不知道出访,也不知道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干脆就不让人来)。

1908年底,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不到二十小时内先后死去,接班人是三岁的小皇帝溥仪,小皇帝的父亲二十五岁的醇亲王载沣做摄政王,成为实际上的当家人。这个时候,已经去美国访问的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发来消息,说是跟美国人已经谈好,准备两国互相升格,双方使馆从公使级升为大使级。当年西方列强虽然刻意要跟清朝“建交”,但骨子里还是看不起中国,所以后来的使节都是公使级的。现在的国与国的外交使节,已经没有公使级的了,除非大使因事不在,由公使级人员暂时代理。但是,在那个时代,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日本这样的弱国,都只派公使。显然,此时美国肯平等待我,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件好事,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由于此事是由袁世凯主持的,而摄政王载沣,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汉臣“把持”朝政,早就有看法,进而对于同光中兴以来,朝野汉重满轻的局面,大为忧虑。早就暗下决心,一朝大权在手,就要收权的。所以,即使是好事,他也疑虑重重,闻报后,要外务部和陆军部解释一下,一旦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会有什么后果,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很快,在查阅了国际法和相关资料之后,在两个部门的汇报中,有这样一条,说是升格之后,如果大使跟外交部门交涉感到不满时,可以直接要求见一国的元首直接交涉。

其实,就当时的中美关系而言,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例外,很少发生的。所以,此事经过有关部门加注之后,当时主管外交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仍然极力主张要办。加上摄政王刚刚当家,此前不过是军机处一个学习上行走,而就军机处而言,袁世凯已经是前辈了。所以,说话也不太客气,断然没有往日见西太后那么恭顺。况且,他也实在不明白,为何这样的好事,摄政王就是不肯,而且说不出理由来。争执之下,看上去一向脾气不错的摄政王发了雷霆之怒,居然将桌案推翻。此时的袁世凯方才明白,人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代理君主,跟他有君臣之分。君主掀了桌子,非同小可。震惊之下,袁世凯居然手足无措,腿都软了,一瘸一拐地退了下去。摄政王载沣余怒未消,尽管同为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拼命地为袁世凯缓颊,还是不行。随即,一瘸一拐下去的袁世凯,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家调理养病去也。其实,袁世凯的脚并没有毛病。

后来,朝中有传说,载沣此举,是为了给他哥哥报仇才这样拿袁世凯开刀的。还有的说是原来是要杀袁世凯的头的,经过庆亲王奕劻的力争,才改了开缺免职。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其实光绪是否真的记恨袁世凯,就不好说。当年戊戌的事,要怪也得怪谭嗣同的鲁莽,不能怪袁世凯的所谓告密。这种传说,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解释,在当时如果就有这样的传说,袁世凯无论如何都会事先防范的。载沣的确不喜欢袁世凯,但主要是因为袁世凯手中的权势,他要的只是权势的转移,从汉人手里把权拿过来。袁世凯被赶走,但跟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奕劻却纹丝不动,依旧做他的首席军机,只因为他是满人亲贵。但尽管如此,驱赶袁世凯之事做得这样的快,这样的突然,还是跟此项外交事宜有关。摄政王载沣,虽然此前出过一次国,1903年去德国做过赔罪使臣,见过德国皇帝的,让德国人折腾得不轻。此番屈辱的经历,看来没有增加他跟洋人打交道的胆识,反而让他更羞于见洋人。跟美国外交关系升格,人家的大使可以直接见国家元首,也就是见他,这件事让他浑身不自在。可以理解,一个从没有过这样经历的代理元首,心情是如何的忐忑。虽然仅仅是王爷,但跟皇子一样,从小也是长在深宫里,见的都是太监和女人,虽然自负,但却羞涩。当场议论时,自己不满,面对袁世凯的侃侃而谈,却讲不出道理,于是只好掀桌子了。

满人好面子,王公贵族就更好面子。跟外国人打交道,在人们传说中,对方恰恰不讲面子,有话直说。一场场的外交交涉,总是外国人让中国人面子上下不来台。一来二去,形成了刻板印象,满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个个不乐意见洋人,跟洋人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怎么可能把自己放到直接和洋人交涉的情景中去?尽管在外国人,甚至袁世凯和唐绍仪看来,这不过是外交惯例,国与国之间的寻常事,但是,对于载沣,却是一种难堪到极点的尴尬事。

虽然一直以来就安心想去掉袁世凯,但却办得如此仓促,而且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说不出道理的借口,实际上也没法明讲的借口。这样赶走袁世凯,实在是难以服人。诏令一下,除了袁世凯的政敌,没有什么人感到满意,连一向对袁世凯不太感冒的张之洞都觉得不妥。当时的学部侍郎严修,还公开表示抗议。各地立宪派和实力派,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发起立宪请愿,其实就是这种忧心的一种表现。毕竟,想要开掉袁世凯这样的重臣,即使在西太后在世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的,没有这样的借口,只能说明朝廷自己乱了章法。

袁世凯被赶走了,但他的势力其实还在。做事如此鲁莽灭裂的满人亲贵,一时半会儿,没法收拾人心,彻底消除袁世凯的潜势力。换上的满人不中用,换上的汉人也不卖力,掺沙子掺到北洋六镇里的士官生还有叛逆危险。不用说,正是这种蛮不讲理的罢黜,埋下了日后袁世凯再出山最终出卖朝廷的隐患。

皇帝的膝盖

有人说,人有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这话让鲁迅先生很是愤愤,曾经大加讥讽。不过,在中国的古代,人活在世上,就是得经常性地下跪,跪父母、跪长辈、跪老师、跪官长、跪皇帝,反正碰上地位比你高的人,差不多都得跪。有点大事儿,比如祭祀、丧礼、朝廷典礼,就更得跪。丧礼上的孝子,要对每个前来祭奠的人下跪磕头,如果来的人多,膝盖和额头都要经受严重考验,考验不过去的,顺便跟已逝的亲人走了,也不是没有可能。每年春节,臣子们参加皇帝的大朝会,会上赐宴,那顿饭实际上是没法子吃的,一会儿磕头,两会儿磕头,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失仪,头磕完了,仪式也结束了,如果自己不垫补点,专等着皇帝的饭,早饿得发昏了。

由此看来,彼时人生在世,无论地位多高、出身多高贵,都得经常下跪。但是皇帝呢?皇帝贵为天子,按理说人世间没有比他地位高的人了,他的膝盖也是用来下跪的吗?天下至尊的人,当然也有要跪的地方,祭天、祭祖都要跪,像清朝的皇帝,祭孔的时候居然也跪了,但这种时候能有多少呢?不消说,皇帝如果父母在世,当然也需要跪,不过,昏定晨省都是三礼上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没多少人真的这样操练,皇帝自然也不例外。孝道都是拿来说别人的,弄到自己头上,就得两说。一般来讲,做了皇帝,老子多半已经翘了,老子没翘,做太上皇的情形,非常之少。没了老子,剩下一个娘,问题要简单得多。唐代武则天之前,论孝道,孝顺爹娘还是有分别的,对娘理论上可以马虎一点。虽然说太后专权的事时有所闻,但细论起来,其实还是太后不专权的时候多。因为凡是女主当家之时,史书上就格外留心,浓墨重彩,所以人们印象里,好像只要是太后,都要在政治上插一手。其实不是,多数的太后都不问政事。所以,皇帝的确不需要跪什么人。人生五达尊——天、地、君、亲、师,皇帝需要跪的,也就是天和地,加上祖宗牌位,老师不用跪,老子多半已经翘了,合并到祖宗一起跪就好,娘老子如果在,下跪也是偶尔的事儿。做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肩膀扛脑袋,也有两个膝盖,但硬是跟常人不一样。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些皇帝不但需要经常下跪,而且可能比一般人跪得还多,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就是一个。载湉是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奕譞第二个儿子,由于长子夭折,载湉就是长子。载湉的母亲,是西太后的亲妹妹,醇亲王的福晋。由于载湉跟同治皇帝载淳是堂兄弟,按道理,同治死后,即使没有后代,也应该在溥字辈的皇室近支中找一个继承帝位,过继给同治做儿子即可。但是这样一来,当家的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成了太皇太后,伸手干政,离得未免太远。所以,西太后力主找载湉,让载湉当她的继子,接茬做皇帝,自己接着过太后的瘾。满朝文武慑于老太婆的淫威,没有敢说话的,只有一个死心眼的御史吴可读,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尸谏了一下,也无济于事,大局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