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海洋史告诉我们，广义海权亦是与军事实力尤其是海上军事实力紧密相连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综合国力就不可能拥有海权，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不可能拥有海权。在综合国力一定的情况下，军事实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综合国力较之一些正在南海攫取和侵害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的国家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的军事实力在总体上较之正在东海攫取和侵害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的国家来说，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相对而言，中国还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因此，即使是面对那些“蕞尔小国”的侵权行径，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海权？从长远需要看，中国应当具有全球海洋空间活动的自由权；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实际情况看，是需要不能再现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黄海事件、“银河号”事件那样有辱国威军威事件的海权，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时，能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按照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中国所追求的海权，应当是“以存在显示价值”——以威慑而不是胁迫获得海上行动的自由！
海权“四要素”
海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控制海上活动的能力。
历史上，人类控制海上活动大体上经历了由陆向海、以海制海、由海向陆的发展过程。可以预见，人类最终将实现由天制海，但那将是很久远的事情。
海上活动的形式，主要是海上战争、海上贸易、海洋渔业、海洋科学考察以及海洋石油、矿产、养殖业等资源开发和海洋科学研究等。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遇到了对其海洋活动的外来压力时，往往会以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体、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四种形式作出反应。这四种形式可谓海权的“四要素”。
——海洋军事力量。海洋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海军。海洋军事力量在海权“四要素”中起支柱作用：平时保护本国的海上商业贸易，战时保护海上交通线，破坏敌对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海上交通线；在海上部署战略武器系统，抗击敌对国家的战略武器系统；保护国际海洋法赋予本国的海洋经济区域及海洋资源，使其免受外来威胁，以及保证本国在公海开发的权力，削弱他国和非国家组织从海洋中获取利益的能力；以客观存在的形式起威慑作用，“警示”他国和非国家组织不得在公海上干扰、破坏、阻挠本国船舶的航行自由。
——海上实体。海上实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载体，包括商船、渔船、科学考察船及港口、基地、造船厂等附属设施。其中，商船由于能够最为经济地向世界各地大量运送人员、装备和物资，而成为维持交通线、配合海军施加一国宏观战略和政治影响的有利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商船是海上武力的和平形式，它可以为海上军事力量收集情报，开通港口，保障供应，可以提供财政来源，并提供海军后备力量；港口基地建设和造船业，是保证海上实力乃至海军存在的主要因素。总之，海上实体在海权“四要素”中居于重要地位。
——海洋开发。从事海洋开发，不仅可以拓展一个国家、民族的资本积累，像海洋石油、海洋食品、海洋矿藏、海洋电力、海洋农业、海洋渔业、海洋科学研究……都是前景极其广阔、“一本万利”的事业，而且，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和海洋军事前景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海洋法制。海洋法制是一个国家控制海域、捕鱼、航行、通商和采矿等方面的重要法律依据。此外，还包括国际海洋法、海军战时征集法、海战场动员法等，它关系到人类公平合理地使用海洋资源，关系到世界各国的主权与安全，特别是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以及关系到围绕着海权而运转的各种相关机构的合理运转。
意欲崛起的中国应当以经略海洋、营造海权为突破口
海权不是哪几个国家、民族的专利，谁能够具备和创造必要的条件，谁就能够拥有海权；谁不具备必要的条件或者丧失了必要的条件，要么不可能拥有海权，要么拥有了海权也会得而复失。大多数海洋国家都渴望拥有海权，但有史以来真正拥有过海权的国家只是极少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海权，而今天真正拥有世界性海权的，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孙中山也提出了类似的“大同”思想。应该说，中国人的世界发展目标是明确的，而且这个目标又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向往，它是人类最终的完美的社会形态。然而，孔子也好，孙中山也好，并没有找出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来，即没有找到步入“大同世界”的“船”和“桥”。所以，自孔夫子以来两千多年的世界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不是“天下大同”，就今天的中国而言也还有一个台湾省尚未“大同”。
一位美国政治家曾经说，“在美国，人们以十年为单位考虑问题，在欧洲，人们以一代人为单位来考虑问题。而在中国，人们则以世纪为单位来考虑问题。历史的大发展，正是以世纪来衡量的。以世纪的眼光考虑问题，人民就会受到鼓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目标”。如果这位美国人所说的不是溢美之词，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就应当着眼于整个21世纪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来考虑问题。
纵观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特别是那些大国领袖，大都以为民造福、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为己任。大凡留名青史的伟人，无不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远大的抱负、聪明的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因而，他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解决了中国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解决了中国人发家致富、奔向小康的问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第四代领导人，正在带领中国人进一步发展经济，谋求更为有利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争取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应当说，这是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具有更宏大的战略意识和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任务也更加艰巨。
老百姓过河先找桥和船，发展经济亦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当年，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把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江西井冈山地区作为突破口；在中国建设实践中，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把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作为突破口。在实现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应当把向南、向海、向全球作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途径，把经略海洋、营造海权作为新的突破口！
海权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
能否拥有海权，不仅仅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政府、军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个老百姓的事情。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大多数老百姓总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整天想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那么政治家、军事家和政府、军队也只能“顺从民意”。目前，有那么一些患了“思想偏狭症”的中国人，要么是穷怕了，满脑子就是挣钱，挣到钱就“灯红酒绿”、“对酒当歌”；要么是“近视”，可以勒紧裤带“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以把自己的“小窝”、所在的小城修了又修，建了又建，可以不惜巨资修建高速公路、铁路、电厂、机场、水库和大坝……却很少看到中东和海洋中的石油正一桶桶、一船船地流向他国的油罐，很少看到他国正在大力攫取中国海洋资源和占有海洋公共空间，很少去想一想子孙后代将依靠什么生存与发展，更不可能去想一想今天的中国靠什么去发展海洋事业、靠什么去营造海权。
十多年前有国人提出捐钱建设强大的中国海军、造中国航母。没错，13亿中国人每人十块八块，就能够建造出像模像样的海上力量。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不差钱”，差的是海洋观念、海权意识！如果国人能像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老蒋”、打“美国佬”那样，“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何愁海权！
当然，政治家、战略家和政府对于一个国家能否拥有海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政治家、战略家的海权意识、海权胆识、海权勇气和魄力，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作用。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意识、发展意识、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主要来自于其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教化。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老百姓来说，往往难生忧患意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不去宣传、不去做积极的工作，老百姓就不可能具有国家、民族所需要的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为。拥有海权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按照世界历史上各海洋强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估算，中国从现在做起，五十年甚至百年内能够实现海权梦，就是不小的成就。因此，要想拥有海权的中国，必须及早迈出自己的步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美国人马汉对中国人有着深刻的了解，百年前他曾指出，“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①
就客观条件而言，中国具有拥有海权所必需的足够的自然条件。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能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营造自己的海权。中国的领土广阔，人口众多，人民勤劳而聪慧，国家稳定，人心向上，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拥有众多自然条件优良的港湾，如果能够使之与拥有强大生产力的内地更好地沟通，使之与广阔的海外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可以产生发展海权的持久动力；中国具有造船的悠久历史，海上实体和海军都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果能够加大发展海上实力特别是海军的力度，拥有海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海洋法制，就可以有理、有据、有节地奠定所辖海域的控制基础。如果具备了上述主观条件，加上已经具有的客观条件，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拥有海权的国家。
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海权的物质基础，而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筹集，完全依靠国内市场的积累是不够的。那些曾经拥有和正在拥有海权的国家，主要是利用国际市场的海外贸易、海洋开发的新兴产业等作为资金积累的手段。因此，发展“走出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拥有海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东海、南海·向南、向海、向全球·两扇大门
古代两河流域著名的《咏受难诚实人的诗》中写道：一个诚实人尽管竭尽全力做着神和国王所喜欢的事情，但他仍然不断遭受极端痛苦的折磨。因此，最终他说，“我向神哀号，但他却不理睬，向女神诉求，但她连头都不屑一抬”。今天，人类文明使得中国竭尽全力在世界上做一个“良民”，但“神”并没有使中国免遭“苦难”的折磨。中国还能向“神”哀号吗？中国还能向“女神”诉求吗？
国家利益——领土主权和权益(特别是海洋领土以及管辖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以及经济发展，与海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已被人类社会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事实。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海洋问题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今后，不是中国人想要不想要海权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想要不想要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想不想实现崛起的问题。
举目世界地图不难看到，中国濒临的边缘海，多被周边邻国岛链所包围，北方的图们江出海口至东南沿海，均被日本、朝鲜、韩国所环绕，从东南沿海至南海，又被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所环绕。这在海洋交通和其他海洋权利方面，属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所谓的“地理不利国家”。
如果说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向太平洋方向的南北两扇大门，东海的钓鱼岛、台湾岛就是这两扇门的“闩”；如果说日本—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是中国通向太平洋、印度洋方向的两扇门，南海诸岛则是这两扇门的“闩”。“门闩”在握，中国进出自如；“门闩”失手，中国就只能围绕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打转转。因此，东海、南海对于中国“走出去”、实现崛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必须牢牢抓住东海、南海这两个自家“大门”的“闩”。
东海是中国东出太平洋的咽喉要道
东海是指中国大陆东部方向的太平洋边缘海，位于中国大陆以东，故名。东海北接黄海，东北以韩国济州岛东端至日本九州岛长崎野母崎角连线为界与朝鲜海峡相通，并与日本海相邻；东由日本九州岛、琉球群岛和中国台湾岛环绕与太平洋分隔；南以中国福建、广东两省海岸交界处至台湾岛南端猫鼻头连线为界与南海毗连；西依上海、浙江、福建海岸。整个海区，东北至西南长约1300公里，东西宽约740公里，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居中国三大连接太平洋海区的中部，扼太平洋西部边缘海南北航路要冲，战略地位重要。
东海海区内的岛屿主要分布在东西两侧。东部边缘的琉球群岛呈弧状延伸，九州岛附近小岛罗列。西部岛屿密布，中国的岛屿60%集中于此，主要有崇明岛、舟山群岛、东矶列岛、台州列岛、洞头列岛、海坛岛、南日群岛、金门岛、东山岛等。东南部有台湾岛、澎湖列岛、钓鱼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