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20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会传遍附近的城乡，为教会带来众多的信徒。由于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实际上是缺门，有的中医治疗枪伤，非但不会把子弹开刀取出来，而且还浇上水银，希望水银把子弹自动化掉。所以，西医这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当年中国人的体质，也很令这些洋医生震惊，如此简陋的设备、简单的消毒，手术完了之后，居然恢复得相当快。为凸显手术的效果，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医生回忆说，他们在奉天行医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把握的手术，甚至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做，以扩大宣传。但是，再好的医生，做手术总难免有失败的，更何况当年的手术条件那么恶劣。一旦这种动刀子割肉的手术失败，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相当可怕的。当年遍布中国城乡的种种关于传教士的传闻，什么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药之类，都跟传教士医生的失败的手术不无关系。当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这种谣传有关，好些传教士医生也因此而丧了性命。在中国，凡是摊上动荡岁月，乱民打砸西医的医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西医救治的人中间有能人，这种事情就会被避免。1910年长沙抢米事件中，一个美国医生的医院，就因为曾经救治过一个著名的帮会老大（帮他取出了腿上的子弹），而得以幸免。
当年的西医，就是在起死回生和挖心剖肝的两面传闻中在中国生存着。在不同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或者是天神（不是天使），或者是恶魔。相对而言，恶事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些，所以，只有在政府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带动下，逐渐接受西化，对西方采取完全开放态度之后，他们的命运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机，否则，好些西医就只能以传教士的身份生活，靠教会的资助，像孙中山这种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西医，在中国的土地上，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没有过多久，随着晚清到民国的政府持续西化，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初期，一些中国人的西医，居然可以策动起一场废止中医的运动，由政府出面，全面打压中医。到了今天，人们开始把西医治不好的病人，送给中医来治了。风水轮流转，当年西医的困境，落到了中医头上。
教案的赔偿
自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允许西方的教会大规模进入中国（严格地说，应该是重返中国），中西之间有关传教的纠纷就没有断过。1864年，随着被视为洋教产物的太平天国的失败，这样的纠纷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样的纠纷当时被称为“教案”，大的教案往往伴随着房屋的焚毁和人命的损失。有的教案，往往会牵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弄不好就刀兵相见。
体现在教案上的冲突，当然有文化意义上的。理念的差异和习俗的冲突，落实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体现为权力和权益的争夺，没准就会酿成事端。但更多的往往是两种群体的纷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两下互相看不上。加上清政府不乐意西方教会进来，在面上又挡不住，每每希望士绅和民众自己起来替他们抵挡，用民间的力量拒西方势力于国门之外，在教案处理上胡乱断案，有意挑唆士绅民众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增加他们之间的敌意。结果使得教案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直到酿成义和团运动这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事件。当然，有些教案，原本就是社会上的匪类，借着民众对教会的敌意，趁机打劫作乱，属于普通的刑事案件。
不管哪种教案，只要出了事，就得解决。当地的官府倒是喜欢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但教会背后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尤其是法国，当年是天主教的护教国，凡是天主教出事他们都管，也乐意管。看那段的教务教案档案，总能见到法国人的身影。各地的领事跟中国地方官咆哮，法国公使跟中国总理衙门的大臣咆哮。伴随着咆哮，法国的炮舰随机出动，到了案发地点，只要卸下炮衣，摆好开炮的架势，中国方面一般都会屈服的。
对于教案，以往中国这边的研究，似乎都是教会方面无理，一边倒地相信当时的民间说法，不管这种说法多么荒唐。反过来，现在的研究又一边倒地倒了过来，似乎所有的教案都是打教闹教者的无理取闹。其实，至少有关经济纠纷和文化冲突的案件，民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双方即使因为误会发生冲突，教会方面也要负些责任。但是，毕竟打和闹的是反教会的民众一方，所以，但凡发生了教案，最终的处理民方必定损失惨重，出了人命还得偿命，至于赔款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当时都由官府支付，最终出事的村庄肯定得加倍地赔出来。这样的赔偿，教会事业肯定是会因此获益，烧了的教堂，新盖的更宏丽，打教之后，官司赢了，新入教的人会更多。但是，这种炮舰支撑的传教事业，也有教会人士不喜欢，新教有，天主教也有。在他们看来，这样推进的传教事业，有违这个事业的初衷。所以，还真的就有传教士即使被打被烧了，也一声不响，不得已教案闹出来了，也不希望索要更多的赔偿。甚至义和团运动之后，很多地方赔款都是在传教士的斡旋下，得以大幅度地减免。在这些传教士看来，这样的善意才能最终赢得中国人的人心，实现中华归主的理想。
可是，不这样想的传教士也有不少。好些似乎很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多少有点希望教案的发生闹大了更好，最好是有教会人士因此而殉教。这样，影响大，赔偿多，对教会事业推进也大。即使因此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他们也在所不惜。没有这样牺牲精神的传教士，则喜欢借机制造出一点小事端，然后就到领事那里要求干预，从而得到赔偿。有的甚至自己养的鸡丢了，手杖没了，也会夸张成为一场抢劫，然后由领事转达他们赔偿的要求。在很多时候，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很是怕事，只要传教士有要求，他们宁可息事宁人，所以这样的要求多半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士也良莠不齐，什么人都有，好些人干这行无非稻粱谋。天主教的传教经费，有时来得又不及时，远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每每得自己想办法。借莫须有的教案申请赔偿，就是一招。有的地方，甚至连外国领事都看出了猫腻，对于传教士们不断地索取感到厌烦，但是他们还只能替他们跑腿，无论如何，胳膊肘不能向外拐。
当年发生在中国的教案，情况复杂，千奇百怪。中国人什么样的都有，教会方面其实也什么人都有，好的，让你感动，差的，也有无赖。
关于两脚羊的一个长长的故事
高级一点的动物，一般都不吃同类，但危机时刻例外。人还是猿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变成人之后，有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尤其是有了文化，从道理上讲，就更不能同类相食了，除非是为了跟征服有关的宗教祭祀的需要。所谓原始部落中的食人族，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自认文化最优。周边的民族，如果不被征服的话，只有向慕教化的资格。但是，国人相食的历史，却跟文明史差不多长久。春秋以前的历史记录过于简单，不曾提到这样的事情，春秋以来稍微复杂一点的历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攻战，围城时间长一点，里面的人断粮了，就会“易子而食”，即互相交换孩子吃。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没有道理。
把人说成是两脚羊，是为了吃的方便。这个说法，据说最早起于五代。五代时战乱不已，杀人盈野，跋扈的军人一旦没有了粮食，就吃人。为了解决军粮储存问题，杀人做粮，晒成干肉，把人呼为两脚羊。其中，老瘦的呼为“饶把火”，少年妇人呼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其实，杀人做军粮，西晋末年匈奴人和鲜卑人就干过，掠来大批年少的妇人，一路奸淫一路杀掉吃了，但却没有想出两脚羊的名目。五代时的战乱，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内战，汉人比匈奴人和鲜卑人有文化，吃人吃得有讲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后，金人南侵，天下大乱，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时的说法再度流行。人们一边吃着人，一边谈论着羊。再到后来，明末张献忠屠川，人相食，还是把人说成两脚羊。
人毕竟是人，人吃人，感觉怎么说也不舒服。把人说成两脚羊，这个心理障碍就小多了。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掩饰比起赤裸裸地吃人更加惨无人道，在无人道之中，还多了一点虚伪。说起来，人类历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战乱，这样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却总是由人自己制造出来。过去的历史，无论中外，这样的惨剧其实都难以避免。只是历史的书写者每每一笔带过，更多地喜欢说那些光辉灿烂的事儿。结果流传下来，再忠实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该记录的一半内容。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喜欢做坏事，而且喜欢掩饰人所做过的最坏、最恶的事。人能做出来的罪恶，有的时候人往往难以面对，因为自己的神经难以负荷。面对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经最坚强的史学家，在直面人类自己做的恶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精神崩溃。
人类社会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这样人文主义的命题，直到人类社会晚近的历史才被提出来。此前的人，不是实现神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具有文明素养、从小接受教育的人们，一直被教育着，人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或者忠君爱国的需要。人牺牲自己，如果是为了人以外的目的，往往是要被无限推崇的。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忠臣义士，无数的义夫节妇，没有一个人的死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跟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无关。即使孟子所谓的民为邦本，也无非是说，民是国家赖以存在的资本和资源，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战争来了，少杀的人，是出于对资源珍视的聪明人，而滥杀的人，则是缺乏头脑的莽夫。被驱使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是工具，实现野心家野心的工具。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杀了自己的小妾做军粮，对于唐朝天下，固然是忠臣义士，但对于被杀的女子，不过是屠夫禽兽而已。
既然人无非是工具，国家的工具，大人物的工具，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被人杀掉做了粮食，也不过是工具的最后实现。也可以说，在我们不好意思书写的那一半隐秘的历史中，人其实一直是被视为两脚羊的，所分别的，只是有些被吃了，有些没有被吃，有些则暂时在吃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