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原来有一付好身板，却被文革致残。一个好人，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活活被打疯了。外伤引发的精神病非常少见，我爸是一个。连续三百多个小时的轮番毒打，导致精神崩溃。这也许比被打死庆幸一点，但留给他和咱们家的是无尽痛苦。我还记得，他从报社的“监狱”放出来之后，整夜不睡觉，给泛夜光的毛泽东塑料胸像鞠躬，请求宽恕。作为“宽大处理”的待遇，他可以回家居住，棉袄袖子上缝一块白布，上写“大叛徒”。在我的印象中，他天天俯案写作，写的全是“交待材料”。“文革”结束，他的病没结束反而更重。不一定哪天，有人说我爸在红旗广场昏厥，倒在地上；有人说他躺在南山下的树坑里。你赶忙去救护他。那时候没电话，没救护车，连三轮车都没有，你把我爸弄回家不知要费多大的劲儿。有时候，我爸突然抽搐，你赶紧拿软布塞进他嘴里，防止咬断舌头。一次，你抽手晚了，差点被咬断手指。我爸作为骑兵战士在战场上幸免于难，在文革中幸免于难，而今作为自治区有贡献的专家，继续操持昭乌达译书社的事务，这在过去连想也不敢想。
我从刚懂事开始，感到咱们家具有一种崇尚英雄模范的氛围。家里订《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你读书笔记本的彩色插图也是英雄形象。我没上学就知道焦裕禄、向秀丽、刘英俊和雷锋的事迹，得自于你的影响。你真心按党的要求做，把模范人物当自己的榜样，以此报答党。其实，除去那个年代利用英模的因素外，向善看齐，就是定下心思做一个好人，这没有什么错，这是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点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你的影子。做一个好人是最大程度的成全自己，超越政治，满足自己的内心需要。在医院，你常常为素不相识的蒙古妇女当翻译、拿药，更多的是垫钱。你熟识昭乌达小区最贫困的那些人，把家里用不上（实际用得上）的衣物、鞋子、家具甚至碗筷分送给不同的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赶驴车的农民装一筐新熟的杏打听你的名字，说要感谢你。还有人送鸡蛋、小米，他们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找到咱们家。五十多年前，车大娘为我姐哺乳救急，此后你年年拿厚礼看望她。后来，车大爷生病，他儿女生病摊事儿，你都去探望料理，直到去年送走车大娘，给他们的钱物已经算不清了。你对我大伯、伯母和堂兄妹从治病、抚养、上学、结婚，全包揽下来，五十多年竭尽心力。难怪去年我堂兄朝克巴特尔带着他的两个孙子专程上赤峰给太爷太奶行叩头大礼。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你年年是模范党员。在我的认知中，你是从没给党抹黑、表里如一、至善至诚的人。
你几乎养成了习惯，每见到一样好东西，比如一个苹果、一件衣服，甚至一块手绢，总会想到别人，心里唯独没有自己。你的衣服都是亲戚和儿媳妇给买的，你舍不得给自己买一点东西。
在世界观方面，你对我的影响是：一要做一个好人，诚实、善良、本份；二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我记得当年五七干校散伙时，我偷了一个排球，你带我驱车几百里把球送回去，当众承认球是自己偷的。当时我极为委屈痛苦，但越往后越感到这是一笔财富。不是自己的东西，无论名利财物，一概不生妄心，清白度世，是钱买不来的福份。而今天我写一点东西，也是回报你和我爸的期望。
春节刚过去，我们才从你那里回来。春天到了，我盼望你和我爸开始新的、美好的一年。天气转暖后，我爸应恢复锻炼，下楼走一走可提高肺的功能，防止肌肉萎缩和骨质疏松。你应多增加营养。营养的概念一是全面性，什么都吃点儿；二是摄入优质蛋白质等等，如肉蛋奶。阿如汗、阿斯汗的事不要管了，让他们自己闯前程吧。我这里都好，筹备女警、警嫂、警母的颁奖典礼，大家一起干，累不着。鲍尔金娜三月一日到鲁迅文学院上学，那里条件很好，不用担心。
你们好好活着，我们争取在一起再过20个春节，让儿子的银丝和父母的白发在除夕的灯光下辉映。
祝
大安！
儿：原野
2008年2月22日
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日子，对北京人来说只是一天，对外省人来说，则可能是一处景物。外省人在北京兴奋而疲惫的时间流程中，北海、八达岭、颐和园，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天的内涵和表征。当他们坐在旅馆简陋的床上，对费用与时间的核算产生困惑时，有人在沉默中喊一句“故宫”时，便有人赞和“对，对了”。故宫，就是——比如说——第七天的活动内容以及第七天本身。
时间，在北京穿着厚实的衣裳。
除了以地域替代时间之外，外省人进京又放弃了时序，即几月几日，一切都从第一天、第二天开始，像《圣经》上描述上帝造人那样。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外省人，譬如我，还有我的家人。
六月，我路过北京。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在王府井大街做梦似地见到了父亲和姐姐。当时，我从合肥回沈阳，家父由赤峰赴呼和浩特，我姐在北京治病。
当时，我们并没有掐自己的大腿什么的验证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微笑着，互相打量，在王府井大街上压抑着兴奋。
我爸说：“我的眼睛就是好。”他挥臂向前一指，非常自负地说：“一百米之外，我就发现了我儿子。”
我有些不好意思，也就我爸这么说，我根本不是值得别人在百米之外就被发现的人物。陪我买东西的一位朋友在一旁惊讶着，看看我又看看我爸。他在王府井大街把胳膊伸出去，像打枪一样。后来，朋友对我说：“你爸挺慈祥。”我知道，她所说的“慈祥”，是说我爸脸上像佛爷似的朴素宁静的笑容，这是蒙古人的笑容。因为他进了北京，在北京见到了儿子。
在我们一家人互相流露亲情的目光时，朋友告辞了。我和父亲找一个果皮箱，站着抽烟。抽烟是说话的开始。
我爸指着自己身上说：“衣服是陈虹在沈阳买的，裤子是你妈新买的，这个凉鞋——”他瞅我姐。
我姐塔娜赶紧接过话头：“我在四门市给爸新买的。”
陈虹是我夫人，四门市是我家乡的一个百货大楼的通称。我说：“挺好的。”
我爸满意地点点头，他愉快地观望四周，口鼻飘散烟雾。在门面装修考究的王府井大街上，人流熙攘，大约多半是外省人，他们衣服穿得较厚，手拎大兜子。
“吃饭！”我爸把烟捏灭，果决下令。
我姐反对：“刚九点半，吃什么饭？”
“那就照相。”我爸说。
外省人进京哪有不照相的呢？当然要照相，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四十年来，到过北京的外省人的照相簿中，大约都可以找到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天安门将北京凝缩一体，这个在国徽和硬币上出现的天安门，是我们到过北京的美好证据。
后来，我在火车上想，爸爸见了我为什么先夸耀他的新衣裳呢？退回几年，这会使我难为情。他并不缺衣裳，也不是第一次来北京。他是高知，当然是小城里的高知，但进北京必要置一身新衣裳。这可能很令北京人笑话，过去我也笑话过穿着新衣裳坐着胶皮轱辘马车进城的乡下人。忽然想到，穿新衣不是怕城里人瞧不起，就我爸而言，他是用新衣裳来赞美北京。高攀地说，如维也纳人穿礼服参加音乐会一样。
照过相，我爸说：“这回该吃饭了吧？”我和姐姐只好跟他老人家去吃饭，由我付钱。这时不能提这样的问题：“你饿了吗？”等等。我知道这确乎是一种纪念，纪念我们共同到了北京。饮食到底是一种文化，如果不吃饭，怎么办呢？已经照相了，难道和天安门前的石狮子久久拥抱吗？我们（至少是我爸）必须表达这种感情，在这么高兴的时候，吃着饭喝着酒说着话，美好的东西就被固定了。这叫“下馆子。”
在西单一家饭馆里，面对一桌饭菜，我爸兴奋地回忆着往事，我因为疲劳而吃不下饭，我姐刚吃过饭，也没有动筷。
“这就绝了。”我爸眼里放射神彩，奇迹又发生了。“一九四九年，我头一次来北京，也是在西单吃的饭。”开国大典时，他所在的内蒙古骑兵部队来参加阅兵式，两个人花三千块（三角）钱合吃一碗面条，在西单。
历史在北平拐弯和我爸见面了。照相了，吃饭了，他心满意足，回招待所了。
眼下的北京，无论有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譬如北京人逐渐用“环”这个现代化的道路概念来替代以往的“城”的地域概念，譬如凯莱、秀水与世界公园这些景观给北京注入了国际化的色彩，这些与我爸对北京的感情没有关系。至于北京的掌故，譬如梁实秋深挚咏叹过的内务部街的槐树、梅老板在天桥剧场的演出，我爸也不懂。他根本不会说出“北平”这个词，但他坚定地热爱北京。北京人对外省人的倨傲、行车住店的麻烦，都不影响他的爱。
他热爱北京的什么呢？不光他，我家更小的孩子也有这种感情。我外甥阿斯汗两岁时被姥姥抱着在赤峰的街头逛，看到市委刚刚粉刷的楼房和一座建得很好的门垛子，他突然伸出手，用蒙古语说：
“EebaoleBejingmi？”（这就是北京吗？）
阿斯汗更不了解北京，但他把眼中的巍峨清洁华丽之物归于北京了。他长大之后也会穿着新衣裳去看真正的北京。
北京在我爸眼里是什么呢？是长安街和东单西单，是宽阔的广场和天安门。这是北京里的北京，是一眼就能发现的永远看不透的高贵所在。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必用“金山”这个词。在蒙古人眼里，金山不是财富，而是圣洁。如果用歌声来表达，是那首一叹三婉的藏人的歌曲：
“北京的金山上……”
这是可以被描述也可以被实践的梦想。
旗手
小女鲍尔金娜上学不几日，拿回来一样东西——三角型的红旗，上书：“一年二班”。
孩子没想到老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她，因此双眼发光，脸蛋上的红晕久久不散。
这是路旗。泰山小学一年二班的学生散学后，往右拐直至51号院的孩子（约五六名）在这面旗帜下鱼贯而归。我女儿是掌旗的人——其实说举旗即可，但“掌”更高昂。
接下来是给这面旗找棍，因为它只需一尺长，就算不上旗杆了。全家人一致思考哪里有这样一根神奇的棍。后来姥爷从后院庞杂的藏品中找到一截柳木，菜刀削之，砂纸磨之，若有漆，必将漆之。总之，旗举在小女手中，在各个房间中招展。睡觉，她把旗放在枕边，睇视流连，最后困得不行，还拼力看了一眼。
那时，我不觉得她可笑，而在分享她的光荣。家长们执意送给孩子的好东西，比如食品、玩具，不一定是她的最爱。家长们容易忽略的在于，一个人，不管多么幼小，对荣誉都抱有渴望。而荣誉只在人群共处的时刻才产生。在可以贯穿人的追求中，荣誉即一。当然，追求荣誉而引发的手段种种，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只是说，小孩子上学，会被一种标志所激动，是神奇的体验，譬如，红布与柳木组成的“一年二班”，是没上学的顽童无法企及的大境界。
从那时起，小女早晨上学前，把旗认真卷好放入书包——因为上学并无追随者，无须打旗。放学，她手举红旗走在小队人马的前面，带着羞涩的笑容行于弥漫着烤羊肉串和朝鲜冷面味儿的人行道上，身后乃是随员。她想象许多人都在看这面旗子——“一年二班”，而掌旗的人是她。
傍晚时分，女儿归来。当时街上叫卖声四起，积雪在地上化为泥浆。她身穿香槟色的伊里兰牌羽绒服，肩背大书包。因为袖子长，小旗在袖口只举出半截，没有风，旗未招展，更无猎猎的声威。但旗举在孩子手里，使我看到这条大街多了一个认真的人。我当时想，孩子即使长大了，也不必为当年的认真感到幼稚，所谓成熟多是油滑与苟且。事实上，在所谓“幼稚”的举动下，有许多人完成了成熟世故之人永不可及的事情。
人生可喜处之一，在于童年都葆有天真。如果人刚降生已圆滑虚伪，就可怕。人受过谓“教育”之后，经历所谓“社会”之后，再秉持童心则太难。许多人，特别是艺术家与科学家，不可谓不刻苦，不可谓不认真，却得不到命运女神的眷顾，谜底即在此。上帝手里的成功入场券，留给孩子和像孩子们一样的成年人，无视老谋深算之辈。曾有画者向我诉苦，说如何如何却不成功，何故？我几乎话到嘴边，但还是没说出来。我想说，你比不画画的人还奸滑世故，哪能画什么好画？画到极致，什么笔墨构图，已居末位，除非有一颗童心，才得上苍欢喜。
话说远了，想到这些，是由于另一个原因：人们寻找喜悦，却不知喜悦是怎样产生的。掌旗可使一年级小女快乐，成年人怎么快乐呢？
外甥们
1
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外甥。老大叫阿如汗，其名字的含义我搞不清楚，似与佛教有关。原来他叫安达，但邻居斯仁巴拉吉先生的孙子届时降生，也取名安达。我父亲礼让，择“阿如汗”为外孙之讳。小外甥名“阿斯汗”，有时也写作“阿萨汗”。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由仿东蒙一位善战将军之名学来。汉族人习惯将兄弟的名字依傍，如国梁与国栋，或玉臣与俊臣。家父亦将我的外甥以“阿”与“汗”作凤头与豹尾，用心良苦。
阿斯汗三岁或五岁了。因为他居赤峰，我在沈阳，不能牢记其年龄。他惯于足尖走路，生气的时候与乃父一模一样——躺在床上不吱声，表示“非暴力，不合作”。这家伙长得不能说俊，大嘴。经我妻子观察发现：“嘴大膛小”，即嘴里面能盛的食物并不多。我姐既然生了两个孩子，其中必有我的掌中玩物。一次，我趁阿斯汗熟睡，在其开裆裤露出的屁股蛋子上用彩笔画出眼睛、宽鼻与小嘴。正好他感冒发烧，我母亲和他父亲裹着抱着阿斯汗到医院打针。阿斯汗经过一番哭闹挣扎，终于被按在门诊部的床上。护士小姐高举注射器而来，扒裤子，竟被阿斯汗屁股上的怒目吓了一跳。
“你们干什么？”护士小姐问。我姐夫勉强咧嘴笑了笑，无言以对。
阿斯汗想念他的姐姐，即我的女儿鲍尔金娜。他们只有在假期才能在赤峰见面。前几日，阿斯汗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我母亲回答“还有两个月”。无奈阿先生不知“两个月”为何物，穷究到底。我母亲把火柴棍放在床上，说“这是一天，这是第二天……”阿斯汗见此大怒，一把拂去火柴，痛哭，口称“不行”。我母亲说“姐姐要考完试才放寒假”。阿斯汗蛮横认为“那也不行”。
阿斯汗的哥哥阿如汗，是我的大外甥，自小聪颖。他三岁时，我出智力题：
“毛衣跑得快，还是毛裤跑得快？”
阿如汗急得答：“毛裤跑得快！”言毕，他环视左右，准备接受别人的赞扬。
阿如汗长相令人不知所措。俊，但不是通俗之俊，他小嘴咕嘟如花瓣然，眼睛大而长。琢磨事儿时，他下唇顿失。我多次指出这种长相很失水准。但外人说这孩子长得好看且好玩。
阿如汗吃饭绝无言语，尽啖美食之后，抚腹回顾。一次，我姐怒斥他“不学无术”，他报名参加武术班，反诘其母：“就学武术。”今年夏天，他的业绩主要在花坛边捉屎蜂子（蜂类一种，不蛰人，拉丁学名不知所然），然后捏掉其头。昨日，他给我女儿寄来了精美的贺卡，署名“表哥阿如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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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二外甥阿斯汗说：我在沈阳见到过一个黑腿的女人，脸和手都是白的，就是腿黑。我纠正：不是腿黑，是穿的丝袜。阿斯汗小声反抗：就黑！比桌子腿还黑。
阿斯汗说：电视台的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咋还不结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