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最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还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败得非常难看。
镖局的时代之困
好些行业，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会逐步消失，但由于本身的色彩，却留在了传说和小说里，让人说个没完。镖局行，就是其中的一个。
干镖局，人们很容易想起走镖押运这回事，武侠小说里每每提到，几个镖师，押着一行手推的独轮镖车，一路上喊着“和吾”的号子，碰上劫镖的强人，说茬了，两下一通乱打。一般都是镖师败绩，然后冒出来一个抱打不平的，救了镖师，保住了镖，然后展开后面的故事。其实，当年的镖局行，不仅仅是押运金钱和贵重物品，看家护院，给当官的和有钱人当保镖也是他们的业务之一。有的官员上任或者卸任回家，都得到镖局雇人保护。有的地方，连赌场和妓院，也会请镖局的人看场子。
当然，镖局给人印象最深的买卖，还是走镖。走镖最怕的是失镖，被人劫了。所以，所雇的镖师固然有两把刷子，但关键还是要跟黑道搞好关系。镖局跟盗贼一样，是吃江湖饭的，用他们的行话，是吃朋友饭的。朋友是哪个？盗贼，或者说绿林好汉。没有了盗贼，谁还雇保镖呢？话这样说，也有道理。从表面上看，护镖的跟拦路抢劫或者偷盗的是对头，镖师的功夫就是用来对付盗贼的。但走镖的人，如果次次都需要跟人硬拼死打，不惟死伤惨重，而且镖也未必能护得住，这碗饭就甭吃了。所以，干镖局的老板，必须得跟黑道拉上关系。无论是偷的，还是劫道抢人的，都得有联系。好在，那个年月，黑道也有道，东南西北，不管来头如何，未必有当家的大瓢把子，但大股小股的，彼此都有组织联系。找对了人，拉上关系，背熟了黑话，就算找到组织了。走镖的时候，如果碰上劫道的绿林中人，一般都会在道上放一个标志，镖师们一见就明白了。然后两下搭话，黑话一通，互相称兄道弟，走镖的人，有一个意思必须表达清楚，就是他们是吃道上弟兄赏的饭。一般来说，只要黑话系统一致，对答又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和平通过的。真要开打，那是碰上了不在“组织”不讲规矩的空子。据走过镖的镖师讲，这样的事，一百回都未必碰上一次。
反过来，如果江湖上的盗贼想进城耍耍，城里的镖局也得照顾，管吃管住，还得防着别让官府把贼给拿了。住在镖局的贼头真要是让官府拿了，那么以后这镖局就不要走镖了。当然，贼进城，是耍耍的，不是来作案的，所以官府里做公的也乐得放一马。即使不放，也不行，因为镖局一般都有靠山，朝里有人。即使北京城里的五城公所、九门提督，也不能随便坏了规矩，拿镖局里的“客人”。
干镖局行，就是吃黑白两道，两道都得有人，有人就畅通无阻。但是，这行在晚清却遭遇了另外的难题。首先是洋枪，尤其是后膛的快枪出现之后，让镖局遇到了新问题。以前，讲不通可以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没话说，但对方如果有快枪，一声枪响，这边就不行了，再好的身手，都是白给。绿林好汉还好说，都是道上的弟兄，碰上专门跟镖局作对的杂嘎子，就麻烦。所以，镖局很快适应时代，也开始练枪，镖师们人手一支短家伙。好的镖师，不再单单武艺高强，枪法还得好。但是到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洋枪却成了麻烦。当时，北方的城市满大街都是义和团，人家人多势众，说了算。人人都知道，义和团不喜欢洋玩意，洋枪除外，但可有一条，只许他们用，不许别人有。镖师们走镖，又不能不带，带上了，不碰上义和团还好，碰上了，弄不好就要检查，查出来洋枪，轻则搜走没收，重则给你上黄表，判定你是好人坏人，黄表烧了，如果灰不往上飘，你的麻烦就大了。就算不杀你，单单搜走枪支，这个镖也没法走了。
现代化对镖局的另一种冲击，是轮船和火车。随着这两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银行、钱庄和商家的银两，不再用笨办法——劳驾镖局的独轮车了，而是走轮船和火车，又快又保险，运的量还大。劫火车的匪徒，在晚清还没问世。再到了后来，连官府和官员的银子，也走了现代化的捷径。不仅镖局没有了传统的用武之地，连票号也没了生意。于是，进入民国之后，镖局就基本上歇了。
当年的西医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