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著名诗人李贺，河南昌谷人。他20岁左右登上长安诗坛，一辈子只做过调和协律（乐师）那样的正八品小官，郁郁不得志。仕途不顺，加上呕心沥血苦吟诗，使李贺多病而早衰，仅活到27岁。英年早逝的他，对后世影响甚大，被视为“鬼才”。
李贺的生平一般人知之甚少，《旧唐书》所记载不到一百字，《新唐书》也差不了多少。有关他生平记述的资料，较具参考价值的是杜牧应李贺生前好友沈子明之请而写的《李长吉集序》，李商隐写的《李长吉小传》。余光中根据这些可怜的资料，经过考证、辨析，在《象牙塔到白玉楼》一文中，为这位早夭的诗人浮雕出朦胧的侧影。
余光中认为，《新唐书》说李贺7岁赋《高轩过》不确。暂不说其语气不像幼童，只说诗中称韩愈为“文章巨公”，从两人年龄差距上看来也不对头。据《高轩过》篇首说明，此诗应作于20岁才对。此外，余光中还考证出李贺进入韩（愈）派诗人群为公元809年。
余光中论唐诗的文章，评述远多于考证。即使这有限的考证，也显示出余光中的眼力。再如李贺的《赠陈商》到底写于哪一年？余光中经过爬梳历史资料，认为应在元和4年左右。
名场不逞，将生命奉献给谬思，将雕虫小技视为雕龙大业的李贺，余光中对这位早逝的青年作家充满了敬意：“他委实太辛苦了，不但昼间骑驴猎诗，还要夜间焚膏捕句……可怜的长吉不但灵魂病着，抑且肉体病着。……他确实是未老先衰，病骨清癯，发斑且落，右手采笔，左手药囊地踏上了去白玉楼之路。”
不但作家难于先富起来，就是艺术家也好不了许多：“在短促生命中不断和太阳赛马，和太阴赛马，和死亡赛马，来得太疾的死亡是太短的期限，而一切杰作都得‘限期交卷’。”“限期交卷”这四个字，与其说是写李贺，不如说是余光中夫子自道。他最烦的是催命的编辑。他顶不喜欢的是“书被催成墨未浓”的文字。余光中还说“长吉不但常常伏案到夜深，有时甚至通宵工作”，这其实也是写他自己。余光中在《逍遥游》中便自述《象牙塔到白玉楼》的写作经过：“一连五六个春夜，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
“文穷而后工”。“穷”，这是中外文人共同的命运，余光中由此联想到艾略特、浩司曼写魏伯斯特等人深深为病痛、死亡所苦的句子。余光中自然比这些文人幸运，从没有过满纸的啼饥号寒，苦穷叹病，直到古稀之年过后，仍笔健身健，但丝毫不意味着他不“勤奋无度”，没有经历过昼间“骑驴”猎诗，夜间还要“焚膏”捕句的艰辛。他也和李贺一样在文坛上得罪过许多人，故“时辈恨他”，一阵阵排炮从两岸三地向他轰来。遭人嫉妒，怀乡、敏感的余光中也只好像李长吉那样自遁于超自然的世界来消解人世间的烦恼。
余光中阅读李贺的作品，与传统评论家的视角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有异。他用现代人的眼光，将李贺定位为：
一位生得太早的现代诗人，如果他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则他必然也写现代诗。他的难懂，他的超现实主义和意象主义的风格，和现代诗是呼吸于同一种艺术的气候的。
李贺的诗之所以与西方现代诗有相似之处，在于“死亡的森寒笼罩着他，成为他经常的萦心之念。他诗中冉冉升起一股死亡的黑氛。在这方面李贺实在可以加入济慈、爱伦坡、波德莱尔，及法国颓废诗人的队伍，去掌恐怖之王的黑旗。”
其次，李贺的诗与柯立基之间，有很强烈的血缘关系。例如《李凭箜篌引》，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上，想象的作用上，或是表现的手法上，和柯立基未完成的杰作《忽必烈》，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诗相似之处简直太巧了——它们都要摹状音乐，都富于奇幻的意象，都向往另一个空间，都有传说中女人的哭泣，都有为琴音震动的皇帝，都有波跳，石破与无稽之山，都以一梦结尾，且都结得有头有尾，貌若未完成而实为高度的完成。李贺和柯立基该都是佛洛伊德析梦的理想对象。他们都具有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描摹诗人时所谓的“精妙的激动”（finefrenzy）。他们都有呼风唤雨的魔术，能把各殊的（heterogeneous）意象，组成大同的（homogeneous）意境。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
不但在超现实主义方面，而且在意象主义方面，余光中也认为李贺是属于现代主义的。像只有刹那间的感官记录的庞德，他这样写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的鬼影；
潮湿的黑树枝上的花瓣。
李贺的诗在许多方面都预期着这种诗风。另一方面，李贺的呕心之作大部分都能做到浓缩、坚实、明朗。他很能把握物体的质感和官能的经验，不但他的诗风晶冷钻坚，锵锵作金石声，即连他的字汇和隐喻，也硬凝如雕塑品。这一点，很像女诗人席特蕙尔。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李贺诗中那种伸手可触的突出纸面的意象；要说不隔，真是直逼眉睫。像他的《北中寒》，这种清朗爽利的笔触和构图，何逊于法国诗坛上以冷静客观为务的“高蹈派”或美国诗坛的“物象主义”？“挥刀不入迷蒙天”一句，比起意象派诗人杜立达女士那首浪得虚名的《暑气》来，岂不更浓缩而自然？
余光中不赞同将李贺划入“唯美派”行列。他认为英国19世纪末的唯美派只是法国象征派影响下的一个次要的运动，此一运动在创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王尔德，只是一位二三流的诗人。他的主要成就是社会讽刺喜剧；那种针锋相对的台词，震世骇俗的警句，和李贺的风格相去远甚。
由于用新的研究方法评价李贺，故余光中的研究不同于刘大杰：将李贺描绘为贾宝玉式的“风姿美貌才情焕发的贵公子”，还说他“善于选用最冷僻幽奇的字眼，构造最巧妙的文句，去掩藏那肉感淫欲的色情。”这两种观念都与事实相差甚远。一个没有进士学历、官仅八品，多病，苦吟而怀乡的宠眉书客大概不能被形容成“风姿美貌才情焕发的贵公子”吧？这种评论之所以不能直捣李贺创作的核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李贺是一个伤心的人，9世纪初一个最敏感的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既是个人的，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即是说，泛宇宙的——以宇宙背景的幻灭感。
余光中在探李贺古锦囊中的真相的同时，也看到了他的局限，因为李贺毕竟不能说是大诗人。他死得太早，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的全部才能。他的视野狭窄；他的结构往往部分压倒整体，有句无篇；他的形式往往太紧促，太自觉；他的想象和观察不成比例，而他的想象上的同情，只能从个人的这一端跃至神话的那一端，时代和人类几乎是一片空白。然而李贺也绝对不是一位小诗人。他自然不能和杜甫李白等重等高，可是他的声音却纯属他自己所有。在当今的现代诗坛上，李贺的先驱的影子，他的贯通现代各种诗派特质的风格，他的创作技巧，他的宁涩勿滥的浓缩乃至于难懂，他的“笔补造化天无功”的壮丽宣言，大而至于他那一群中唐的韩门诗人，都值得拥护和反对现代诗的双方注意。
余光中这种既不夸大也不贬低李贺的研究，与过去的诗评家不是贬其险怪，就是病其绮丽的评价不同，与现代主义作家否定传统，使李贺骑驴不归的做法也大异其趣。在创作上正如杨景龙所说：李贺诗歌的浓郁而阴冷的时间、死亡意识，奇兀的感觉印象，对余光中影响明显，如下一些诗句，“往事梦游着，在安排一列奇异而无声的化装游行，向一座死城”；“最后的访客已辞去，只遗下氧化了的时间的骨灰于我的烟灰缸里”（《夜的标本》）；“醒来，看梦魇的标本浮漾于夜的酒精缸里而远处，按摩者的冷笛在催眠长街的碧瞳与红瞳”（《夜之第六感》）；“脑之小宇宙膨胀着潜意识之星云在旋转爱伦坡耸起背尖叫说马蒂斯的裸女踩住他尾巴而克利的小黄鸟们遂惊散了将空气扇成晶亮的旋涡”（《超现实之夜》）；“暴风雪来自阿拉斯加，以一柄水银匕首刺杀了金发的早春”（《安魂曲》）；“常想去太阳的赤道上，卧轨自杀，也杀死追我的犹郁。常想沿离心力的切线跃出星球的死狱，向无穷蓝作一个跳水之姿”（《我总是无聊的》），均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李贺印记。《大度山》有句“天河的水声常令我失眠”，借自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万圣节》里的“新收割过的干草地上僵立着禾堆的三K党幽灵群绕他们跳死亡之舞磷质的胫骨击起暗蓝的火花”一节，意象使用仿佛李贺《南山田中行》的“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李贺式的阴冷死亡意识甚至渗透到余光中的爱情描写里，“最后有不可抗拒的疲倦袭来纯黑色的虚无猫踞在我们脸上就这么搁浅在平面的死亡我们徇情，且并肩陈尸……至少可以忘记蛆的凌迟忘记僵冷，忘记空眼眶的黑视”（《吐鲁番》）。如果说上引句段都是局部性的，那再看《四谷怪谭》……在整个意境上都是李贺式的。当然李贺也不全是阴冷，他那奇兀的感觉想象也有辉煌明亮的时刻，像“羲和敲日玻璃声”所写（《秦王饮酒》）；余光中《黎明》有句：“我听见旭日掷黑夜以第一根镖枪，清脆地，若金属铿然之坠地。”当是受李贺这句诗的启发。而李贺对余光中的影响，不仅限于诗歌，且旁及于散文，余光中自述他“对李贺的沉迷，在《鬼雨》和《黑灵魂》一类的抒情散文里，仍显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