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革命》一九二三年初刊于《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汉字改革号”）。
汉字革命
（1）
距今二十年前（戊戌变法时代和它的前后），中国有人感觉到汉字的难识、难记、难写，不是一种适用的工具，应该另造拼音文字：如沈学、卢戆章、蔡锡勇、劳乃宣、王照……诸人，都曾经发表过“中国该有拼音文字”的主张；并且他们自己都制造过拼音字母。但是他们却又发一种议论道：“汉字太高深了，太优美了，它只是有力治学的人们适用的文字；至于那些知识低下或不识字的人们，是没有使用它的福气的，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另外制造一种粗浅的拼音文字来给他们使用。”所以他们一面虽然主张中国该有拼音文字，可是一面又赶紧声明道：“我们并不主张废弃汉字的！”照他们这种议论，好比说：“鱼肉鸡鸭虽是适口养生的美品，但它们只是有钱的人们的食物；至于那些鸠形鹄面的苦人，是没有吃它们的福气的，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另外造些窝窝头、杂合儿面来给他们充饥。”我想，他们要说那样的话的原故，或者因为社会上那些“骸骨之迷恋者”太多了，要是明目张胆地说一声“不要汉字”，恐怕有人要来胡闹，未免使得拼音文字的推行上发生阻力，所以姑且“虚与委蛇”，也未可知。如果是这样，自然要算别有苦心。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们说那样的话，是不合理的；他们那种苦心，也是误用的。人们对于社会上的无论什么事物，如果发现了它的毛病，非“改弦而更张之”不可，那就应该明目张胆地鼓吹革命。对于旧的，尽力攻击，期其破坏，消灭；对于新的，尽力提倡，期其成立，发展。这才是正当的行为！要是既想改革，又怕旧势力的厉害，于是做出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样子，说上许多不痛不痒的话，对于四面八方一律讨好，希望做到什么“妥协”、什么“调和”的地步，那是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但没有好结果，而且还要发生“是非混淆”、“新旧糅杂”的坏现象！老实说，这样“灰色的革命”，我是很反对的。
而且还有一层，用那样不正当的手段来鼓吹革命，是很难得到效果的。试拿“古文革命”这件事作个比例，便可以明白了。对于从前所谓“古文”，觉得它不是记载思想事物的适用工具，应该改用白话来作文章，这也是二十年前的老新党所早见到的。但是他们也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鼓吹革命，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论调，和对于“文字革命”的论调一样。可怜闹上二十年，得不到一些效果！必须要到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胡适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声讨旧文学，带了檄文、露布、炸弹、手枪、机关枪、四十二生的大炮，浩浩荡荡的杀奔“古文巢穴”中去，于是那些“城狐社鼠”才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而国语的新文学才得成立。用“古文革命”的经过来做“汉字革命”的参考，便可知道我们若认明汉字的不适用，觉得表示国语的文学非用拼音不可，则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对于那“骸骨之迷恋者”，拚个你死我活，毫无妥协的余地。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
这二十多年中，也有几个明目张胆声讨汉字罪恶的人，最早的是那“思想界之彗星”谭嗣同，他的《仁学》中有几句话道：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若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
谭君这几句话，虽然不是专论汉字，但却是宣布汉字罪恶的第一声。后来《新世纪》周刊中，吴敬恒、褚民谊、李煜瀛……诸人，对于汉字，都曾施过很剧烈的攻击。1919年，《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三号中，有傅斯年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它实是“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
这两年以来，因为国语文学的勃兴，注音字母的推行，教育有普及的要求，学问有提高的必要，于是大家渐渐注意到汉字革命这个问题上来了。我觉得这是极好的现象。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汉字应该革命的理由，说的人已经很多了。我想，除了迷恋骸骨的，保存（或维持）国粹的，卫道的，和那些做“鸳鸯”、“蝴蝶”、“某生”、“某翁”的文章的“文丐”、“文娼”们以外，只要是心地干净，脑筋清晰的人们，总不至于再发无理由的反对论了。但对于“汉字的应否革命”或者可以不生问题了，而对于“汉字的能否革命”恐怕还很有人怀疑。我以为这个疑团是极应该从早解释的。
所谓“汉字能否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国语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的问题。我对于这问题的解释的结果，现在先报告诸君一声：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
（2）
要解决汉字能否革命，国语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应该从汉字的变迁史上来研究。
有人说，“欧洲文字是拼音文字，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这话是大错的。汉字的中间，固然有一部分是象形文字，但这类象形文字在汉字的全体中，只占了最少的一部分，百分之一。
汉字的造字方法，据东汉的班固、许慎、郑众诸人所说，共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名叫“六书”。东汉人对于古学的研究，是很粗疏的；这六书的分类，本不甚精当，然大体却无谬误。我们现在既不是专门研究文字学，则不妨就利用这六书的分类来说汉字在构造上的变迁。
在说明“六书与汉字变迁”以前，先要把象形文字占汉字全体一百分之一的话交代明白：
东汉以前的古字，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记，共九千余字，但许氏所根据的，只有战国时秦国的《史籀篇》（《史籀篇》是秦文，系据王国维的《史籀篇疏证》之说）中的“大篆”和秦汉两代的“小篆”，此外便是西汉末年刘歆假造的“孔壁古文经”中的假古字了。至于战国以前的真古字，直到宋以来许多钟鼎出土，才把周文发现了；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汤阴的龟甲兽骨出土，才把殷文发现了。这后世发现的殷文、周文，和《说文》所记的秦文、汉文，很有许多不同的。但它们的不同，大部分是写法的不同：例如一个“鱼”字，只要画成一条鱼的样子，随便怎样，都可以的；所以钟鼎和甲骨中的“鱼”字一样。此外有些字是小篆写错的，例如“射”、“甫”二字：射，本作，像手弯弓射箭之形，小篆形误作射，变为从“身”、从“寸”了；甫，古“圃”字，本作，像田中生蔬菜之形，小篆形误作，变为从“父”从“用”了。这类的字也还不多。至于《说文》所无而发现于钟鼎和甲骨中的字，则为数甚少。我们若专门研究文字学，自然应该从钟鼎甲骨讲起。现在粗略地说，则根据《说文》，也未尝不能说明汉字从创始时代到许慎以前的变迁之大概。
《说文》九千余字中，据王筠的《文字蒙求》所列，则——
象形字，二百六十四个；
指事字，一百二十九个；
会意字，一千二百五十四个。
除此以外，都是形声字了。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算作象形文字，在《说文》中只有三百九十三个，占《说文》字全体仅二十三分之一，《说文》以后的文字，形声字占了最大多数，会意字极少，至于象形字和指事字，除了“傘”、“凹”、“凸”等三数字外，简直是没有了。《说文》以后，文字日见增加，经过了一千六百年光景，到亡清修《康熙字典》的时候，共有四万余字。这三百九十三个象形文字在《康熙字典》四万余字之中，不是占了全体一百分之一吗？那么，如何可以把“象形文字”这个名词来赅括汉字的全体呢？
六书是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六种方法，不是一时成立的，是逐渐增加的。由这逐渐增加，便可证明汉字在三千年以前早已有离形就音的趋势了。
“象形”和“指事”的分别，大致是这样：象形系专就一件实物来依样描画；指事则用点、画、圈、钩之类来作某类某类事物的记号。前者专指一物；后者包括一切。《说文？序》中举☉（日月）为象形字之例，举二（上下）为指事字之例。日月二字就是画太阳和月亮，这是不用详说的。上下二字的长画，系假定为一个标准东西；上下二字中的短画，系假定为在这标准东西的上面和下面的那件东西：于是“在上”和“在下”的意思就表示出来了。若从造字方法的笨滞和灵活上研究，则指事这种方法比象形要灵活一点，或者指事字的发生比象形字稍后，也说不定。不过指事字并不能脱离象形的面目，所以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称为象形文字（《说文》中解释指事字的形体，往往说为“象形”）。
象形和指事两种方法闹到“此路不通”，于是不得不抛却象形文字的面目来造会意字。会意的“会”字是“合”的意思，“意”就是“意义”。会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成一个字（起初当然是合象形字和指事字，后来也有合会意字的）。把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成义来表示这一个合成字的意义。例如合“人木”两个字为一个“休”字，合“刀牛角”三个字为一个“解”字，合“日出收米”四个字为一个“”字（收即拱之古字，捧也。，今作暴，即曝之古字）。这种字义的结合，全凭造字人的主观的意思而定：如可以休息的地方很多，而造字人则用“木”来做代表；可以解剖的东西很多，而造字人则用“牛角”来做代表；可以晒晾的东西很多，而造字人则用“米”来做代表。至于道德上的名词，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人二”为“仁”、“皿囚”为“”之类，则更是全凭造字人主观的意思来制造了。会意的方法，大概是由指事扩充来的。指事比起象形来，已经有了一点主观的色彩，但尚不能全脱客体的形象；会意则纯任主观的意思造字了。那么，会意字应该称为“表意文字”，决不能称为“象形文字”。
用会意这个方法造字，虽比象形指事稍微自由一点，但也很容易闹到“此路不通”。譬如那鸟兽、草木、山川的别名，固然不能用象形指事的方法，却也不能用会意的方法。又如一种动作或一种状态，因为些微的不同，便须分为许多字，这岂能一一造会意字呢？到这时候，造字的人便“福至心灵”起来了，知道表意的方法还是不行，只有改用表音的方法了。因为未有文字，先有语言，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语言对于某事某物用某音表示，则文字也可以用某音表示。这时候，象形、指事、会意的字，综计起来，已经造了一千多个了；语言中常用的音，这一千多个字中一定包含得很不少了，于是就用这一千多个字来作注音字母而造成一种形声字来（后来形声字也作注音字母，并不限于这一千多个象形、指事、会意字）。形声字的“声”，是表音的符号，可以称为“音符”，实际上就是那时的注音字母；形声字的“形”，是表义的符号，可以称为“义符”。例如“江”、“河”二字，古语称长江曰“工”，称黄河曰“可”，因即用“工”、“可”两字来作“江”、“河”两字的音符；江和河都是水，因又用“水”字来作它们的义符。汉字自从有了这个方法，于是由表义而趋向到表音的方面来了。
意义相近而有些微不同的，固然应该分造许多字去区别。还有那一个意义因地方或时代不同而变了读音的，这也不可没有区别；区别的方法，自然也只有添造文字。于是形声之外，又别有转注这一种方法。例如甲地读“谋”字之音如“某”，所以用“某”字做声符；乙地不读如“某”而读如“莫”，于是改用“莫”字作音符而添造“谟”字。又如“父”、“母”两个字在述说时读为“fu”、“mu”，而称呼则变为“ba”、“ma”，于是就添造“爸”、“妈”两个形声字（“父”、“母”都是象形字）。诸如此类，都是一义化为数音而造成的。这便是转注（说本章炳麟）。——就文字的形式上看，转注还是形声；但就“一义数音即造数字”这一点上看，可知表音文字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了。
转注虽因音变而字也跟着变，却还未脱离义符：如“父”、“母”之音变为“ba”、“ma”、不就拿“巴”、“马”两个字来表示，还要加上“父”、“女”作为义符。后来又觉得这种方法还不便利，因为（1）声音转变，层出不穷，一一制字，实在麻烦得很；（2）副词、前置词、接续词、感叹词、助词等等，很难得到适当的义符；（3）古代传授学问，因为写的工具不便利，大都是“口耳相传”，这是只能记住语音，不能记住字形的。……既有这种种缘故，于是毅然决然的舍义而专来表音。只要声音对了，无论写哪个字都行。换言之，就是对于许多同音字，不问它们是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也不问它们中间的形声字和转注字是什么符，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任意乱写，凡声音略有转变，就可以改写他字以明其音。总而言之，对于固有的文字都作为注音字母用，这便是假借。《说文》定假借的界说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话尚未能包括假借的全体。“本无其字”的，固然只要假借一个同音的字便得了。就是那“本有其字”的，也不妨随便写一个同音的字。所以“飞鸿”可以写作“蜚鸿”，“欧阳”可以写作“欧羊”，“憔悴”可以写作“蕉萃”，“仿佛”可以写作“放物”。汉字到了用假借字，便是纯粹的表音文字了。
照这六书发生的次序看，可知汉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离开拼音，只差一间了。
假借这个方法，发生于何时呢？现在所见的最古的真正古字，就是殷代的甲骨文字，这中间已经有假借字了。如借“尞”为“寮”，借“唐”为“汤”，借“果”为“婐”，借“凤”为“风”之类。那么，假借方法的发生，至迟也应该起于殷代。后来周代的钟鼎文字中间，假借字更多了。中国学术的发生，萌芽于春秋，极盛于战国；最古的文学作品是《诗经》，最古的历史是《尚书》，其次便是《春秋》，这几部书，都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因为传写之人不一，所以彼此异文甚多，这些异文，什九都是假借字，看陈乔枞的《四家诗异文考》、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赵坦的《春秋异文笺》等书，就可以知道。其他如“周秦诸子”、《史记》、《汉书》、“汉碑”等等，触目都是假借字，试把吴玉的《别雅》、钱大昕的《声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诸书随便翻检一下，也可以得其大概。从晋到唐，这种写假借字的风气仍是很流行。我们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知道六朝时候经书的本子彼此异文甚多。还有那近来常常发见的六朝写本和唐写本的书籍，同样一篇文章，写得互有不同，和现在通行的本子相较，复多违异。此外如南北朝、隋、唐的碑碣、墓志、造像等等，其中引书用词，字形歧异的更不可缕指。这里面虽然有些是由于传写有错误，致文义有异同，但大部分都是字音相近而字形不同的。这就是那时候的文字多用假借的证据。宋元以来，书籍有了刻版，一印就是几十几百部，大家所看的本子都是一样的，某义写某字，都依着书上写，于是写假借字的风气渐渐不行于所谓“士人”的社会了；而且那些什么“士人”，看见别人写假借字，便要骂他是“写白字”。但是这种禁令，不过是“士人”自己定了来束缚自己罢了。若就全社会而论，这种写假借字的风气，直到现在，还是很流行。你看：
药方上写“人薓”作“人参”，“生薑”作“生姜”。
北京的书店掌柜写书签子，“《汉书》”作“《汗书》”。
苏州的烧饭司务开火食账，“百葉”作“百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