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余光中诗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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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暴力经验”与“压力经验”

某些境外、海外作家,由于在祖国大陆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写的作品又以大陆经验为主,故余光中在评价“伤痕文学”的同时,也顺带把从大陆到海外作家写的“伤痕文学”作一比较。

境外、海外作家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创作视野比较开拓,因此他们表现大陆生活经验时,“主题比较自由,手法比较含蓄,语言也比较自然、生动,富于弹性。”

最先描写大陆“文革”伤痕的,是从欧洲回国参加七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陈若曦。陈若曦若不是1966年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批斗“走资派”运动,人们也许就读不到《尹县长》。余光中感叹到:“白先勇可惜未经‘文革’,钱钟书领教过又可惜不能动笔,否则浩劫文学必更多姿。”

《尹县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冷静而从容地诉说一位拥抱社会主义的爱国爱民的好县长,在十年动乱初期被不明不白枪杀的悲剧。尹飞龙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投诚后被安排在陕西某地当县长。在任职期间,他任劳任怨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当政治运动一来,却被当作“潜伏敌人”镇压。尹县长至死仍不理解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作品对“文革”践踏民主与法制和滥杀好人的做法作了无情的揭露,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作者就这样从一个“海归”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十年浩劫的残酷现实,成为“伤痕文学”的先声。余光中最欣赏的是陈若曦作为一位小说家,“不拙于营造象征与感性”:

山风吹来,倍感夜凉如水,只穿了毛衣的我,忍不住直打寒噤。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山巅,耸入云霄的群峰,在朦胧的月色里,显得阴森森的,宛如窥视着的猛兽,伺机要围扑过来。

像这样有暗示力量的文字,在另一篇反映“文革”的小说《耿尔在北京》中,由于崇尚“务实淡泊的守则”而流于浅白,余光中为之感到可惜:

她喜欢笑,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明亮,又那么温暖,好像大地回春,阳光普照。

余光中在香港还读到流亡海外的红卫兵写的作品。这些作者毕竟是初出茅庐,不如专业作家陈若曦写得老到,因而他认为:“《尹县长》写红卫兵之乱,采取的先是旁观后是转述的手法,但其完整的艺术效果,比起投身洪流饱经浩劫的红卫兵作家说的故事,却更撼人”这一点,很值得红卫兵作家深切注意。“因为现实的经验,尤其是像‘文革’这样热腾腾火辣辣的经历,如要提炼成艺术,必须调准适当的角度和距离。苏轼学富才高,敏捷过人,他才可以说‘好句冲口谁能择’,或者‘作诗火急追亡逋’,但一般的创作过程,却有待痛定思痛。红卫兵从惨烈斗争的劫余流亡海外,思痛握笔,痛尚未定,加以写作技巧锻炼不够,情溢乎词,成功的并不太多”。本来,这些人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有写不完的动人故事,可他们在选择表达方式上,还颇有踌躇。陈若曦写这类小说时已经30多岁,艺术积累丰富,所以能够“热题冷写”。这就难怪陈若曦的小说客观冷静,海外红卫兵写的《反修楼》则显得主观激昂。

这里讲的《反修楼》,收有冬冬等人写的20多篇反映“文革”经历的小说,作品选自逃港红卫兵办的《北斗》月刊。余光中读了这本小说和反映“文革”故事的《敢有歌吟动地哀》后,写下几点感想:

第一、同为“文革”的故事,红卫兵写与非红卫兵写来不同:前者主观而浪漫,爱把白热的经验赤裸裸和盘托出,及其幻灭,竟比后者更虚无颓唐;后者如陈若曦比较客观而冷静,旁敲侧击,抑多于扬,敛多于放,本来对“文革”就不抱什么幻想,当然也就不用幻灭。两者之间确有代沟:红卫兵的早期经验里,总有一段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子,没有参加红卫兵的作家是写不出来的。

第二、对红卫兵来说,他们的“文革”经验似乎才是中心经验,别人的好像是边缘经验,遍地风云似乎为他们而变色。不错,他们确是被愚弄了,但是中国之大,被愚弄的何止这些年轻人,被污辱被损害的,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不错,后期的红卫兵也成了清查和打击的对象,但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也充当了马前卒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施暴工具。红卫兵作家如能超越这份代沟,跳出自己的悲剧,去分担全民族的大悲剧,他们的创作题材就会得到扩大,成就当会更高。

余光中还用“暴力经验”与“压力经验”区别这类小说。所谓“暴力经验”,是指写武斗、下放、逃亡的题材。所谓“压力经验”,是指“文革”暴力带给人们的精神折磨。余光中进一步分析说:暴力经验是动的,间歇的,容易看见;压力经验是静的,持续的,容易忽略。大陆经验有时是两者的混合。如果大致区分,《敢有歌吟动地哀》和《反修楼》表现的是暴力经验;陈若曦表现的是压力经验。香港“中文文学奖”得奖作品中,《野狼窝》是暴力经验,《阳光下》、《姚大妈》,都是压力经验。这方面的小说佳作较多,暴力经验的小说,成就不大。压力施于精神,较多内省回顾、心理分析的机会。暴力施于肉体,同时也威胁精神,如果只作表面的叙事,不兼顾内在的反省,暴力经验就会流于片面而粗糙。原则上,小说不能写得过于直露,但“文革”之类的暴力经验是如此残酷和血淋淋,何况“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故面对这种暴力经验,很难用曲笔表达。一件件从实写来,怕不够含蓄。要暗示,要以少胜多,又显得避重就轻。尹县长被镇压的一幕,是典型的暴力经验,陈若曦用目击者转述的方式,寓直接于间接,不发议论,点到为止,就解决了。但陈若曦的小说并非篇篇这样成功,有时给人喧宾夺主之感。红卫兵作家描写暴力行为,如不能摆脱“当局者迷”,就容易跟报告文学混同。也许未来描写“文革”的巨著,要从这些货真价实的报告文学里去提炼。

有关“文革”文学的评论,大陆的研究成果姗姗来迟。一直到90年代,“文革”文学的研究仍非常薄弱甚至给人空白之感。余光中所开展的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不是指“文革”时期写的小说,而是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即使这样,在海峡两岸文坛,《分水岭上》中的有关文章均属空谷足音,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他早就呼唤反映“文革”的巨著,尽管有超前性,但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