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经常收到海内外文朋诗友寄来的著作，其中有文友向他索序，以为自己的著作增光。
余光中为他人写序是从中年时期开始的。他的书桌上常常放着七八种等待他写序的文稿。这对忙得恨不得有九条命的余光中来说，无形中成了负担。
一旦答应为文友写序，余光中决不会敷衍地奉上一篇不痛不痒又无文采的文章。他力求做到见解高超，文字生动。这样不但有助于读者了解该书，而且还可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
向余光中求序者，其作品一般都达到相当水准，另一方面与余氏也有一定的交情。只要答应写序，余光中总是牢记心上，但常常出现意外情况，如参加某项重要活动，或学校有事腾不出空，因而按时交稿就不太可能。这时，索序者就成了债主，常打电话催问，这使余光中感到尴尬和不安，他常发牢骚说：“奇怪了，我又没跟人借钱，怎么一下子冒出这多债务，永远都还不清呢？”急了，他就咬牙切齿地说：“政府真该订一条法律，禁止出书写序这种不良风俗。你自己出书就出吧，为什么要拖别人一起下水呀？这真是不道德的行为！”
索序人形形色色，其中有诗友，有散文家，有画家；有过从甚密的朋友，有只见过一面的作者；有同代人，更多的是后起之秀。多半仍活跃在文坛，也有个别的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温健骝就是这样一位早折的英才。
余光中认识温健骝，是26年前的事。那时余光中在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兼课，温健骝是外交系的香港侨生，跨系选修余光中的《英诗选读》。他的中英文基础扎实，对诗尤其有锐敏的感觉，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简直不敢相信他是粤人。他曾获耕莘文学院举办的“水晶诗展”征文比赛冠军。余光中看见自己的高足获奖，作为评判的他当然分外高兴。
余光中为《温健骝卷》作序，源于温氏逝世后的11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古苍梧和黄继持合编的温氏作品集，郑树森要余光中为台湾允晨版温健骝诗集作序，其理由是“你不但是他的老师，更影响了他早期的创作，对他了解较深。”
要为温健骝这样一位后来左倾，与余光中政治理想、文学观念背道而驰的学生作序，远非像郑树森说的那样简单。余光中在《征途未半念骅骝》中回忆道：在美国西部教书时，温健骝带着他的美国女友玛莲到丹佛来看他。这时，老师发现这位学生受保钓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文学观念也作了大幅度更新。他留下一卷手抄诗稿向老师索序。显然，这时的温健骝早已不是耽于锦囊妙句的唯美诗人，却像一位忧国忧时的志士了。
再过了三年，余光中从台湾回到香港，出任中文大学教授。这时温健骝也离美返港，两人又在维多利亚谈诗论文。但这时见面的气氛比上次显得严峻。以私来说，他们是师生关系，温健骝见到余光中也执弟子礼甚勤。以公来说，温健骝不再盲从老师，自己另开辟了更宽阔的天地。这时他心仪的是普罗文学，是鲁迅的投枪般的杂文，是当时中国大陆流行的浩然写阶级斗争的小说和严阵的政治抒情诗，而所扬弃的是有颓废情调的李贺、徐志摩、康明斯的作品。在思想上，温健骝向往大陆的社会主义而否定台湾的资本主义，认定中国文学的前途不在台港，而在轰轰烈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大陆。在他看来，台港及海外作家再怎样努力，所写的总是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文学，而不可能像大陆的工农兵文艺可以走向亿万人的心灵。
温健骝曾在信中向余光中述说自己思想、艺术上的这种转变，希望老师也要跟上时代的潮流。作为老师的余光中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信仰的，他认为大陆虽然广土众民，按理应为中国文学主流之所托所依，但是实际上其时正当“文革”末期，主流文学是歌颂“文革”和斗走资派，故海外的作家完全用不着妄自菲薄而甘居末流。余光中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追述此事：
我不禁想起十年以前，正在“文革”末期，有一位颇具才华的青年诗人从美国写信来港，说像我这一辈的人，今日仍在海外写其孤芳自赏的个人作品，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今日的文学史当然是由大陆来写，我们的努力不过徒劳。他信里的“今日”指的是1974年。当时他的意识形态仍以毛泽东思想为准，认定普罗文学才是真理，海外的作家只属于没落的阶级，早已游离于历史潮流之外。也就因此，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浩然。在台湾，他曾经是我英诗班上的高材生，后来写这封信给我，颇有“吾尤爱真理”的苦谏精神。我们在信上辩论了三两个回合，当然是没有结论。不久他以英年病逝于香港。
温健骝在生命的后期认为文学不但要谈主义而且还要实行，文学理所当然地应为政治服务，应为阶级斗争呐喊，应该表现“我们”而不应该写小我。如果他不是生命如此短暂，而能看到大陆今日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坛也不再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许多高校不再视台港文学为洪水猛兽，还成立了研究台港文学的众多机构，他也许又会“觉今是而昨非”了。
古代作家为友人出书作序，着眼都在人本。序中难免交待与索序者的交往，这就是所谓忆旧，此外还会在后半部分展望未来，其精神在人本则一。苏东坡这些作家认为，只要把评述对象交待清楚了，其文就包含在里面了。余光中继承了中国序跋这种“人本”传统，但又不囿于这个传统。他常常从作者其人引到其文，从人格的背景引到风格的核心，务求探到作者萦心的主题、着力的文体或诗风。如余光中论述温健骝早期作品《苦绿集》时，从书名说起：苦绿者，惨绿也，令人有惨绿少年之想。书名的意象，绿而云苦，通感的感性有李贺的味道。健骝早年最嗜昌谷，他的少作也往往在强烈而浓丽的感性中，表现出凄苦酸刻的心境。《苦绿集》里头颇有一些作品，或通感，或散句，或隐约，或显明，看得出是与李贺的古锦囊相通。
对余光中来说，写序不但是阅读文友作品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序言本是一种被动的文章，原不在写作计划之内。受序人往往是文友，对你颇尊重，深具信心，相信你的序言对他有益，说得轻些，可以供他参考，说得重些，甚至为他定位。余光中用比喻说明这一点：这种关系之下，受序人有点像新郎，新书有点像新娘，写序人当然就是证婚人了。喜筵当前，证婚人哪能不带笑祝福呢？但是贺客满堂，又有几个人记得他的陈腔客套呢？于是，余光中不把序言写成庆贺开张大吉的花篮，而是写成带学术探讨的文学评论。他这样比较自己与受序者的差异：
三联版的《温健骝卷》在阐述作者生平时，明确指出“早年诗风颇受余光中作品的影响”。如果这是褒语，则我不敢照单全收，一概“掠美”。如果是贬词呢，则不免有点“冤枉”。健骝留台期间，正当《莲的联想》集的尾韵，受我影响是难免的，但即使在当时，他的中、英文造诣已自不弱，甚至诗学也已不浅：英诗之学虽云出我门下，对于中国古典诗的研读恐怕只有比我广泛。我必须指出，政大外文系的主修生温健骝，折冲尊俎未必有何心得，但是在文学上已经是一位不可轻估的小学者了。当时我刚在《文星》上发表了长文《象牙塔到白玉楼》，正津津乐道李贺，很自然地也感染了健骝。日后他熟读李贺，用功之深，更甚于我，追摹昌谷冷艳风格之勤，也比我持久。他这种昌谷风的基调，可说回旋于整部《苦绿集》里，一直持续到1969年底。我对于昌谷诗境的低回，只到60年代的中期为止。1964年秋天，我去美国教书，一时之间还摆不脱那位多病的中唐少年骑驴的背影。但是两年后的夏天，回国的前夕，在慷慨的情怀中完成的那首《敲打乐》，无疑已是我挥别李贺的手势。等到我再回国，《在冷战的年代》便开始了，中唐已远。
这里尽管是在说理，但加入了情趣；尽管是以长辈身份发言，但决不嫉妒青出于蓝。
古之序文，虽然简洁浑成，但对所序者为文着墨不多，分析不够，更罕见举例，余光中和这一做法相反。他举温健骝《十四行》的前二段证明温诗确实存在凄怆苦涩的心境，加上对于时间压人而来的无助感。就一位24岁的青年说来，也未免太早熟太自伤了。这种例证，不仅是为了落实论点，而且也是为了满足读者欣赏之需。
在台湾，有一小批深受余光中影响的所谓“余派诗人”，温健骝正是其中之一。《苦绿集》在经营感性、使用典故、酌采文言词藻、追求古典风格方面均可看出余“腔”。《夜未央》这一首也确实近于《莲的联想》体。美文《星焚夜半》亦有《逍遥游》的味道。但余光中公正地指出：温健骝并没有亦步亦趋自己，如温氏并未采用《莲的联想》集中惯用的格律段式，也少见自己惯用的古今对比。温健骝所写的形式，大半仍是自由诗。此外，温健骝还受痖弦、叶珊、郑愁予及大陆诗人卞之琳、辛笛的影响。余光中这样全面地评论温健骝的人品和文品，所写的就不是一般的序言，而简直成了论文。由此文的构思与主旨、气势与韵味，可看出余光中写序决非是应酬的祝福和免费的广告，而是综述作家的生平道路，为受序者作文学史的定位。就这点而言，余光中颇有爱写长序的夏志清之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