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新华社电稿平静地发出一条简讯：我军取消最后一个营级骑兵建制。我不想问我父亲对此有何感想，因为他不会戏剧化地产生什么感想。他已经离开了社会主流，而在战争年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兵。然而，无论他当年怯懦也罢，茫然与蛮勇也罢，一种骑兵式的行为已在他心里定势，做什么事都要冲锋。譬如翻译和出版几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书籍。事实上，当骑兵很糟糕，首先这种冲锋的心理定势就使人不得安生。然而战争留给人的就是这些，它无法改变。
不久前，我父亲来到我在沈阳的家，吃到一种叫“红富士”的苹果。他认真地吃过之后，告诉我：“唔，好吃。”我眨着眼睛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这岂止是“好吃”，时下的歌舞厅、卡迪拉克、把头发染成红色的女人、电脑绘画和彪马运动鞋等等，怎么能向这个老骑兵说得清楚呢？
我爸
1
今年春节，我爸于一和暖之日背手在街上遛跶，穿戴讲究。
蒙古人在城里遛跶，打老远一看就是蒙古人，虽然我爸进城六十年了。他们喜欢背手，眯眼，目接天际——这是在草原养成的习惯。
这时，他见街上躺一个老汉，身压自行车。我爸上前扶他，他不干，说：“我等那个人扶我。”
“哪个？”我爸问。
“撞我的人。”
我爸前后左右看半天，没人。说：“哪有人？起来吧。”
这老汉躺着问我爸：“你多大岁数？”
“八十。”
他“唰啦”爬起来，自己拍身上的土，“我才六十，哪能让你扶？”骑车走了。
我爸回家感叹：“现在的人，学雷锋还得报岁数。嗨！”
2
我爸赴台湾出席“原住民文学研讨会”。见排湾族作家孙大川，两人结为友好。一回，他拿出照片，“这是我和孙大川的合影”。
我们瞧，一人（孙大川）目光炯然，环抱一老头儿，老头儿只露后背。
“哈哈”，我媳妇大笑：“爸，这算什么合影，你在哪儿呢？”
“这儿。”我爸指照片人的后背。
“哈哈，爸，合影得露脸儿，光看后脑勺知道是谁？”我媳妇指“后背”说，“说他是谁都行。”
我爸拿照片端详半天，默然而退。过一会儿，他指“后背”问我们：“这是谁？”
“哈哈，你不说是你吗？”
我爸眨眼回想：“孙大川那天跟好多人合过影，怎么证明这是我呢？”
我妈以证据学角度判断出“后背”的衣服是我爸之“七匹狼”牌衬衫，并翻出这件衬衫佐证，不然我爸打算把照片扔了。
3
我有一件单位发的警用棉衣，在制服里穿的，送给我爸。
他穿上防雨绸面的警用棉衣，在街上遛跶。到市公安局附近，见该局×局长。×平日爱跟我爸开玩笑。
他问我爸：“你在哪儿弄的棉袄？”
我爸答：“这是国家给警察他爹发的。”
身为警察的×局长满头白发，干吧嗒嘴，半天没想出合适的词对应。
4
我爸说：“我现在有点儿自卑。”
我听了非常吃惊，他从来不自卑。特别是《蒙古写意》这本书把他的传记和嘎达梅林、民国初年在奉天开东蒙书局的克兴额这些人物写到一块儿后，他精神状态极好，比矍铄还多出一些昂扬。
“不会吧？”
我爸以手捋头发——他满头黑亮的浓发，无一根银丝——说：“老年人，特别做文化工作，头发还是白一点儿、掉一点儿受人尊敬。”
5
我爸认为我妈（干部速成学校毕业）文化不行。
我妈上百货大楼买东西，回来很生气，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连牙膏都出两面派了。”
我爸听完不言声，用脚划拉鞋，穿风衣戴礼帽，下楼。过一会儿，他上楼说：“你妈这个文化，嗨嗨……”边说边摇头，近于痛心。他手托一管牙膏，指着：“你好好看看！”
牙膏大字：“两面针”。
我爸摘礼帽，脱风衣，上床躺下，说：“文化是基础，干什么都离不开文化呀！”
其实我妈至少认识这个“针”字，她马虎。一回，我和朋友在家喝酒，刚要开瓶，我妈说：“别喝这个，我有好酒。”
她搬凳子从壁橱上层掏出一个礼品包装，说：“西马酒。”
我爸指出：“西凤酒！”
繁体的“凤”字，里边的“鸟”有许多脚，像繁体的马。
“马字披上大氅也不能念马呀？工农干部。”我爸说我妈。
后来，我爸为我妈发明一个新的称谓——高老师，我妈叫高娃。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老专家管“工农干部”叫老师，无异讽刺乎？我妈跟听不出来一样，在“高老师”的呼唤声中为我爸端茶倒水，拿点心，找花镜。现在每早到他床头送上六粒螺旋藻片。
6
我爸担任主编的历代蒙古族文学丛书四套十二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发式，媒体前趋报道。有位记者说了一句话，让我爸久久不能平静。
他是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说：“那老师，我们回去发消息，用四十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我爸自京返家，重点向我妈报告这件事：“四十多种语言……”
当晚九点，国际电台即将开播消息。在阳台上，我爸仰望浩瀚的星空（之前他把此事通知了许多人）。他揣摩“四十多种”语言正同时发出不同的声音，说这套书把从成吉思汗时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蒙古族文学作品首次译成汉文出版，多地域、多体裁、多年代，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中属首例。消息在全世界传播，无以数计的人正侧耳倾听。虽然电波不为人眼所能捕捉，但确实在夜空中飞翔，让我爸久久仰望。
我爸被我妈叫回屋里之后，问我“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
我答：“几千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种语言？不会吧？”
“光非洲各部族就有上千种。”
我爸说：“嗨！四十种……我睡觉了。”
7
我给父母买来复合维生素药片，每人五盒。
一年后，我爸的药放在原处，连药盒都没开，我问我妈怎么回事儿。
“你爸不吃，说你要害他。”
害他？原来他读说明书，看到了药片的成份组成，说：“我没大粗脖子，吃什么碘？钒，钒是什么？旧社会红钒白钒都是毒死人的东西。磷、钾，这不是化肥吗？还有叶酸泛酸，吃了难道不烧心？你看，维生素A，每片含4000国际单位。4000？太多了。”
我听罢极为光火，倾力讲解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人体的好处，以及国际单位。我爸改变态度，立刻开瓶吃了一片。我又好笑又生气，问：“如果有毒，我妈吃一年多，你怎么不怕她被毒死？”
他说：“你妈迷信你说的话，就算毒药，吃进去也没事儿。”
8
我爸对蒙古民歌的热爱无以复加。他盘腿坐床上自己小声唱、跟电视的蒙古语文艺节目一起唱。不过瘾，邀请别人唱。
一次，某女士到家拜访我。我爸从她相貌猜是蒙古人，用蒙古语问：“会唱蒙古歌吗？”
该女士本来羞涩，更羞涩了，小声答：“会。”
“一块儿唱吧。”我爸兴高采烈，像打扑克找到了搭档。
女士大衣裹身，手套还没摘，站着开始唱。我爸坐床上唱，上身微晃，音色因支气管粘连而略带嘶哑。他和她合唱，虽然不知来客何人。
他们唱完《达古拉》，唱《诺恩吉亚》、《达那巴拉》、《金珠尔玛》、唱《万丽花》和《隋玲》，多了。一曲唱完，我爸马上接另一曲，唱了一个小时。
一般人没有进别人家就唱歌的，但蒙古人不能拂逆长辈意愿，她只好唱。渐渐的，她的拘谨羞涩唱没了，面上红润沁汗，眼神明亮。我爸唱够了，说：“你们说话吧。”
女士说：“我回去了，单位要开会。”
9
我爸说自己的家乡好，脸上无限向往，说家乡胡四台村的白云呀、野鸭呀、湖水等等。他总回去，此说是劝我们一起去。
我们和他到了胡四台，满眼白花花的沙漠，哪有湖泊、野鸭和野鸭蛋？白云当然有很多。
我爸说，原来有的。
他说，尽管现在没了，家乡还是很美。他常用“没比的、太美了、唉呀呀”这三个词形容家乡。
我们没发现美并追问美在哪里，使他恼怒，骂我们是“无情无义的王八羔子”。
10
我爸名讳“那顺德力格尔”，直译为“岁月（如鲜花一般）盛开”，即“长岁”或“寿兴”。别人称他“那顺”、“那老师”。
那老师从建国前之“三整三查”始，自文革终，无时不处于政治的危悬之中，文革曾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岁月虽比不上花朵，但终究“盛开”到今日，殊不易。
一天，他自语“问题出在名字上，那顺？哪里顺过？以后我改名，叫‘那不顺’。”
11
我们小时候，我爸去天津治肺病。治完病回赤峰，他自火车站乘一辆俄式马车回家。四匹健壮的三河马拉着绿棚高轮的马车“嘚嘚”穿过我们住的盟公署家属院，孩子们追着马车跑。我爸穿白府绸短袖褂子，戴巴拿马遮阳帽高坐后厢，左瞻右顾。车停家门口，他双手拎花花绿绿的点心匣子下车。木头栅栏外围满观看的邻居，我妈因此扭捏。
我觉得对我爸来说，上天津只算微渺的铺垫，而在家属院的巡礼才是高潮。
12
我们小时候，常见我爸在写字台前写字，翻译《松树的风格》等作品。以时间计算，他凝思多于写字。我爸眼睛大，圆睁如豹睛，鼻梁挺直略带点儿鹰勾，端视对面的墙壁不眨眼。
这时，我姐喜欢给他梳小辫子，在他大背头上扎六七根小辫儿，散开再扎。我爸浑然不觉，凝思凝视，少顷，写几个字。
一次，我爸托颊午眠，我姐塔娜在他头发上梳一个朝天锥，系红头绳，如双簧“一碟子盐白菜”那种。塔娜后来不知干什么，把这事儿忘了。
我爸醒来，穿湖青色毛料西服（他好穿）上班去了，没戴礼帽。
过一会儿，他气冲冲回家，咬牙，攥拳，吼：“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再跺脚。原来，他扎朝天锥走在街上，路遇外人窃笑、大笑却不觉与己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熟人向我爸指出朝天锥发式之所在。我爸愤然捋去头绳却没去上班。他回家训我们一顿后，沿此路重新走一遍上班。
13
我爸当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受一次枪伤。一颗国民党子弹贴着他脚底板穿过，感觉像被火钩子烫了一下。当时他在战马上，子弹轨迹与他抬脚的角度刚刚好。“多偶然。”他说。
14
我爸的文化是在部队熏陶出来的。战争中，每到一个村子，别人喂马做饭，指导员让我爸到老百姓家刮锅底灰，在山墙刷出黑地儿，写粉笔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等。有时，刚写两个字，战斗又打响，剩下的字等以后再说。如果时间宽裕，我爸就在黑板上写满字，有抒情。不会写的字请教指导员。指导员是东北军大派来的干部，文化高，名叫巴雅尔。我爸当时十七岁，是四野骑兵二师的士兵兼文化教员。
15
我爸自小在胡四台村已成达人，大眼睛滴溜溜转，偷瓜，七岁开始抽烟，站在墙上与人滔滔不绝对骂。他降生母殁，父亲彭申苏瓦从军在外，由祖母努恩吉雅养大。
我妈
我妈今年72岁，除了皱纹、白发之外，看不到衰老。她早晨跑步，穿专业田径训练鞋。我外甥阿斯汗恶搞，把钟点回拨两小时，她三点钟起床跑，回到家四点半。我爸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去啦？”以为她夜不归宿。
跑完步，她上香礼佛，熬奶茶，擦地，把煮过的羊肉再煮一下。我爸醒来，她给他沏红茶，冲燕麦炒面，回答我爸玄妙的提问：
“谢大脚到底是不是赵本山的小姨子？”
“海拉尔叔叔得的是什么病？”
“立春没有？”
阿斯汗醒来，提出更多的问题，关于洗澡、书包、鞋带儿等等。我妈应对这一切，用官员的话叫“从容应对”。自兹时起，到夜深关闭电视机，她为每一个人服务，从中总结规律，逐步完美。而她本人神采奕奕，像战场上的女兵一样谛听召唤。
但人老了，动作有些慢，手指也笨，她以勤补拙。我女儿鲍尔金娜有一条海盗式带亮钉的腰带，断折扔掉。按说扔应扔在垃圾桶里，她扔在窗台上。第二天，被奶奶用鹿皮缝好。
“哟！”女儿打量针脚，说：“奶奶，你应该考北京服装学院。”此院是鲍尔金娜就读之地。
就这样，我妈做完计划内的杂役，再寻觅计划外的事务完成之。当我媳妇把带观世音菩萨坠的金项链如勋章般给她戴上，作本命年礼物时，我妈欢喜不安。受人一粥一饭她且不安，况金银乎？
我妈像蚂蚁一样辛苦七十多年而没养成蚁王的习性，还在忙。别人坐看电视的时候，她站着；别人吃饭，她还站着。唤她坐是坐不下来的，人站着总能帮上别人一点忙。好像没人管自己的母亲叫蚂蚁，一般都讴歌为大山呀、江河什么的。我妈如蚁，没时间抬头看天，只在忙。
正月初六，我们从内蒙返回沈阳，走之前自语到车站买瓶水。这时我妈不见踪影，同时我姐夫的鞋也不见了。
“姥姥把你鞋穿走了。”阿斯汗对他爸说。
“不可能。你爸一米八，姥姥能穿他鞋吗？“我媳妇对阿斯汗说。
我姐夫打开门，听，“你姥姥上来了。”
我妈穿一双大皮鞋上楼，手捧矿泉水。她怕我们买，连忙下楼了。为儿女的小事儿，我妈迅捷连鞋都来不及换。如果我妈是一只鸟，一定从窗户飞出飞入无数次，把所有好东西拿回来给自己的儿女，不管飞多远。
春节前，牧区的哥哥朝克巴特尔、姐姐阿拉它塔娜和妹妹哈萨塔娜每人肩上扛着羊，给我妈过本命年。他们请婶子上坐，献上礼物（不是羊，是缎子被面、红糖、毛衣和钞票），跪拜。阿拉它塔娜双手抚胸，唱一曲古老的民歌，其他人额头伏地。
“如果大雁还在的话
小雁才感到幸福
如果父母还在的话
儿女才感到幸福……”
这首歌很长，回环往复。跪地行礼的人都五十多岁了，满面风霜。我妈扭过脸，泪水难禁。他们是我大伯的儿女，每个人自小都得到过婶子的抚育。我妈像一只在林中结网的蜘蛛，把四面八方的亲戚串联到一起，共同吸吮网上的露水。
我妈对我说：“其实我最喜欢的事儿是看小说，就是没时间。”
时间，成了一个七十岁老太太的稀缺之物，以至于不怎么吃饭，不怎么睡觉，她把自己的心分成很多份给了别人，私享的一念是读书。我给她寄过一些杂志，她望而欣慕，夜深之后慢读，指沾唾沫掀书页。她说这声音好听。
家是碗，母亲是碗里的清水。人们只看到碗，看不见里边的清水。
儿的银丝和父母的白发辉映——给母亲的一封信
妈妈：
你好！
好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这几天回想，刚到沈阳的时候可能给你写过几封信，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再往前，我在熬热水汤治类风湿病时可能写过，下放到青年点写没写过记不清了。电话普及之后，更少写信。前两日，一位做杂志的朋友约请写家为自己老人写一封信。建议虽好，但写起来有些扭捏，像小学生第一次写作文，不知写啥，也不知怎么写。后来想，给自己母亲写信，就信马由缰吧，像唠嗑一样。
我近半百，银丝从黑发里往外跳，但自己并不觉老，在你和我爸面前还很年轻。白发只是我这棵树外在的斑驳，是别人看到的，自己没感觉。头几天在马路上跑，34分路程我跑了29分，六公里，达到以往的最好成绩，不老。我最高兴的是你和我爸身体都很健康，思路清晰，热爱生活，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待。这已经万分难得。保有家庭的“全”是人间最宝贵、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盛事。
咱们家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在文革初期、中期和后期，我爸的灾难和疾病持续了十几年，这期间全是你独力支撑，让我爸享有今天的幸福晚年。我爸现在每天都骂一通极左路线，感谢邓小平使他获得新生。这个思路符合实际情况。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政策让包括他在内的一批老干部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但中央对每位老干部的生活细节实在无暇顾及。而给我爸端水、做饭、拿药、准备他前往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发式的准备工作，都由你亲力亲为，你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所以我爸除了感谢邓小平，还要感谢你。他以八十岁之身还在勤奋著述，要感谢的还有他自己顽强的意志和对蒙古民族一片忠诚眷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