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顾颉刚先生书》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初刊于《读书杂志》第十期。
答顾颉刚先生书
颉刚先生：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的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传说，想来是实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的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这类把戏，其实早被韩非戳破了，只因秦汉以后的学者太无见识，糊里糊涂地相信这是真人真史，直到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才把它弄明白了。今读先生之论，证以《长发》和《蹠宫》两诗，方知连禹这个人也是很可疑的了。王静安说《商颂》是西周中叶宋国人的作品，此说我不以为然。王氏不信卫宏《序》以《商颂》为商诗之说，固然不错；以“景山”及人名、地名、用语、称名等等证明它是宋诗，尤为卓识。但王氏所举与《商颂》“语句相袭”的《苌楚》、《隰桑》、《石鼓文》、《云汉》、《烝民》、《常武》、《江汉》、《采芑》诸周诗，虽旧说以为宣幽时代的作品，然我却不敢贸然相信，况王氏又说，“其为《商颂》袭《风雅》，抑《风雅》袭《商颂》，或二者均不相袭而同用当时之成语，皆不可知”，则王氏本未尝以此等词句相像为《商颂》是西周时诗之证。但王氏又说，“《鲁颂》之袭《商颂》，则灼然事实。夫鲁之于周，亲则同姓，尊则王朝，乃其作颂不摹《周颂》而摹《商颂》，盖以与宋同为列国，同用天子之礼乐，且《商颂》之作，时代较近，易于摹拟故也。”因此断定：“《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太师次之于《周颂》之后，逮《鲁颂》既作，又次之于《鲁》后。”他这种证据是不能成立的。他说《鲁颂》袭《商颂》之为“灼然事实”，大概是根据《法言》“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一语，所以他断定《鲁颂》“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拟《商颂》“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但杨雄这种话实在没有做证据的价值。其他什么“同为列国”，什么“同用天子之礼乐”，什么“时代较近”，更是臆测无据之谈。盖王氏虽不信卫《序》，但极信《国语》“正考甫校（王氏读为‘效’，解为‘献也’）《商颂》于周太师”之说。我却以为《国语》这句话也不可轻信，因为用了“太师”和“校”这些字样，很有汉朝人的色彩。据我看，还是《史记》说《商颂》是宋襄公时的诗的话比较地近情。因为《商颂》中夸大之语甚多，极与《鲁颂》相像。魏源《诗古微》因《鲁颂？蹠宫》有“荆舒是惩”及《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说，“召陵之师，为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归侈厥绩，各作颂诗，荐之宗庙”，其说似乎有理。还有一层，《商颂》文笔非常之畅达，实在不像东周以前的作品。我这意见，虽与王氏不同，然对于先生“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这个意见并无冲突；而且我这种讲法，与先生所说“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的话尤觉契合。
伯祥兄说禹或是龙，此可备一说。先生据《说文》云“从”，而想到“”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说文》中从“”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从“”（如“禽”、“萬”、“”、“獸”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地”之“”字，殆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
我很喜欢研究所谓“经”也者，但我是很“惑经”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的《伪经考》和崔觯甫师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近来看叶适的《习学记言》，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礼记通论》（在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中），崔述的《考信录》等书，和其他书籍中关于“惑经”的种种议论，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的儒者“托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才是孔丘的“托古”），“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我现在以为——
（1）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
（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
（3）把各不相干的五部书配成一部而名为“六经”的缘故，我以为是这样的：因为《论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和“兴子诗，立于礼，成于乐”两节，于是生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之说，又因此而造出“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之说。这一来，便把《诗经》、《尚书》、《仪礼》三部书配在一起了。因为“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邵懿辰《礼经通论》说），故实虽三部，名则四部。又因为孟轲有“孔子作《春秋》”之说，于是又把《春秋》配上。惟何以配入《易经》，我现在还没有明白。先生如其知道，请告诉我。
（4）“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六经”之名，最初见于《庄子？天运篇》。又《庄子？天下篇》先说“诗、书、礼、乐、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下又胪举“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个名目而不云“六经”。案，《庄子》中可信为庄周自作者，惟“内篇”七篇而已。《天运》在“外篇”，《天下》在“杂篇”，皆非庄周自作，当出于战国之末。
（5）自从“六经”之名成立，于是《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礼记？经解》、《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记》（甚多）、《汉书？艺文志》、《白虎通》等，每一道及，总是六者并举；而且还要瞎扯了什么“五常”、“五行”等等话头来比附了！（到了刘歆等“古文家”出来，又在那五部书外加一部《周礼》。至于《春秋三传》、《小戴礼记》以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书，自来皆认为“传记”，故流俗所谓“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也者，都可用“六经”之名赅之。）
我们要考孔丘的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我现在把《论语》之中与所谓“六经”有关的话分别记出如下：
关于《诗》的有十八则：
A.《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
B.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
C.“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八佾》）
D.“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
E.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F.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G.《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泰伯》）
H.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I.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J.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K.“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罕》）
L.“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罕》）
M.南容三复“白圭”。……（《先进》）
N.“诚不以富，亦只以异。”（《颜渊》）
O.子曰：“诵《诗》三百，……”（《子路》）
P.……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季氏》）
Q.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阳货》）
R.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阳货》）
关于《书》的有四则：
A.《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为政》）
B.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C.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泰伯》）
D.《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宪问》）
关于乐的有六则：
A.子语鲁太师乐，……（《八佾》）
B.子谓《韶》，……谓《武》，……（《八佾》）
C.子在齐闻《韶》，……（《述而》）
D.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E.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F.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关于《易》的有三则：
A.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B.“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C.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总说的有三则：
A.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B.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C.曰：“学《诗》乎？”……曰：“学礼乎？”……（《季氏》）
关于礼的话，《论语》中虽然很多，但大都是论礼意的，和《仪礼》全不相干。（“射不主皮”，“揖让而升，下而饮”等语，后人虽可引《仪礼》来附会，但不能说这是孔丘引《仪礼》的证据。）
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两节，今文家最喜征引，说这是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我们仔细读这两节话，觉得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春秋经》、《公羊传》、《春秋繁露》中也并没有和这两节相同或相近的话。这样一件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
《论语》中说到《诗》的最多。其中P或不足信（崔述说），G远在孔丘之后，将这两则除开不算外，还有十六则之多。这十六则之中，找不出一点删《诗》的材料来。A、B、C、E、I、K、M、N、R所引的诗句或篇名，都在今本《诗经》这中，仅D与L为“逸诗”（D为逸诗，说见后），则孔丘所见的《诗》，实与今本相差不远。（若说完全一样，则亦决无此理；即使数目相当，而经二千余年的写刻，内容的亡逸和增窜是必不能免的。）再看B与O，则孔丘所见的《诗》，原来只有三百篇，并非删存三百篇，这是以前已经有好多人说过的了。只有J中有“乐正，《雅》《颂》得所”的话，但这话是论乐，不是论《诗》；就算是论《诗》，至多也不过说他编定诗篇次序，决不能作为删《诗》的证据。我想孔丘如果曾经删《诗》，则《郑风》必在被删之列，因为他是主张“放《郑》声”的（前人有谓“声”是“乐”，不是“诗”，这是要想曲为弥缝而又强作解人的议论）；而且若照秦汉以来的儒者那样用“圣道”、“王化”来论《诗》，则王柏、阎若璩、万斯同的话真是一点不错，因为必须将《诗经》如此删改，然后可以免于邪僻淫乱而合于圣道王化也。
关于《书》的四则，也找不出一点删《书》的材料来。除B以外，都是引《书》。但很古怪：三次引《书》，都不在二十八篇之内。照此看来，现在这二十八篇“今文《尚书》”恐怕与孔丘所见的《书》很不相同。
乐无经，则关于乐的六则似乎不必去讨论它了。但就F看来，倒是这个没有经的乐是经过孔丘的整理的。
关于《易》的虽有三则，但这三则不特不足以证明孔丘曾经赞《易》，而且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A的文句，《鲁论》与《古论》大异。今本出于郑玄，郑于此节从《古论》读。若《鲁论》，则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见《经典释文》）。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即从《鲁论》。我以为《论语》原文实是“亦”字，因秦汉以来有“孔子赞《易》”的话，故汉人改“亦”为“易”以图附合。《古论》是刘歆伪造的壁中经，固不足信；但此字之改，却并非始于《古论》，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已经作《易》了。大概汉人初则改“亦”为“易”；继则将《论语》此节改成《史记》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种改变，原意殆想将《论语》此节作为赞《易》之证。不料偶不经心，留下一个大漏洞：他们说孔丘暮年归鲁以后删订“六经”，其时他已在七十岁左右，于是《论语》中“五十”两字便讲不通了，什么“或五年或十年”，什么“用五用十”，或改作“卒”，或改作“吾”，讲来讲去，终难圆谎！B只引《恒卦》的爻辞，也与赞《易》无涉。至于C的曾参语，在《易》为《艮卦》的《大象》，但多了一个“以”字，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明明是作《大象》者袭曾参语而加一“以”字，使与别卦《大象》的词例一律。崔述曾据此以为《象传》出于孔丘以后之证。这岂非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