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单上面的“文武带打”作“文武代打”。
饭庄门口的“修理爐竈”作“修理爐皂”。
此外如“铜圆”作“同元”，“包”作“面包”，“義”作“义”，“幾”作“几”，……真是数说不尽。——这都是假借字呀。在那班“士人”看来，这“生姜”、“汗书”……都是“白字”，应该改正的。但是你们要改正吗？很好很好。请你们索性彻底的改正一下子吧。殷代的甲骨，周代的钟鼎，其中的文字太难懂了，且搁起不谈。你们所尊信的什么孔圣人删定的（？）什么经书（？）其中“白字”很多哩，请你们赶快改正呀！还有什么“漆园”，什么“三闾”，什么“盲左”，什么“腐迁”，什么“曹大家”，什么“蔡文姬”，什么姓韩的“文宗”，什么姓杜的“诗圣”，什么……，什么……，他们的文章中间，“白字”也很多哩，也请你们赶快改正呀！你们要是摇头摆手的说“不行不行！那不是白字，那是假借的字呀！”那么，你们说，“生姜”、“汗书”……是白字，要来改正它们，我也要对你们说，“不行不行！那不是白字，那是假借字呀！”
我要奉告大家：中国从殷代以来，早已有了离形表音的文字了，早已有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甚简便的注音字母了。这样的注音字母行了三千多年，不来将它统一，将它改简，已经是不图上进了。乃竟还有人要来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什么“正字”、什么“白字”的闹个不休；他们连这一种粗陋不完备的注音字母都还不许人家自由使用，这真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的行为了！他们这种行为，若使伊尹、傅说有知，亦当窃笑于九泉之下！
既把固有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各种文字都作为注音字母用，那么，它们只是一个表音的记号了。既做了表音的记号，则原来的形体自然没有保存的必要；为书写便利计，笔划自以简少为宜。所以殷代的甲骨文字，就有将字体改简的：如“羊”字本作，简之作；“舆”字本作，简之作；“洹”字本作，简之作“”之类。周代的钟鼎文字，此例更多。后来秦的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变为隶书，隶书变为草书，都是将文字的笔画逐渐改简。
因为原形没有保存的必要，所以隶书楷书（楷书就是隶书，不过用笔不同罢了。它们的不同，与《玄秘塔》和《郑文公碑》，《表忠观碑》和《玄秘塔》的不同一样），对于原形，大施破坏。你看：四方的太阳（日），长方的月亮（月），四条腿的鳥（鳥），一只角的牛（牛），象形字不象形了；字作宁，字作叕，指事字不知所指何事了；字作武，字作表，字作弔，字作老，会意字不知会合几个什么字了；字作書，字作寺，字作布，字作急，形声字的音符看不出了。这种破坏原形的写法，好古的先生们是很反对的。他们以为如此一变，便把字的精意完全失去了。殊不知自从假借方法发生，固有的文字早已作为表音的记号；那原形中间无论有没有“精意”，在应用上是丝毫无关的了。即举前面所说“飛鸿”的“飛”字可以写作“蜚”为例：用字的人对于“飛”和“蜚”，都是当作表示fei音的记号用的；至于“飛”的本义为“鸟飛”，字形也像鸟飞，“蜚”的本义为“臭虫”，字形是“从虫、非声”，这是他们完全不管的。还有一层：“秋”字的大篆作，“禾”是义符，“”是音符；后来定小篆时，嫌这个字的笔画太多了，于是把“”字写了半个，去“”存“火”，写作“秌”字（又变作“秋”），这和隶书把“”字的音符“者”字写了半个，去“耂”存“日”，有什么两样呢？好古的先生们反对“”字作“書”，却不反对“”字作“秌”，这真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
秦汉之际的草书，后来给一班书法家写写，写到不适于实用了，于是又有宋元以来的简体字：如“戴”改作“”，“钱”改作“”，“聲”改作“声”，“”改作“龟”之类。这种字在宋元的时候是很通行的，不但随便书写可以用得，就是刊刻高文典册也可以用得。我们找《古逸丛书》、《双照楼影刊宋本词》等书看看，便可以知道。至于民间的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等等，用这种字刊刻的就更多了。例如近来影刻的《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元剧三十种》等皆是。这种简体字，在当时既可以刊刻高文典册，则社会上一定认为很适用，不去排斥它的。不料明清以来忽然出了一班不识古字的“士人”，斥它为“破体”、“俗体”，不使它复登大雅之堂。他们自己还编出一种极可笑的书，叫做什么《字学举隅》，说这是“正体”，那是“破体”，这画应长，那直应短，……吵个不休。这样胡闹，又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的行为了。
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假借字和拼音文字，只差了一间：就是（1）还没有把许多同音的注音字母并用一个；（2）还没有把这种注音字母的笔画改到极简；（3）还没有把同声的字归纳为一个声母，同韵的字归纳为一个韵母。所以假借字还只是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甚简便的注音字母。只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了。所以我说“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
（3）
假借字既然远起于殷代，那么，何以这三千年之中，株守不变，总没有想到要去作那“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事呢？
讲到这一层，却不能不怪这三千多年之中造字的和用字的人们的爱捣乱了。本来假借这个方法，是由形声进化的。形声虽然是表音文字，但是还有“义符”去拘束它。形声本是济会意之穷而发生的方法，就是变表意而为表音，而它的构造方法，则半为音符，半为义符，于是于表音之外还要表意。既有义符拘束，自未便用了“甲义符”的字去表“乙义”。例如“伦”、“纶”、“论”三个字，虽然音符相同，但义符既别，则“伦理”和“经纶”便不应写作“论理”和“经论”。其他音同而义异的字，又非一一特造不可。本欲以表音济表意之穷，而结果乃仍为意符所束缚，这是形声的大缺点，所以后来想出假借这个纯粹表音的方法来补救。照假借的方法，凡同音的字，都可以随便乱写，它对于形声字的义符是完全不管的。所以“伦理”尽可以写作“论理”，如《吕氏春秋？行论》：“以尧为失论”，高注，“论，理也”；经纶也尽可写作“经论”，如《易，屯象》，“君子以经论”。这种“本有其字”的还可以抛弃本字，随便乱写，则“本无其字”的当然只要借个同音的字来表示，无须再造本字了。照此说来，有了假借这个方法以后，实无再造形声字的必要。但事实上殊不如此。有既用假借字，又去造本字；既造本字，又来用假借字的。有甲字为乙义所假借，而另造一字来表甲义的。此外还有本字和假借字并用的。照假借的方法，凡同音字都可假借，于是假借字就有了许多。本字也不一，有古人造的本字，有后人造的本字。现在举一个字为例：
“然”字本训为“烧”，是“燃”的古字。“然否”的“然”，本无其字，就借“然”字来用。后来又造了一个“嘫”字，作为“然否”的“然”的本字，但终于不用，仍旧借用“然”字。“然”字既借给“然否”用了，于是“然烧”又另造“燃”字；可是刊刻古书，有些写“然”，有些写“燃”，又很不一致。还有一班好奇的人，嫌“然否”写“然”字太习见了，于是又去借用“肰”字。
你看，文字这样捣乱，还容易搅得清楚吗？但所以这样捣乱的原因却很简单，就是“有了假借方法以后还要造形声字”。例如先借“夫容”，后造“芙蓉”；先借“目宿”，后造“苜蓿”；先借“遮姑”，后造“鹧鸪”；先借“流离”，后造“琉璃”之类。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所谓“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着‘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屮’”，这就是先用了假借字、后又造形声字的说明了。假借是把字形看作一个无意识的表音的记号，形声字则字形是有意识的。要是有了假借以后，不再造形声字，则假借虽不统一，然大家可以专记声音，不问形体，久而久之，自然可以作到某字专写某形，而“再进一步”的思想就容易发生了。而事实上则常常用假借字，常常造形声字，弄得大家看着字形，时而觉得是有意识的，时而觉得是无意识的，目迷五色，莫名其妙。只有明代的黄生、清代的戴震、王念孙、王引之、阮元、俞樾等等几个聪明人，能够看准它无论是“用假借字”，无论是“造形声字”，总之都应该从声音上去研究，所以这几位先生没有着了它的道儿。其他读书识字的人，都早已被它带进迷魂阵中去了，还有什么闲情别致去作再进一步之想呢？
其他如宋、元、明、清以来的“士人”反对写“白字”，反对写“破体”，也足以丰蔀一时的人心而为文字改进的障碍。
我想，这三千多年中没有人想到要去作“再进一步”的事，大概就是上列的这几种原故了。
（4）
到了现在，我们实在不能不“再进一步”，谋“汉字之根本改革”了。而且仅仅“再进一步”，还是不能满足；我们非“更上一层楼”，来干“汉字之根本的改革”那件事不可！
什么是“汉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什么是“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
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此外如字典非用“一、丿、丶、丨……”分部就没有办法，电报非用“0001、0002……”编号就没有办法，以及排版的麻烦，打字机的无法做得好，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
但我觉得这还不打紧，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