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国语答案。我认为国语应该具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采自活语，方能活泼；（做主干的北京话，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这三种都是活语，惟有古语是死语。但它的本质虽是死的，只要善于使用，自能化腐臭为神奇，在这里有应该注意的，我们尽可焚符遣将，拘摄古语这死鬼来给今语做奴仆，听候驱遣；切不可自己撞进鬼门关，被恶鬼捉住，亲笔写下卖身字据，致为鬼伥！）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然后丰富。
国语虽是集合北京话、各地方言、外国语、古语而成，但这四个分子所占的地位并不能相等。既名为“国语”，当然以本国语为主体，所以虽然外来的新事新物应该直用原名原字，即表示某种名物或动作或状态等等的，本国若没有适当的词，也尽可采用外国语，例如Democracy、picnic、inspiration、enthousiasme之类，但它究竟跟本国语所占的地位不同。古语虽然可以叫它化腐臭为神奇，但只合“倡优畜之”，有时叫它粉墨登场，伊伊亚亚地唱几声，扭扭搦搦地走几步，聊以破闷醒睡而已，所以它在国语中站的地位简直低下得很哪。（有许多词句，普通会话中虽不大用它，但表示较深奥、曲折、细致的意思时便须用到的，这本也是白话，那班爱凿四方眼儿的人们往往要认它为文言——就是古语——这是非常的错误，不可不纠正的。）北京话做了国语的主干，它的地位自不消说得。至于各地方言，我主张国语中尽量采取它，它在国语中站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它跟北京话有“主”跟“辅”的分别。它所以重要的缘故，就因为它也是活语。
可是照这样办起来，一定有人要不高兴了。他们要说：北京话本是方言之一种，其中俚俗的词句是很多的。其他方言也是这样。国语以北京话为主干，又尽量采取各地方言，那不是要闹到“言不雅驯”吗？这如何使得！我说：“言不雅驯”，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俚俗的词句，正是我们所欢迎的。我们只知道是人就应该讲人话，人话都是活泼的，自由的。“引车卖桨之徒”，凿井耕田之辈，村姑农妇，灶婢厨娘，佢们一样是人，一样会讲活泼自由的人话，而且佢们因为没有披带过礼教的枷锁——这倒是得了圣人君子们“礼不下庶人”这句话的恩惠——所以最能讲真活泼真自由的人话，比“学士大夫”们讲的话强多了。现在若还有人要讲什么“君子小人之分”、“士农工商之别”那一套陈死人的胡话，那就请跟着“老虎”去做什么“纯正”、“雅洁”的文章（？）好了，国语方面，免劳照顾。若明白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大家都是平民，则请说活泼自由的平民话，别打装模做样的官绅腔。
因为我的国语答案是这样，所以我承认方言是组成国语的分子，它是帮国语的忙的，不是拦国语的路的。用古文八股的笔调来说：“且夫方言之与国语，乃不相反而相成者也。”这就是我对于平伯先生认为提倡方言文学跟提倡国语文学有点背道而驰这个见解不同意的缘故。
我有“国语热”。我认国语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我有“国语文学热”。我相信国语文学应该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所以我认北京话跟各地方言是国语文学的原料，——也就是国语的原料。——因为我有以上的信念，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重要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
以上的话，都是站在国语方面说的。至于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它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它们作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
所以我无论是站在建立国语方面或站在欣赏文学方面，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对于方言文学是极热烈的欢迎它的。
野马一跑竟跑到这样的远！倘使它的脊梁上骑着一位阮嗣宗，他老先生不免要想“痛哭而返”了，还是“吃回头草”吧。
我跟平伯先生有极相像之一点：我若照着家谱写籍贯，应该是浙江吴兴（可是我的名片上决不印这四个字），但我是生长在苏州城里的，我在苏州恰好也是“一住十六年”。说也惭愧，我的苏白竟比平伯先生的京腔还要蹩脚得多。平伯先生虽然自己说苏州方言的知识终欠高明，但他究竟比我福气大些，因为他惯听吴声的歌唱。我在十二岁以前，成日关在书房里念经书，除了给“先生”、“老伯”拜年或到“郎中”家里去医病，是从不作兴出大门的，连家里的轿厅门房也不准去，所以从没有听到人家唱山歌。偶然听见“唱山歌”这句话，简直不知道作何解释。后来四年，稍微跟社会接触一点，但是听到人家唱山歌的机会仍旧是极少极少，这部《吴歌甲集》一百首之中，我知道的不到十首。我于文学既是门外汉，吴歌的知识又等于零，所以对于本书决不配讲什么话。可是各种方言之中，苏州话究竟是我听得懂的一种，我看苏白的文学所感到的趣味是非常的浓厚的。这部《吴歌甲集》以前登在《歌谣周刊》上，它是我很爱读的一部文学作品。我希望颉刚先生将乙集、丙集……陆续出版，以慰我等喁喁之望。
前代的民间歌谣集，据浅陋的我所知道的，有周孔丘编辑的（？）《诗三百》（此书古名如此，真是“有典有则”，贤于后起之《诗经》一名远矣），汉刘歆跟班固著录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见《汉书？艺文志》），宋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清华广生编辑的《白雪遗音》。刘、班著录的，今皆不传；孔、郭编辑的，年代久远，用语与今大异，现在只能作为古文文学读了，且其中也不尽是民间歌谣。惟华氏编辑的，离开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确是近代的民间白话文学，此书传世绝少，我只见过郑振铎先生选录的几十首（见《鉴赏周刊》）。据郑先生所说，全书只有七百多首，我想这不过是民间文学的“九牛之一毛”而已。所以搜访各地的民间文学，把它写出（民间文学，什九皆是“口耳相传”，其“著于竹帛”者盖甚鲜），一部一部的印成专集，这都是咱们的责任哪。
这《吴歌甲集》，是咱们现在印的专集的第一部。颉刚先生！您做这事的首开风气者，厥功真不细呀！继您此书而将印行的，据我所知，有台静农先生的《淮南民歌》，张直觉先生们的《南阳民曲选》，宫璧成先生的《北京平民歌谣》，还有白启明先生跟常维钧先生，听说也有编成的民间歌谣集。从今以后，蒐访无厌，层出不穷，民间歌谣，方言文学，蔚为大观，猗欤盛哉！
颉刚先生！我不能再胡扯瞎撩啦。我把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办法再向您唠叨一下子，就算“曲终奏雅”吧。
我是主张表示白话应该用拼音文字的。正式的拼音文字，我以为应该用通行世界而又富于变化性的罗马字母制成。但这是后话，现且不表。过去的文章，已经用汉字写定了，以后自然也离不了它。但它没有标音的记号，形声字的“声”，即使在造字时与注音字母有同样的功用，可是到了后来，声音变迁了，这功用就完全失去了。看了汉字，要想读出一个音，尚且做不到，何况讲到方言文学，各字都该照方音读出，一个汉字，可以有几十几百种读法，若不给它注上音，怎样能读呢？欣赏一种文学而不能读它出来，这是何等气闷的事！所以我认为以后凡汉字的书，都该记上音，而民间文学，因为是方音方言的缘故，尤其非记音不可，最好把全文用音拼写，与汉字并列，仿佛“中西《四书》”那样，以资对照。
苏州的音标，等到“国语罗马字”制定以后，我打算来做一套“苏州罗马字”，这是用字母表明声调（即平上去入）的。近来我先做了一套“苏州注音字母”，已经写奉。这套苏州注音字母，因为印刷上的不便，不能标明声调，这是一种缺点，现在姑且用它来拼写本书中第十八首歌，这不过做一个例子罢了（苏州读入声字，跟平上去声很不同，不能不有声调的标明，今于音后加“ㄏ”以表之）。
萤火虫
萤火虫，
夜夜红。
嗯笃娘拉里，
嗯笃爷拉里，
三根头麻绳吊拉里。
有铜钱，
赎子去；
呒铜钱，
只好放拉里！
ㄧㄡㄏㄨㄖㄨㄥ
ㄧㄡㄏㄨㄖㄨㄥ，
ㄧㄚㄧㄚㄨㄥ。ㄋㄉㄛㄏㄏㄧㄤㄌㄝㄚㄏㄌㄧ，
ㄋㄉㄛㄏㄧㄚㄌㄝㄚㄏㄌㄧ，
ㄙㄝㄍㄣㄉㄡㄇㄛㄖㄣㄉㄧㄠㄌㄝㄚㄏㄌㄧ。
ㄧㄡㄉㄨㄥㄉㄧㄝ，
ㄖㄛㄏㄗㄑㄧ。
ㄇㄉㄨㄥㄉㄧㄝ，
ㄗㄜㄏㄏㄠㄈㄛㄤㄌㄝㄚㄏㄌㄧ！
这首歌要是不记明读音，一个北京人看了汉字，用北京
音读之曰：
ㄧㄥㄏㄨㄛㄔㄨㄥ
ㄧㄥㄏㄨㄛㄔㄨㄥ，
ㄧㄝㄧㄝㄏㄨㄥ。
ㄨㄉㄨㄋㄧㄤㄌㄚㄌㄧ，
ㄨㄉㄨㄧㄤㄌㄚㄌㄧ，
ㄙㄢㄍㄣㄊㄡㄇㄚㄕㄥㄉㄧㄠㄌㄚㄌㄧ。
ㄧㄡㄊㄨㄥㄑㄧㄢ，
ㄕㄨㄗㄑㄩ。
ㄨㄊㄨㄥㄑㄧㄢ，
ㄓㄏㄠㄈㄤㄌㄚㄌㄧ！
（不认识“嗯、呒”两字的，只好读它们的半边——“五、无”两字之音。）
岂不要叫人绝倒！所以我觉得要全体记音才好。颉刚先生！卓见以为然否？
疑古玄同序。
1925，9，2，初成，
1926，2，8，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