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唱起来，气息很弱，但还能听出歌词——“骑上轻快的走马，拽上扯手，慢点走，要去的地方很远啊，别灰心……”这是哈扎布的歌。院子里所有的人——穿鲜艳的蒙古袍的歌手和观众们，约有一百多人齐声和起来——“越过山连着山的路途，骑马要掌握好快慢节奏，就要和知心朋友见面了，想起来，心里舒服”。
大伙一起唱这个歌，音场辽阔，他们仿佛是脸上镀金的天使。这时候，惊奇的一幕出现：坐在车厢里的羊倌扎木苏过世了，他还盘着腿，头歪着，脸上甚至带一点笑容。烙饼和好多人喊他不醒，把他慢慢平放在棉被上。
白巴日斯和他爷爷的事是旗里的人告诉我的，而我看到了羊倌扎木苏带着笑意上路的一幕。这是喜丧，大伙都没难过。我猜想，扎木苏想告诉烙饼的秘密不是烙饼，也不是桃罐头和小鸡崽，是他本人将在本命年生日那天的歌声中离开这里，如同一场事先的预谋。
爷爷的名字
从公社后面的护岸林往西看，是一片原始次生林。那天晚上，爽净的夕阳斜射下来，树林挂上了金子汁。落叶松站在湖泊边上，像为远航者招手送行。它们个个披着金色流苏的斗蓬，站立笔直。湖水在光线奇妙的安排下，变成孔雀蓝，上面有一道道浮萍。松树金色的倒影被绿萍遮挡间或露出，真应了那个词——壮丽。壮丽都在自然界，而非人间。
走过去，站在树下观湖。湖水变成清清的白水，而漂萍借夕阳的光线镀一层金红。林间行走，鞋底有绵软的腐殖土。我伸手往地下掏，一尺以下还有铁锈色的松针，烫手，散出一股氨水的气味。
隔不远的松树上挂一个木头小房子，麻绳栓的，里边絮着牙签那么细的树枝，鸟窝。
牧区没见过这种人工设置的鸟窝，德国斯特加特的大树常挂这种木头房子，也在路边。这儿的鸟窝是谁设置的呢？
然而草原少有德国那些在树林里散步的人。在斯图加特山上，方圆五十多公里的森林里，哪一个角落均可见到跑步、骑车或散步的人。他们脸上带着笑容，如演员上场一样从树后闪出，倏尔消失，回到格林兄弟童话第87页中。
夕阳照在这里的每一颗松树上，毫无偏私。树身下端的松针砖红色，干枯了，树顶仍然青翠，此刻染一层漆色线似的红色。
前面有两个小伙子走过，我用汉语向他们问好。高个子小伙儿遗憾地摊开手，他不懂汉语，用英语和我对话。我觉得幽默，我的意思是在偏远的乌兰扎德嘎的草原上，路人不懂汉语不算奇怪，但用英语应答，显得逗。我之英格，并不力士，只好说Good-bye，他们笑了，好像我搞笑。
回乡里，我问吉雅泰，此地不懂汉语懂英语的人多吗？吉雅泰摇头，说那是印度，这里没有。我说遇到两个小伙子，胸背挺直，像服过兵役，穿很高级的皮鞋，讲英语。
吉雅泰翻白眼想半天没结果。他打电话，手比划脚下的鞋，又比划腰板。吉雅泰就这么纯朴，估计他正跟村里人打听“直腰板、穿皮鞋，说英语的人”。
嗨，图瓦的人，吉雅泰告诉我。
我问，是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图瓦，还是新疆的图瓦？
俄罗斯的图瓦。吉雅泰说，两个图瓦留学生，在呼和浩特的大学留学，假期到咱们这儿搞调查。
我说好嘛，我要接见一下他们。
吉雅泰用他的大阳摩托把我驮到葱村，到达图瓦大学生住的牧民家。
他们俩都在家，一人叫巴特，一人叫瓦申克，都会说纯熟的蒙古语。他俩坐着笑，细长眼睛堆起小肉眼泡儿，这是突厥式相貌特征。巴特说，他俩毕业于俄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的克孜勒大学。他学德语，瓦申克学兽医学。毕业了，一起到中国内蒙古留学。
到中国学什么？我问。
我学作曲，巴特说，瓦申克学习古代蒙古文。
瓦申克说，巴特的爸爸是我们图瓦国的总统。
巴特指瓦申克，他爸爸有驯鹿群。他姐姐结婚那天，他爸爸请两千多人吃饭。雇中国人用铁锹在大锅炒菜，特别气派。我哥哥结婚，我爸爸只请三十个人吃饭。
我问，你爸爸是总统，来客多对他形象不好，对吗？
巴特回答，请到的人越多形象越好，我们的婚礼不收礼金。我爸爸挣钱少，总统挣不到太多钱，跟同等工龄的警察挣的钱一样多，没医生挣的多，更没他爸爸有钱。
我问瓦申克，你爸爸在婚礼上请的人都是亲戚朋友吗？
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瓦申克说，提前三个月就告诉他们了。有人赶牛车从蒙古国乔巴山过来，有人从布利亚特国的贝加尔湖西岸那边来。
为参加你姐姐的婚礼？
对嘛，瓦申克自豪地回答。
我参加了婚礼，巴特说，两千多人，在山坡下一个圆圈儿一个圆圈儿坐着吃肉喝酒。啊，婚礼上的人根本望不到边，到处都是人。我们借中国工地的手推车垫上塑料布装洋葱炒肉，烤羊腿，运来运去。白酒装在白塑料桶里，用大碗舀出来喝。
简直是格萨尔王的史诗。我问，什么人围在一起吃喝？
一家人呗。巴特回答，随便啦，想和什么人在一起就在一起。坐在草地上，喝多了躺一会儿，一直吃到第二天早上。
这真叫狂欢。有人送礼物吗？我问。
有。瓦申克说，有什么送什么，送马的，送珊瑚珠，也有送酒的，都喝了。
不送礼物会不会窘迫？
没有，瓦申克说，大家快乐跟送东西没关系。
巴特说，他爸爸领着女儿女婿，自豪地跟每一圈儿的人碰杯，接受别人的祝福，一共醉了五次。
五次？
就是躺地上睡了五次。休息一下，起来再和别人碰杯。巴特问瓦申克，你爸爸一共跟多少人碰了杯？
瓦申克说，一千多人吧。
太厉害了。我说，宴会一共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瓦申克说，我爸爸也不知道。婚礼的肉啊、菜、酒啊、盘子、碗和直径一米五的中国铁锅都是克孜勒一家公司提供的。婚礼结束后，他们把我家的鹿都赶走了。
你爸爸又穷了？我问。
不穷，瓦申克奇怪地看我，他还有房子和三头奶牛。他养鹿就是为我姐姐举办婚礼。
这个胸怀，一般人比不了。我问巴特，总统先生参加他姐姐的婚礼了吗？
巴特拘束地说，参加了，他喝醉了，睡了三天才醒过来。
总统先生带礼物了吗？我问。
带了，送给瓦申克爸爸一个德国产的打火机，巴特说。我爸爸是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当过教授。他当总统是为国家服务，像服兵役一样，这是议会的意志。在我们国家，谁也不能违背议会的决议，当然，普京例外。
你们到这里做什么？我问。
我们来收集蒙古人爷爷的名字，他们俩的表情很得意。
爷爷的名字？我说没听明白。
巴特说，有人不知道自己爷爷的名字，这是可耻的事情。蒙古人尊敬老人，都记得自己爷爷的名字。好多人的爷爷还活着，并记得自己爷爷的名字。我们要出版一本书，叫《爷爷们》。按着几条大河流的走向，按户调查记录。我们调查到的爷爷们大约是1890年到1960年出生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生年月和居住地组成一个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我们已经在德国出版了第一册——《额尔古纳河流域的爷爷们》。其实，每个男人最后都变成了爷爷。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就记下了名字里的文化史。
我觉得这个调查包含着有趣的信息，虽然我不知道趣味在哪里。我问，你们调查的学术意义是什么？
保留蒙古人的传统，巴特说。你看，1910年到1940年出生的东部蒙古人的姓名有许多藏语名字，这是喇嘛教的影响，桑布、敖日布、尼玛、玛希，太多了。有满州语，跟清朝有关系，肖昌阿、益昌嘎、德德玛，都是满州语的名字。还有突厥语，巴特——我的名字就是突厥语。也有波斯语，胡格吉胡，这是从元朝传过来的波斯语名字。这些名字的语意和时代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存，再过一百年就有用了。
瓦申克说，姓名还有词源学的信息，记录现代蒙古语的来源。比如乌兰，来自古日耳曼语。名字里还有匈奴语，跟现在匈牙利的马扎尔语近似。姓名还有博物学信息，姓名记录着过去的山川和湖泊的名字，工具、兵器和法器的名字。核心价值在于注释，我们不具备注释的学识。中国学者知道的也不算多，我们请德国的蒙古学教授做注释。
你们在这里还做什么？我问。
瓦申克说，搜集民歌，告诉牧民每天晒十五分钟的太阳，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卫生提示。劝牧民戒烟，他们如果戒了烟，送他们一头牛犊。
谁出钱？
巴特出钱，瓦申克说。巴特的呼麦唱片在英国卖得很好。他的帐户每年都打进来五六千欧元。
唱一首呼麦吧，我说。
巴特瞟一眼瓦申克，他俩几乎同时哼唱一首歌曲，用呼麦。巴特唱高音和中音两个声部，瓦申克唱低音声部。他们手拍胸脯确立节奏。歌声很优美，有一点点忧伤。巴特说，这首歌名字叫《呼和浩特的小鸟》。
树林里的鸟笼是你们放的吧？
是的，瓦申克回答。有的小鸟从树顶的窝里掉下来，被喜鹊吃掉了。路过的人遇到雏鸟，拣起来放进人工窝里，它们就活了。
喜鹊吃小鸟吗？我奇怪。
哎呀！吉雅泰说，喜鹊还吃水里的青蛙呢，它爱吃肉。
巴特说，树上的小鸟握不紧窝里的树枝，会掉下来。它们没长翅膀，飞不了，也不会觅食。小鸟的爸爸妈妈急得叽叽叫。喜鹊、蛇都会吃掉它。人工的鸟窝是救护站。爸爸妈妈叼虫子喂它们，半个月，它们就飞走了。
飞到了呼和浩特，我说。对对，他们说着笑了。
银匠
我来到乌兰扎德嘎草原，苏木（乡名）里陪我的副苏木达（副乡长）吉雅泰很惶恐。他惶恐不是由于我矫情，我——用他的话说比老百姓还朴实呢。吉雅泰觉得记者（他认为我长的像记者）不朴实才对。
我问他这种印象从哪儿得来？
吉雅泰说，苏木书记接待过市报的三个记者。记者戴眼镜，走路背着手，很气派。
吉雅泰说，他们喝酒能讲出三个多小时的话，介绍国家形势。
乡长能听懂他讲话吗？
哎呀，可能也听不懂，乡长原来是兽医。记者说话滔滔不绝，没等你听懂，人家说完了。
我问记者还有哪些不寻常？
吉雅泰说，记者嘛，就是领导。乡长酒没喝干，他们掐乡长脖子灌下去。记者说你们这个地方太落后，喝完酒没有练歌房洗浴中心，太落后了。
吉雅泰叹气，拿牙把衣服上露出的线头咬掉。
我说我在这里呆得很高兴，比城里好。
你还想见什么人吗？吉雅泰问。
我说我想见一些特殊的人。
吉雅泰陷入深思，他摸自己的脸，巴掌从眉毛往面颊捋下来，嘴里嘟囔什么。他突然问，肾结石算不算特殊的人？
我一愣，说肾结石患者算特殊的人，但这不是技艺。
他说有技艺的人多了。给羊治病的人，吹笛子的人。绍冷村有一个人，煮羊不放水，在大锅里干犒。他用肥羊身上的油把羊肉做熟了，特好吃。我们去绍冷村吧？
你们这的人还有什么技艺？
吉雅泰又深思，还有的话，就不厉害了，会做靴子的人，给树嫁接的人。我们这里有一个银匠。
银匠？这几乎是一个古代的行业。他打什么？我问。
吉雅泰似乎对银匠不那么重视，说，银匠打银碗、银戒指。还有什么？掏耳勺，都是小玩意儿。
咱们去看看吧，我说。
第二天早上，吉雅泰弄来一辆驴车。那地方有沙漠，不通汽车。他知道我骑不了马。
驴车里面铺着红花绿叶的棉被当座垫。吉雅泰赶车，我坐在车上观赏风景。牧区的干部真是纯朴，吉雅泰虽然大学毕业（学医），身穿时尚T恤衫，但还会赶驴车。这里官民差距不大。
草原上的草刚刚晒干了露水，花儿还没完全打开自己的朵，像刚刚睡醒，藏在草叶的身影下。远看，草原平坦得没有起伏，但深绿的草长在凹地，高高举着红穗子的草在高处。野花好像越远处越多，待走过去回头，觉得野花还是原来的地方多。驴车走了十多里路，空气中青草味浓烈。草深了，车轱辘压碎草茎散发气味。天空宽阔的连一只鸟儿都没有。
进沙漠，我下车走。吉雅泰说你不要下车，车轻，毛驴使不上劲。我又上了车，心里说对不起了毛驴，你就把我当记者吧。吉雅泰步行。沙漠如泥沼一样，脚踩下去，流沙淹没鞋。拔出脚，另一只脚又陷进去了。风在沙丘脊背刮出柔和的刀锋一样的曲线，上面有野兔蹬出的很深的脚窟窿。
到山峰，山下有一个绿树遮蔽的村子，七八户民居。
那就是银匠的村子，贵力思台村民组，有山杏的地方，吉雅泰说。及近，柳树的荫凉地有一群鸡挑蚂蚱吃，斑驳的树身钻出细绿枝，像一脸胡子的维吾尔老人。
那家，吉雅泰用鞭子指。
一座土房子前，几个人手遮阳蓬朝这边看。我们到了跟前，他们转身回屋里。驴车进了院子，他们再次出屋，脸上全有谦恭的笑容。老汉在前边，七十多岁，估计是银匠。炎热的夏天，他穿一件厚厚的毛哔叽中山服，一看就是为迎接贵客而穿。他身后的蒙古老太太前额的皱纹顺眉毛一根一根向外舒展，像草叶一样，这是常年笑出来的结果，格外慈祥。
吉雅泰介绍，银匠，云登扎布。这是记者老师。
云登老人双手捧过来我的手，上屋吧。
我一迈脚进屋就闻出他们杀羊了，又一只羊成了记者的牺牲品。屋里地面洒了清水，扫过，门帘子是新换的花布，一只小猫在堆积的农具上惊讶地看我。炕桌摆满奶豆腐、黄油、炒米和切成薄片的羊肉。每见到这场面，我心里总是愧疚。他们为什么为素不相识的人破费？农牧民总是觉得欠城里人的，其实是城里人欠他们。大家坐下，气氛庄严。银匠云登坐在一只三脚圆凳上，双手抚膝，仿佛接受我的考试。吉雅泰介绍：云登扎布老汉是闻名十里八村的银匠，他打的银首饰、银碗和银烟袋锅很受到群众欢迎。
银匠用蒙古语提示：我去通辽讲过课。
对，吉雅泰说，云登上通辽讲过课。讲什么来着？你自己说吧，咱们喝茶。
银匠手指墙，用笨拙的汉语说，那是我跟旗长的合影。
墙上挂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镶框。
他说，我们苏木没有人跟旗长合过影，只有我自己。吉雅泰白他一眼，苏木干部跟旗领导都合过影，怎么说是你自己？
牧民只有我自己，云登说。我这个银匠已经干了四十年了。我师傅扎木彦是和他师傅白龙学的，白龙是和他师傅小桑布学的，小桑布是锡林郭勒王爷的银匠。
云登头上开始冒汗，他用眼神询问吉雅泰。
吉雅泰一边吃羊肉一边说，脱了吧，你的礼服是冬天穿的。
银匠脱下中山服，身上剩个带许多小窟窿眼的白背心，上印红字：海日苏灌渠大会战——1972。他接着说，我到通辽的大学讲过课，说银首饰的花样，四十多人听过我的课。
我等他往下说，银匠沉默了。
后来呢？我问。
他疑惑地看我，没有了，讲完课我回来了。
我说看看你作品吧。
他拿出一个蓝布包袱，打开，白花花的银器像对着人笑。一对银碗，银片镶在带花纹的榆木碗上。两枚银扳指，一只银烟袋锅。云登打造的纹饰十分古老，我觉得里面有匈奴人的遗韵。内蒙博物馆的“虎衔羊银饰牌”就是这样的纹样。花纹里有动物变形，也可以说云彩纹里藏着动物的眼睛和牙齿，这是匈奴人的创造。
这都是别人订做的，云登说。
我明白。银匠没有多余的资金打作品。他家北墙放三节红漆箱子，漆已剥落，木头炕沿向外倾斜，该换了。
我说完了，吃饭吧。银匠换上了轻松的笑容。
他灵巧地上了炕，大盆的羊肉端上来，热气腾腾，闷在烧水铝壶里的白酒也冒着热气。云登和吉雅泰像玩魔方那样用手转着骨头啃，流利地用蒙古语交换对天气和庄稼的看法。
我觉得对银匠的作品看到得太少，问，你还有银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