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13366200000009

第9章 官场戏与梦(2)

晚清的当家人是个妇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就喜欢看戏。看戏还不喜欢看雅部的昆曲,只好花部的高腔。所谓的京剧,就是在这个妇人的喜好中成长起来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妇人就是西太后叶赫那拉氏。

喜欢听戏是个乐子,但与民同乐却谈不上,顶多与官同乐。西太后越是到了晚年,就越是喜欢热闹,看戏也喜欢拉一帮子人一起看。进戏园子,碍于体制不大可能,于是招戏班进宫,晚清几个好角儿,什么余三胜、程长庚、谭鑫培、王瑶卿、孙菊仙、杨月楼、刘赶三之辈,都受过老佛爷的栽培。有点好戏,都喜欢跟王公大臣一起分享。如果唱戏的就时事人戏,现场抓哏,讽刺了哪个权臣,这些人眼睁睁看着大伙笑话,却也没有丝毫办法。因为这些角儿都是老佛爷的供奉,须臾不可或缺的。

颐和园的德和园,是晚清时节老佛爷最喜欢的宫廷戏园子,戏台三层,可以演上天入地之事,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老佛爷经常在这里赏戏,王公大臣一群人叨光。叨光可是叨光,每个人还得掏五六十两银子,打点端茶送水的太监,小费不低。那时候听戏,即使在宫里,也跟在外面戏园子一样,一伙一伙的人各自围着桌子,边用茶点,边扯淡闲谈边看边听。一次台上正在演《吴越春秋》,范蠡献西施的故事。里面有个情节是这样编排的:范蠡拜访吴国的太宰伯噽,两次三番,不给门丁门包,门丁就不给传达,最后弄了两千两银子塞进去,总算拜见了太宰大人。看到此处,台下叨光看戏的张之洞不禁失声狂笑,大声说道:太恶作剧了!这简直是今日京师官场的现形记。当时已经是20世纪初,张老爷子年岁已高,耳朵聋,说话声音特大。旁边的人怕听戏的太后、皇帝听见,忙用别的话岔开,其实,太后和皇帝多半已经听见了。

不用说,张老爷子说的官场现形,就是指的庆亲王奕劻。奕劻的贪渎,晚清第一,进他家的门,门子要收门包,是举国官员共知的常识。所谓的门包,就是给门子或者门丁的小意思,略等于小费。有权势的官宦人家,前去拜访,给了门包,门子才会给你通禀主人,否则来了也等于白来。由于晚清最后几年,奕劻深得老佛爷的信任,权倾朝野,拜见的人忒多,门包水涨船高,数目不小,清寒之辈,还真就有备不起的,因此,还就有进不了王爷家门的。不求官做,不进王爷的门,也就算了,但要官做,或者从别的渠道已经得官的人,见不到王爷,可非同小可——官就别做了。即使有了名额,比如已经捐好,拿不到。再不就是得了官,也上不了任。在王爷的示意下,吏部不给“照身”(派遣证)。

当然,奕劻也没那么傻,不会轻易给人抓到把柄。自己亲自书写了严禁收门包的条子贴在门房,告诉人们,他奉公守法。可是来人依旧被索要门包,如果你指这张条子说事,人家门子会告诉你,这事,王爷不能不这样说,大人您这钱还是不能省。不出钱,对不起,走人吧您。

这样的事,西太后不是不知道。也有过她钦点的学政,没有出门包上不了任的事。岑春煊见老佛爷,老佛爷问他见没见过奕劻,岑春煊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家要门包,我没钱给,就是有钱也不给。知道归知道,但是对奕劻的宠信却一丁点也没有减。在西太后看来,奕劻固然贪渎,但人老实、听话,效忠于她。自打祺祥政变她出来当家,一直的策略就是拉皇族亲贵一起做。恭亲王奕不用,就用醇亲王奕譞,再就是端郡王载漪,最后就是这个庆亲王奕劻了。清朝的祖制是不许太后秉政的,但拉上皇族亲贵,就可以掩饰这种违制的行为。到了晚清最后几年,西太后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废了戊戌维新,迫害光绪,招来了义和团,差点没把江山给丢了。这样,在后来的政局中,她这个当家太后,就做得没那么理直气壮,皇族亲贵对她和光绪也各有怀抱。他们中间,明白事、有用的不多,明白点事,又死心塌地拥护她的人,大概只有庆亲王奕劻一个。所以,她在岑春煊坚持要去掉奕劻时就说,如果去掉奕劻,皇族懿亲之中还可以用谁?当然,岑春煊也提不出人选。

历朝历代,即使最高统治者,真正出于公心者也不多。忠于朝廷,总不如忠于自己。贪腐事小,效忠事大,效不效忠自己,事情最大。西太后死后,当革命到来,满人在要不要启用袁世凯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之际,是奕劻推波助澜,起用了袁世凯。当袁世凯已经决心抛弃清室,实行共和之际,又是奕劻从旁加上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隆裕皇太后痛下决心退位。显然,效忠一个人的奴才,对于身处的整个集团,其实并不在乎。真正的奴才,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清人的撒钱与送礼

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一百八十斛(每斛五斗),依次降下来,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一两多点、俸米三十一斛多点。其中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当年的俸米是漕运过来的南方糙米,如果难以下咽,就得去市场换成钱。纵使当年的物价低,这样的俸禄,如果家庭人口多一点,吃饭都勉强,想精米白面加鱼肉,基本没戏。所以,明朝的清官海瑞做县令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割两斤肉都难。清初也有几个清廉到“死心眼”的老儒,一任县太爷做下来,家产都赔光,卸任只能骑个毛驴回家。

当然,多数的官员没有这么“傻”,俗话说“千里做官,图的是财”。老百姓的话,很符合当时官员的心理。当时社会人们认为只消做官有了权,就自然有办法给自己弄钱花。地方官,亲民之官,亲自治理民众,哪有没油水的道理。征粮征税,流水的钱经手,哪有不漏点下来的理儿?打理诉讼,且不说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凡打官司,总是要花钱的。原被两造钱花下来,肯定没丢到水里去。征粮要多征点,鼠耗、雀耗、水分耗,征税征来的散碎银两要融成元宝,得有火耗,还要多征。两下加起来,就叫耗羡。单这两项,每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就几万两。再加上其他的陋规,一任县太爷下来,宦囊就鼓鼓的了。后来皇帝老儿看着眼热,要求耗羡归公,然后另发养廉银,即使知县,也每年四百到两千两,比正俸高出十到四十倍。如果做到巡抚总督,养廉银就可以过万。只不过,有养廉银之后,官员们陋规该拿还是拿,再后来,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养廉银来了,廉也没真的养出来。

只是这样一来,即使是账面上的收入,京官和地方官也差了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官羡慕嫉妒恨大爆发,皇帝也得让步,发双俸,不行,只好酌情发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养廉银千差万别,京官就是发,也只能是平均数,地方官那种规模的灰色收入是别想了。有的衙门经手的钱粮和公务较多,有陋规可捞,但中央的衙门跟地方不同,即使有陋规,也是书吏拿大头,官员还是穷。更何况,有的根本就是清水衙门,比如礼部、鸿胪寺、翰林院什么的,无事可干,无公可办,也基本上没什么油水,自然穷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怎么弄,除了不知管了多少田庄、多少税关、多少钱粮的内务府,在北京做官,总不如地方官肥。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京官总是哭穷、念苦经,好像每天都吃不上饭似的。

其实,绝大多数京官,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小京官们,比如内阁中书,哭穷归哭穷,但老妈子要找,仆人要用,皮袍子要穿,小妾要纳。平时的吃用可以赊账,但酒食征逐、听戏唱曲,一样都不会少。他们有另外的找钱的路子,路子就是地方官。

地方官捞钱容易,但在中央集权体制的王朝,他们总是要进京办事的。升了官或者左迁的官员,赴任之前也要进京晋见皇帝。只要这些人来了,就成了唐僧肉,人见人爱,人见咬一口。在进京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无日没有酒席,每次都是地方官做东,人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走。当然,有些银子是地方官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不拿也不行。比如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部的尚书侍郎,各部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司局级”的干部都得打点,挨个儿拜到。如果是所办之事需要劳动的衙门,连书吏的红包都不能免。比如公事报销,如果不打点户部的书吏,纵使你是皇帝的宠臣,也照样不灵。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其他的叫别敬,该敬的都得敬上。道光年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一个肥差。上任之际,打点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两班章京,每人十六两,如果特别有交情的,则增为八十到一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和九卿,每人五十两,侍郎以下递减。不消说,这些银子都是必须给的。其他的同乡、同年,以及不知是什么关系攀上来的,也都得打点到。只那一次,张集馨就花了一万五千多两,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价儿,以后还要水涨船高。据晚清名士李慈铭讲,穷京官们只要听说有地方官进京,有关系的自然责无旁贷,一拥而上,打秋风,要钱,请饭,请看戏,恨不得把人家袍子都扒下来。没关系的,关系套关系,沾边儿就赖。张集馨抱怨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只要进了北京,相识的自不必说,但很多漠不相识、绝无关系之人也会拥上来,还不能不加以点染。这年头,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据他讲,每次外放,都要花费上万两的银子。注意,这样的银子都出自地方官的私囊,不能公费报销的。

地方官花银子,一方面是为了办事方便,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有难,被人参了,好有个奥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坏了官。但是,钱散出去了,真要办事,还得再掏银子。如果摊上事了,如果平日里仅仅是一般性地撒钱,还真就没有人帮忙。张集馨抱怨,他两次被参,京里得了他好处的人没一个帮忙的,漫说帮忙,连说句公道话都没有。害得他在按察使、布政使的位置上,上上下下多次,始终爬不到督抚上去,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其实,张集馨忘记了,像他这样的打点,早就已经成了惯例,每个进京的地方官都这样做。做多大的官儿,给什么级别的官员,送什么规格的礼,该送给谁,送多少,这样的礼,无论送多少次,在收礼者这边,无非就是例行公事。你不送,人家会怪罪,但你送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你做的只是大家都做的。如果要想结下交情,就得对特别的人给予特别的爱,单个打点,花大笔银子打点。这样,才能做到有难之时,人家特别援手。当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官也得有特别的本事,捞钱捞得足够多,而且还不显山不露水,不特别招人嫉恨才行。

只是,一个朝廷,关键时刻在皇帝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并不多。你想打点结交,别人也不是想不到。这样的结交,单凭送礼估计也办不明白。这样的人,一般的礼也不会轻易收。王朝政治,讲究跟对人,但跟对人很难,很有技巧。跟对了人,即使才具平平,也一样无灾无害到公卿;跟不对人,即使一身的本事,照样一辈子沉沦下僚。跟人,关键在于怎么跟上。不送礼不行,傻傻地送更不行,送礼谁都会,但不是说礼送到了,官就做好了。这里面的学问,从来都比当官做事要大。

但是,王朝政治,凡事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宠信的人,自然下面的官员要结交。清朝凡是能进南书房的翰林,薪俸不高,但收入都不低。因为陪皇帝读书,能说上话。可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准哪天,原来的宠臣就失了宠。即使进了军机处,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没准哪天就丢了乌纱帽。不用说,下面跟的人,马上就得换个对象。所以,即使能跟上,也跟对了人,还是不保险。加上皇帝也会换人,老的死了,新的上来,在前一个皇帝那里吃香的,到了后一个皇帝那里,多半就不吃香。有清一朝,大臣们无论满汉,细究起来,似乎没有人没有被贬过,总是起起伏伏。皇帝喜欢折腾臣子,臣子们难免被折腾,能做到曹振镛那样,三朝元老,不倒翁,真的不容易。可惜,此老做官的秘籍,只传下来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送礼方面的心得,秘而不宣。否则,印出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会畅销大卖的。

在古代,送礼是官员的功课。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有送礼的内容,但哪个也没告诉人们该怎样送礼。熟读经典,也是白费。可是不学会送礼,官是注定做不好的。不仅做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但是,这样的功课,做起来又真难。哪个学校也没有人教,老前辈也只是告诉你心得,全凭人们自己悟。什么时候做官不需要送礼了,谁送谁犯规,官场才会真正好起来,做官的人们,才能踏实地做点事,为别人,也为自己。

形势比人强

做主子的,要给下面的人赏赐,上下关系才维持得牢。西周末年,天子穷了,原本该给的赏赐,比如青铜祭器,都是臣子自己花钱买的铜,自己出工钱,让天子的工匠铸造了,假装赏下来。这样,诸侯就不会那么卖力拱卫京师。不管烽火戏诸侯的事是不是真的,诸侯眼睁睁看着狄人打过来,不救天子,肯定是载入史册的真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给诸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春秋时期的君主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用得着臣子了,赏赐就很大方,多少双白璧,多少黄金,外加采邑。做臣子的,收入一方面固然可以靠官俸,但相当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上面的赏赐。但是,到了帝制时代,这种情形有点变化。总的来说,赏赐部分越来越少,成为象征性的,而作为臣子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职务。除俸银、俸米外,捞多捞少跟职务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给了官职,就等于给了一个弄钱的机会,所以赏赐就可以免了,如果有的话,那是额外的恩典。

得了这样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代表着某种难得的荣耀。皇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赏赐除了物品外,还有皇帝亲笔的字画。如果能得到皇帝赐的匾,挂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出来进去让人看着,那可有多牛。正因为如此,连西太后这样不怎么识字的人,也经常要给人赐“福”字,自己写不过来,就找代笔的代劳。但是,即便在晚清君权已经衰落的时节,有心笼络人的西太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赐人之所欲,臣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无论赏什么,都是按规矩来,接受的人大抵也只能感激涕零,在日记里怎么的也会记上一笔。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的“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袁世凯就是晚清最大的一个“党”,北洋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北洋团体。这个集团有文有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跟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慧眼识人,当年曾国藩派遣幼童留美半途而废.那么稀缺的人才,回国之后让人家从水兵干起。朝廷不用,袁世凯用,好些人都归到了他的帐下。新政之初,开经济特科,有人进了谗言,特科取了士,朝廷居然不用。朝廷不用,袁世凯用,特科的前三甲——梁士诒、杨度和张一麐,都成了袁世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