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在境外了解大陆文学动态，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海外出版的介绍中国文坛的新书。
1973年初春，旧金山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许芥昱回中国大陆访问了半年。他原想写一本周恩来传，鉴于“文革”期间大陆闭关锁国，不愿意接见外人，因而许芥昱吃了闭门羹，后改为访问几位著名作家。虽然获得批准，但也障碍重重。许介昱回国后为此写了一本《中国文坛近貌》，分别由美国的“葡萄陈酿版”和美国的“企鹅版”先后推出。
余光中读了“企鹅版”的《中国文坛近貌》后，写了《闻道长安似弈棋》，在《联合报》副刊发表。此文夹译夹叙，转述多于评论。如第一部分转述了许芥昱会见沈从文、冯至、臧克家、袁可嘉、郑敏等五人的经过，占全书的六分之一，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沈从文本人20多年来的遭遇。沈从文对许芥昱说：自己从前写过那么多小说，现在写不下去，主要是因为“现在要的是另一种小说了，我交不了货”。
这里讲的“另一种小说”，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本来，沈从文的生活根据地是湘西农村，对于农民与战士的性格，怀有不可言说的温爱，可他偏偏没有按照无产阶级的要求去创作工农兵文艺，反而加入了自由主义学者和作家的阵营，因而解放后受到大陆左倾文学史家的批判：“新月社是一个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反动文学团体，它的主持人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在这种压力下，沈从文心情忧郁，当然不可能放开歌喉去唱赞歌。许芥昱的采访来自第一手材料，态度平实和客观，因而余光中认为关心中国新文学的人，都可以作为参考资料阅读。他本人读后，也叙述了如下感想：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沈从文放下他那支不合时宜的笔，而到没有风险的出土文物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如果环境宽松，真正提倡百花齐放，沈从文这朵花还是可以怒放一时的。但那时的极左路线“风刀霜剑严相逼”，沈从文只得用封笔表示自己的消极抗争。
余光中读许芥昱的访问记有一点想不通。那便是许氏作为1940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如今回国，不能执弟子之礼趋谒师门，反而令老师去拜访学生。而沈从文居然放下架子去赴约，一点师道尊严都没有，读来使人感伤。不过，余光中还不十分了解大陆的“文革”现状，在当时学生没有批斗老师就算好的了。另一点令人难以释怀的，是沈从文回忆自己的文学生涯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作家竟是丁玲、胡也频、闻一多、江青。前面两人是沈从文在北京写作时相濡以沫的文友，闻一多则是他教书时的顶头上司文学院院长，可江青算什么呢？余光中认为，胡适对沈从文有知遇之恩，徐志摩则在编《晨报》副刊时发表沈从文的作品，这两人应取江青而代之。可这两人后来都成了“反动文人”，沈从文自然不好让别人知道他曾投靠过新月派这个“反动文学团体”。
臧克家是“五四”以来最具影响的诗人之一。他早期的短篇抒情诗和中篇叙事诗，不少称得上精致之作。他出身于新月之门，但在文体上不以拘谨而单调的豆腐干体著称，在体裁上更拓宽了视野，以至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家。不少人常常把臧克家和艾青加以比较，并认为艾青的成就在臧克家之上。余光中不完全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艾青中文很差，也太欧化，不如臧远甚”。使余光中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臧克家的名篇多为旧社会的产品，到了新社会“形势大好”之后，他反而退步了。余光中在这里讲的“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内地也有人以何其芳为例讨论过。这确是有学术含金量的话题。还有，余光中贬艾扬臧，在大陆还没有人做过。作为学术评价的一家之言，谁都可以对艾、臧的成就进行比较。只不过，余光中对臧克家用的是先抑后扬的手法罢了。接下来，余光中就批评臧克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想的同时受到了政治的干预，再也写不出《老马》那样脍炙人口的作品了。如臧克家下面这首诗：
毛主席巨手指道路，青天也能上得去！
旧的淘去新的来，二十六年风和雨。
成就灿烂金山高，胜利战线一条条。
春风又报春消息，奋战热潮压海潮。
余光中评论道：“如果这就是所谓民族的形式或是所谓欢悦的歌声，那只能说是一种退步。这样的作品，和古代的‘奉和圣制’之作，在本质上不知有什么不同？”
思想进步而创作退步，作家无法在创作上焕发青春，是因为文艺政策左倾，只要求作品“革命化”而不要多元化的结果。不仅是臧克家，还有“九叶”诗人袁可嘉、郑敏，在政治运动压迫下，“就像是一群被人废了一身武功的豪侠，洞察、想象、表现的魔力完全失去，缪斯的天赋完全任其浪费。”“他们又像勤奋致富的人，一梦醒来，手上的钱都贬了值，无人一顾像一把冥钞。前半生的成就非但不能予他们以自豪，反而可以解释为种种缺陷或罪行，成为恐惧和烦恼之源。许芥昱的出现，点醒了他们的回忆，带来了他们夭亡的梦，令他们悔恨，或者蠢蠢不安。”“文革”中丁玲、沈从文等人在30年代写的作品被当成大毒草批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余光中对许芥昱的书也有保留。首先，他认为许芥昱一面坦承今日中国大陆70年代的文艺是透明的政治宣传，一面又企图为“文革文学”辩解，说它毕竟是新社会新价值的产品，不宜用自由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这和他书中的另一处论述无法自圆其说。余光中认为“文革”中原来右翼或自由派的作家如胡适、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书被禁，这是意料中的事。但是连艾青、田间、丁玲、胡风甚至周扬等嫡系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全部被封存，则是绝对的排他性之明证。余光中这里用“排他性”说明对“四条汉子”的批判与排斥，未免小看了“四人帮”推行的极左文艺政策的危害性。打倒丁玲、周扬等人，不是简单的“排他性”的派别斗争，而是江青们要开创一个所谓“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以鲁迅而论，他好像是唯一可存在的作家，但也不能窥其全貌，常常被大批判组肢解地引用，如由余秋雨统稿、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便严重地歪曲了鲁迅。余光中认为，作为学养丰富的比较文学教授，许芥昱在内心上是不可能去支持这种批古斗今、唯我独尊的作品。余光中对《中国文坛近貌》的书名，也有意见，因为该书对近三十年来的台湾文学只字不提，这使余光中感到遗憾。许生活在海外，曾两度访台，对台湾文学是有所了解的。至少他的北边有诗人杨牧，南边有小说家白先勇。许芥昱只肯注目于“文革”时期荒芜的大陆文坛，而对弦歌不断、创作蓬勃的台湾文学竟严重忽略，这就未免太偏了。由于漏掉了填补“文革”真空的台湾文学这一块，故余光中认为《中国文坛近貌》里的“近貌”，恐怕就难以称为全貌了。
余光中的书评发表后，很快就收到许芥昱的来信。许信措辞温厚，很有风度。他除了对余光中文中某些问题略有解释外，表示无意反批评。许氏和余光中见过两次面，他们之间也有些共享的朋友，算得上是旧交了。许芥昱深知自己成书仓促，所以他十分理解余光中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