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苍白的容颜，你这样瘦削的身材，啊，谁知道你满腔热血，谁了解你坚贞的爱恋？
高梁这首《白烛咏》，有点像夫子自道。他身材高瘦，因一直生活在寂寞和失业中，因而容颜不够红润；他的政治理想、文学见解与官方不合拍，因而常常受到右翼文人的猜疑、排斥乃至诬陷和打击。他生活上有些不拘小节，有诗人的浪漫——漫无条理，因而一些关心他的左翼文友，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高梁既是诗人，也是评论家，出版有《文学与社会》。陈映真为此书写序时，高度评价他的诗：
（高梁）是台湾极少数优秀地秉承了并发扬了中国抒情新诗传统的诗人之一。他的语言清晰，充满了浓郁的情感。他的汉语准确、丰美，并且表现出中国新诗在韵律和音乐上的辽阔的可能性。比杨唤、覃子豪、郑愁予和痖弦远远年轻的高梁，在抒情诗创作上的成绩，不论怎么说，是极为独特的。
高梁和余光中均反对台独，但一个是左统，一个是右统。由于政治观念再加上文学思想的重大差异，高梁对余光中的诗评价不高。他认为，余光中从1950年起到1956年，一直写着新月派式的格律诗，作品“几乎无一可观”。对于被许多人认为有民族诗风和新古典精神的《莲的联想》，高梁认为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种凄楚的‘东方式’的秀美，但却并没有民族精神与民族爱的表达，与古典主义也不相干。”高梁的文章判断多于分析，显得粗糙。如他认为长期以来余光中“并无民族精神，而与《在冷战的年代》的同时写的《敲打乐》中，却无可掩饰的深刻地表露出了他那一讲到美国就崇拜到五体投地，一想到自己是中国人就引以为无限羞耻的令人震惊的心态。所以他虽然一度以‘回归民族的’来标榜，其实不过是参加了一次‘化妆舞会’而已。”这里对《敲打乐》的看法，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就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原意。
高梁和余光中相识于1961年，在乡土文学论战发生时已有16年的历史。余光中比高梁年长十岁，高梁一向把余光中当长辈看待，可高梁失望地说：“想不到他对于比他年轻的朋友，竟是以这样一种阴谋暗算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为人，也实在使我太失望了。”
事情系由高梁1977年5月编的《诗潮》第一集所引发。彭歌曾指责该刊第一集封面封底设计，有遥远的大陆，有海洋，有海岛，天空和大陆是一片通红，海洋和海岛是一片黑暗：“所指为何？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高梁辩解道：事实上，无论封面与封底，均无大陆，也无海岛。唯一的罪状大概是用了红颜色。“红颜色是不能用的吗？我们的国旗不也是有大块红地吗？”彭歌指控的另一理由是《诗潮》第一集为“倡导工农兵文学的专辑”：一是《诗潮》包含有《工人之诗》、《稻穗之歌》与《号角的召唤》三组作品，这正是“工、农、兵”，是“狼来了！”高梁反驳说：《诗潮》在诗创作方面，一共分了九组，计为《歌颂祖国》、《新民歌》、《工人之诗》、《稻穗之歌》、《号角的召唤》、《燃烧的爝火》、《释放的呐喊》、《纯情的咏唱》和《乡土的旋律》。《诗潮》是以促进发扬真正三民革命精神的文学为总旨趣，所以这些诗的分组、编排上也照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次序。《歌颂祖国》是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新民歌》是表现一种平易近人的民主风格，是发扬民权主义精神，《工人之诗》、《稻穗之歌》是发扬民生主义精神。关于工人与农人的诗篇，台湾一向极缺，所以特别标示出给予园地。但《号角的召唤》却不是以军人为主题的。这说明彭歌连依标题望文生义也没有望对！
《诗潮》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余光中从香港回来，高梁去看他，并带了一本送他。据高梁说，余光中看到里面没有他的诗，就不高兴。“接着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诗中的战斗性与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说：‘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是非常关怀的。’他说：‘这就该骂！这还不是有问题吗？’我说：‘怎么呢？李白关怀国家强大统一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即使引申到现实意义来讲，我们岂可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强大呢？哪有什么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说：‘李白也有问题，他曾经追随永王璘……’真想不到余先生竟连对李太白也要展开起政治清算来了。”
正因为高、余两人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故余光中看到该刊后几天，就写出《狼来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个座谈会上引用，作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佐证。
高梁从此和余光中“交恶”，积怨颇深。尽管如此，他介绍的上述情况，还是对我们了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