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是钱玄同一九二二年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大会第四次大会上提出的提案，连署人有陆基、黎锦熙、杨树达。一九二三年刊于《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汉字改革号”）。
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现行的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为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常常听见有人说“汉字革命”的话：有的主张将国语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张将现行汉字减省笔画的。近来这种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了。
我也是持这种主张的一分子。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例如字母的选择，词类的连结，同音字的改换，字典的编纂……都非经过详细的讨论是不容易决定的。
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外面有些人，反对这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他们中间，有的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有的说汉字是“衍形文字”。既是“象形”或“衍形”，则古人造字，字形之中具有精意，不能随便将它减省，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我们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
但是上面所引的这种议论，很容易惑人。我们还应该辨明这种议论于事实全不符合，更应该从历史上证明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是顺着自然趋势的事，是绝对的可能而且绝对的应该的事。
说汉字是“象形文字”的，几乎是完全谬误，汉朝人如班固、许慎等所定汉字构成的方法，有象形、指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名曰“六书”。六书之中只有象形、指事两种，可以算做象形文字（《说文》于指事字多称为“象形”）。据清王筠《文字蒙求》所列《说文》中的象形字有二百六十四个，指事字有一百二十九个，共计三百九十三字，举成数，可以说四百字。古今的汉字，从《说文》的九千余字衍为《康熙字典》的四万余字，举成数，可以说四万字。以四万字与四百字相较，是一百与一之比例。那么，象形文字只占汉字全体百分之一（《说文》以前，还有龟甲文和钟鼎文，但现在还没有人将它整理就绪；《康熙字典》以后还有新造的字，但为数甚少；又，《说文》以后，也间或有人造了几个象形指事字，如“傘”、“凹”之类，但是极少数。这三种字，这里暂且不去算它），当然不能说现行的汉字都是象形文字。
“衍形文字”这句话，也是似是而非的。会意字或者勉强可以说是衍形文字，但《说文》中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四个会意字（据王筠说），也只占汉字全体百分之三四光景；《说文》以后，还有好些会意字，总数虽未调查，但两种合起来，至多也不过占了汉字全体百分之六罢了。形声字半为“义符”，半为“音符”，而以音符为重；转注是因为一个字的读音彼此不同，而分析为几个字（用章炳麟说）；假借是因为几个字的声音相同或相近，而彼此可以随便通用。这三种都是以音为主的，与象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何得称为“衍形文字”？
况且汉字从篆文变为隶书，对于字形上只求其便写，绝不为古体所拘。又字音经历代的转变，那形声字的音符，几乎完全失其注音的作用。于是那所谓象形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所谓衍形的会意字，所谓半义半音的形声字，都成了文字史上的名词，可以道古，不可以道今。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即是隶书的变相，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麻烦符号罢了。要在这种符号上谈什么象形不象形，真是痴人说梦！
造一个字而用了许多笔画，以期肖形或表意，这本是古人的蠢笨计策。这种多笔画的字，不但现在人嫌它麻烦，便是古人也未尝不嫌它麻烦。大概一个多笔画的字造成了，通用了，就有人将它减省笔画的。例如——
金甲文中的“子”字作，又省作“寅”字作，又省作。
《说文》中的“禮”字作，又省作；“秋”字作，又省作。
减省之后，造字的本意自然不可复见了。但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示思想情感的，文字就是这种声音的符号，只要有若干简易的形式，大家公认为某音某音的符号，就行了；什么肖形，什么表意，全是莫须有的。所以造字的本意不可复见，在实际应用上是不受丝毫影响的。
从龟甲、钟鼎、《说文》以来，时时发见笔画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画减省。殷周之古篆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最显著的减省笔画。而篆与篆，隶与隶，草与草，简体与简体，其中尚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
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若循此趋向，不受障碍，应该现在的文字比宋元之简体笔画还要大大的减省。而且自古以来，早有假借一书，凡同音的字彼此都可通用，这种通用的办法，已经完全抛弃造字的本意了，依此办法，渐渐的便可将所有同音的字单用一个形体去表示它。字形愈变愈简，同意字只用一个形体表示，则只须再将音素详细分析，就可以变成拼音的字母了。不料到了明朝，渐渐的倒行逆施，向复古的路上走。那亡清的什么政府，更大倡其文字复古的论调，雷厉风行的强制执行起来：什么《康熙字典》，什么《字学举隅》，对于文字的一点一画，一挑一剔，这样是正体，那样是俗体，狺狺不休（其实他们是全不认识古字的），不但宋元以来之简体全被排斥，就连汉魏碑碣上面的字体也遭非议。这种毒焰，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消灭，而且更大大的流毒于学术，以致书记抄讲义，学生写笔记，……无不蒙其大害，耗损光阴，耗损精力，真是冤哉枉也！
从历史上考察进化之迹则如彼，从现在事实上证明受害之状态则如此。那么，我们还不该急起直追，来干这减省汉字笔画的事业，以继续昔贤未竟的工作，减杀今人无益的苦痛吗？
我以为现在减省汉字笔画，应该根据现在通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这种简体字，十有七八都是从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我曾经拿它分析，得了八种构成的方法，如下：——
（1）将多笔画的字就字的全体删减，粗具匡廓，略得形似者，如——
作，壹作壱，壽作寿，該作，命作，關作。
（2）采用固有的草书者，如——
得作，爲作为，東作东，實作实，事作，會作会。
此外还有就草书而稍稍改变者，亦可归入此类，如——
有，草作，变作，
稱，草作，变作称，
當，草作，变作当，
賢，草作，变作。
（3）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者，如——
聲作声，寶作宝，條作条，雖作虽，虧作亏，獨作独。
（4）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者，如——
觀作观，鳳作凤，劉作刘，邊作边，辦作办，蘭作兰。
（5）采用古体者，如——
禮作礼，處作处，從作从，雲作云。
（6）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者，如——
遠作远，燈作灯，覆作覄，遷作迁，墳作坟，襖作袄。
（7）别造一个简体者，如——
衆作，竈作灶，戴作，響作响。
（8）假借他字者，如——
義借乂，薑借姜，驚借京，乾借干，幾借幾，舅舊借旧（即臼字）。
这种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在明清以降，今日以前，都是用在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上面，所谓“不登大雅之堂”者。我们现在应该将它竭力推行，正式应用于教育上、文艺上，以及一切学术上、政治上。
我们不认它是现行汉字的破体，认它为现行汉字的改良之体。正如我们对于白话文学一样，不认它是比古文浅鄙的通俗文学，认它是比古文进化的优美文学。我们对于已通行简体字，固然应该尽量采用。如其尚可再减，便将它再减。但已通行的简体字，字数很不多，我们应该根据上列的八种方法，大大的添造简体字。我觉得那八种方法，都很适用；但我们若为求速成、求易行起见，则利用旧简体比创造新简体更为适宜。我主张现在添造简体字，应该多用（2）（5）（8）诸法、少用（1）（3）（4）（6）（7）诸法。务使常用的数千字，除那笔画本来很少的以外，个个字都把它减省一下子。
我希望本会中制定这种简体字，由教育部颁行，要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店制造铜模铅字，从学校教科书首先改用，次及于新书新报。以后重印古书，也应该一律改用简体字。若有人怀疑于重印古书不可改用，则我有说以解其惑。那历来被尊为圣人制作的《五经》，原本都是殷周古篆，因为历代字体的变迁，由古篆而改用秦篆、隶书、楷书，以至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从前的人那样尊古、那样尊圣、那样尊《经》，对于这种改用，也从没有提出抗议；难道现在再改用一次简体字，我们这样不尊古、不尊圣、不尊《经》的人反有提出抗议的必要吗？最古的《经典》都可改用，则较后的书籍更不用说了。况且应该重印的古书一定是在今后学术界教育界中有参考之必要的书，我们为学者便利起见，当然应该用那时通行的简体字印刷。若要保存古本的面目，则现在的刻本如是其多，将来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到处可以保存。我想将来要看现在书本的面目，一定比现在要看唐写本宋元版本的面目要容易得多。总之简体字通行以后，大家都只须认识简体字，那时对于现行的多笔画字，正如现在看古篆一样，除了专门研究文字学的人是不必认识它的。至于摩挲古本书籍，那更是不甚重要的事了。
我们为减杀今后学术界、教育界的文字障碍起见，希望大家注意这个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