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当家人是个妇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就喜欢看戏。看戏还不喜欢看雅部的昆曲，只好花部的高腔。所谓的京剧，就是在这个妇人的喜好中成长起来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妇人就是西太后叶赫那拉氏。
喜欢听戏是个乐子，但与民同乐却谈不上，顶多与官同乐。西太后越是到了晚年，就越是喜欢热闹，看戏也喜欢拉一帮子人一起看。进戏园子，碍于体制不大可能，于是招戏班进宫，晚清几个好角儿，什么余三胜、程长庚、谭鑫培、王瑶卿、孙菊仙、杨月楼、刘赶三之辈，都受过老佛爷的栽培。有点好戏，都喜欢跟王公大臣一起分享。如果唱戏的就时事人戏，现场抓哏，讽刺了哪个权臣，这些人眼睁睁看着大伙笑话，却也没有丝毫办法。因为这些角儿都是老佛爷的供奉，须臾不可或缺的。
颐和园的德和园，是晚清时节老佛爷最喜欢的宫廷戏园子，戏台三层，可以演上天入地之事，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老佛爷经常在这里赏戏，王公大臣一群人叨光。叨光可是叨光，每个人还得掏五六十两银子，打点端茶送水的太监，小费不低。那时候听戏，即使在宫里，也跟在外面戏园子一样，一伙一伙的人各自围着桌子，边用茶点，边扯淡闲谈边看边听。一次台上正在演《吴越春秋》，范蠡献西施的故事。里面有个情节是这样编排的：范蠡拜访吴国的太宰伯噽，两次三番，不给门丁门包，门丁就不给传达，最后弄了两千两银子塞进去，总算拜见了太宰大人。看到此处，台下叨光看戏的张之洞不禁失声狂笑，大声说道：太恶作剧了！这简直是今日京师官场的现形记。当时已经是20世纪初，张老爷子年岁已高，耳朵聋，说话声音特大。旁边的人怕听戏的太后、皇帝听见，忙用别的话岔开，其实，太后和皇帝多半已经听见了。
不用说，张老爷子说的官场现形，就是指的庆亲王奕劻。奕劻的贪渎，晚清第一，进他家的门，门子要收门包，是举国官员共知的常识。所谓的门包，就是给门子或者门丁的小意思，略等于小费。有权势的官宦人家，前去拜访，给了门包，门子才会给你通禀主人，否则来了也等于白来。由于晚清最后几年，奕劻深得老佛爷的信任，权倾朝野，拜见的人忒多，门包水涨船高，数目不小，清寒之辈，还真就有备不起的，因此，还就有进不了王爷家门的。不求官做，不进王爷的门，也就算了，但要官做，或者从别的渠道已经得官的人，见不到王爷，可非同小可——官就别做了。即使有了名额，比如已经捐好，拿不到。再不就是得了官，也上不了任。在王爷的示意下，吏部不给“照身”（派遣证）。
当然，奕劻也没那么傻，不会轻易给人抓到把柄。自己亲自书写了严禁收门包的条子贴在门房，告诉人们，他奉公守法。可是来人依旧被索要门包，如果你指这张条子说事，人家门子会告诉你，这事，王爷不能不这样说，大人您这钱还是不能省。不出钱，对不起，走人吧您。
这样的事，西太后不是不知道。也有过她钦点的学政，没有出门包上不了任的事。岑春煊见老佛爷，老佛爷问他见没见过奕劻，岑春煊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家要门包，我没钱给，就是有钱也不给。知道归知道，但是对奕劻的宠信却一丁点也没有减。在西太后看来，奕劻固然贪渎，但人老实、听话，效忠于她。自打祺祥政变她出来当家，一直的策略就是拉皇族亲贵一起做。恭亲王奕不用，就用醇亲王奕譞，再就是端郡王载漪，最后就是这个庆亲王奕劻了。清朝的祖制是不许太后秉政的，但拉上皇族亲贵，就可以掩饰这种违制的行为。到了晚清最后几年，西太后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废了戊戌维新，迫害光绪，招来了义和团，差点没把江山给丢了。这样，在后来的政局中，她这个当家太后，就做得没那么理直气壮，皇族亲贵对她和光绪也各有怀抱。他们中间，明白事、有用的不多，明白点事，又死心塌地拥护她的人，大概只有庆亲王奕劻一个。所以，她在岑春煊坚持要去掉奕劻时就说，如果去掉奕劻，皇族懿亲之中还可以用谁？当然，岑春煊也提不出人选。
历朝历代，即使最高统治者，真正出于公心者也不多。忠于朝廷，总不如忠于自己。贪腐事小，效忠事大，效不效忠自己，事情最大。西太后死后，当革命到来，满人在要不要启用袁世凯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之际，是奕劻推波助澜，起用了袁世凯。当袁世凯已经决心抛弃清室，实行共和之际，又是奕劻从旁加上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隆裕皇太后痛下决心退位。显然，效忠一个人的奴才，对于身处的整个集团，其实并不在乎。真正的奴才，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清人的撒钱与送礼
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一百八十斛（每斛五斗），依次降下来，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一两多点、俸米三十一斛多点。其中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当年的俸米是漕运过来的南方糙米，如果难以下咽，就得去市场换成钱。纵使当年的物价低，这样的俸禄，如果家庭人口多一点，吃饭都勉强，想精米白面加鱼肉，基本没戏。所以，明朝的清官海瑞做县令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割两斤肉都难。清初也有几个清廉到“死心眼”的老儒，一任县太爷做下来，家产都赔光，卸任只能骑个毛驴回家。
当然，多数的官员没有这么“傻”，俗话说“千里做官，图的是财”。老百姓的话，很符合当时官员的心理。当时社会人们认为只消做官有了权，就自然有办法给自己弄钱花。地方官，亲民之官，亲自治理民众，哪有没油水的道理。征粮征税，流水的钱经手，哪有不漏点下来的理儿？打理诉讼，且不说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凡打官司，总是要花钱的。原被两造钱花下来，肯定没丢到水里去。征粮要多征点，鼠耗、雀耗、水分耗，征税征来的散碎银两要融成元宝，得有火耗，还要多征。两下加起来，就叫耗羡。单这两项，每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就几万两。再加上其他的陋规，一任县太爷下来，宦囊就鼓鼓的了。后来皇帝老儿看着眼热，要求耗羡归公，然后另发养廉银，即使知县，也每年四百到两千两，比正俸高出十到四十倍。如果做到巡抚总督，养廉银就可以过万。只不过，有养廉银之后，官员们陋规该拿还是拿，再后来，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养廉银来了，廉也没真的养出来。
只是这样一来，即使是账面上的收入，京官和地方官也差了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官羡慕嫉妒恨大爆发，皇帝也得让步，发双俸，不行，只好酌情发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养廉银千差万别，京官就是发，也只能是平均数，地方官那种规模的灰色收入是别想了。有的衙门经手的钱粮和公务较多，有陋规可捞，但中央的衙门跟地方不同，即使有陋规，也是书吏拿大头，官员还是穷。更何况，有的根本就是清水衙门，比如礼部、鸿胪寺、翰林院什么的，无事可干，无公可办，也基本上没什么油水，自然穷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怎么弄，除了不知管了多少田庄、多少税关、多少钱粮的内务府，在北京做官，总不如地方官肥。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京官总是哭穷、念苦经，好像每天都吃不上饭似的。
其实，绝大多数京官，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小京官们，比如内阁中书，哭穷归哭穷，但老妈子要找，仆人要用，皮袍子要穿，小妾要纳。平时的吃用可以赊账，但酒食征逐、听戏唱曲，一样都不会少。他们有另外的找钱的路子，路子就是地方官。
地方官捞钱容易，但在中央集权体制的王朝，他们总是要进京办事的。升了官或者左迁的官员，赴任之前也要进京晋见皇帝。只要这些人来了，就成了唐僧肉，人见人爱，人见咬一口。在进京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无日没有酒席，每次都是地方官做东，人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走。当然，有些银子是地方官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不拿也不行。比如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部的尚书侍郎，各部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司局级”的干部都得打点，挨个儿拜到。如果是所办之事需要劳动的衙门，连书吏的红包都不能免。比如公事报销，如果不打点户部的书吏，纵使你是皇帝的宠臣，也照样不灵。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其他的叫别敬，该敬的都得敬上。道光年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一个肥差。上任之际，打点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两班章京，每人十六两，如果特别有交情的，则增为八十到一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和九卿，每人五十两，侍郎以下递减。不消说，这些银子都是必须给的。其他的同乡、同年，以及不知是什么关系攀上来的，也都得打点到。只那一次，张集馨就花了一万五千多两，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价儿，以后还要水涨船高。据晚清名士李慈铭讲，穷京官们只要听说有地方官进京，有关系的自然责无旁贷，一拥而上，打秋风，要钱，请饭，请看戏，恨不得把人家袍子都扒下来。没关系的，关系套关系，沾边儿就赖。张集馨抱怨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只要进了北京，相识的自不必说，但很多漠不相识、绝无关系之人也会拥上来，还不能不加以点染。这年头，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据他讲，每次外放，都要花费上万两的银子。注意，这样的银子都出自地方官的私囊，不能公费报销的。
地方官花银子，一方面是为了办事方便，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有难，被人参了，好有个奥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坏了官。但是，钱散出去了，真要办事，还得再掏银子。如果摊上事了，如果平日里仅仅是一般性地撒钱，还真就没有人帮忙。张集馨抱怨，他两次被参，京里得了他好处的人没一个帮忙的，漫说帮忙，连说句公道话都没有。害得他在按察使、布政使的位置上，上上下下多次，始终爬不到督抚上去，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其实，张集馨忘记了，像他这样的打点，早就已经成了惯例，每个进京的地方官都这样做。做多大的官儿，给什么级别的官员，送什么规格的礼，该送给谁，送多少，这样的礼，无论送多少次，在收礼者这边，无非就是例行公事。你不送，人家会怪罪，但你送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你做的只是大家都做的。如果要想结下交情，就得对特别的人给予特别的爱，单个打点，花大笔银子打点。这样，才能做到有难之时，人家特别援手。当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官也得有特别的本事，捞钱捞得足够多，而且还不显山不露水，不特别招人嫉恨才行。
只是，一个朝廷，关键时刻在皇帝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并不多。你想打点结交，别人也不是想不到。这样的结交，单凭送礼估计也办不明白。这样的人，一般的礼也不会轻易收。王朝政治，讲究跟对人，但跟对人很难，很有技巧。跟对了人，即使才具平平，也一样无灾无害到公卿；跟不对人，即使一身的本事，照样一辈子沉沦下僚。跟人，关键在于怎么跟上。不送礼不行，傻傻地送更不行，送礼谁都会，但不是说礼送到了，官就做好了。这里面的学问，从来都比当官做事要大。
但是，王朝政治，凡事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宠信的人，自然下面的官员要结交。清朝凡是能进南书房的翰林，薪俸不高，但收入都不低。因为陪皇帝读书，能说上话。可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准哪天，原来的宠臣就失了宠。即使进了军机处，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没准哪天就丢了乌纱帽。不用说，下面跟的人，马上就得换个对象。所以，即使能跟上，也跟对了人，还是不保险。加上皇帝也会换人，老的死了，新的上来，在前一个皇帝那里吃香的，到了后一个皇帝那里，多半就不吃香。有清一朝，大臣们无论满汉，细究起来，似乎没有人没有被贬过，总是起起伏伏。皇帝喜欢折腾臣子，臣子们难免被折腾，能做到曹振镛那样，三朝元老，不倒翁，真的不容易。可惜，此老做官的秘籍，只传下来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送礼方面的心得，秘而不宣。否则，印出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会畅销大卖的。
在古代，送礼是官员的功课。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有送礼的内容，但哪个也没告诉人们该怎样送礼。熟读经典，也是白费。可是不学会送礼，官是注定做不好的。不仅做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但是，这样的功课，做起来又真难。哪个学校也没有人教，老前辈也只是告诉你心得，全凭人们自己悟。什么时候做官不需要送礼了，谁送谁犯规，官场才会真正好起来，做官的人们，才能踏实地做点事，为别人，也为自己。
形势比人强
做主子的，要给下面的人赏赐，上下关系才维持得牢。西周末年，天子穷了，原本该给的赏赐，比如青铜祭器，都是臣子自己花钱买的铜，自己出工钱，让天子的工匠铸造了，假装赏下来。这样，诸侯就不会那么卖力拱卫京师。不管烽火戏诸侯的事是不是真的，诸侯眼睁睁看着狄人打过来，不救天子，肯定是载入史册的真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给诸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春秋时期的君主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用得着臣子了，赏赐就很大方，多少双白璧，多少黄金，外加采邑。做臣子的，收入一方面固然可以靠官俸，但相当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上面的赏赐。但是，到了帝制时代，这种情形有点变化。总的来说，赏赐部分越来越少，成为象征性的，而作为臣子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职务。除俸银、俸米外，捞多捞少跟职务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给了官职，就等于给了一个弄钱的机会，所以赏赐就可以免了，如果有的话，那是额外的恩典。
得了这样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代表着某种难得的荣耀。皇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赏赐除了物品外，还有皇帝亲笔的字画。如果能得到皇帝赐的匾，挂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出来进去让人看着，那可有多牛。正因为如此，连西太后这样不怎么识字的人，也经常要给人赐“福”字，自己写不过来，就找代笔的代劳。但是，即便在晚清君权已经衰落的时节，有心笼络人的西太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赐人之所欲，臣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无论赏什么，都是按规矩来，接受的人大抵也只能感激涕零，在日记里怎么的也会记上一笔。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的“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袁世凯就是晚清最大的一个“党”，北洋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北洋团体。这个集团有文有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跟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慧眼识人，当年曾国藩派遣幼童留美半途而废.那么稀缺的人才，回国之后让人家从水兵干起。朝廷不用，袁世凯用，好些人都归到了他的帐下。新政之初，开经济特科，有人进了谗言，特科取了士，朝廷居然不用。朝廷不用，袁世凯用，特科的前三甲——梁士诒、杨度和张一麐，都成了袁世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