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习西方文化艺术为主的台湾高校外文系，培养了一批作家和评论家，十分引人注目。以台湾大学而论，就有余光中、叶维廉、李欧梵、颜元叔、刘绍铭、欧阳子、张汉良等人。别的院校外文系也出有陈映真、杨牧、罗青、简政珍等作家。
为什么以学习中国文学著称的中文系如出一个作家，外文系反而会多出六、七倍这样的人才呢？这是因为中文系学风守旧，解除戒严前均以教古典文学为主，培养的学生大部分在义理考据上下功夫。如果当时有人敢讲五四以来的文学尤其是鲁迅这样敏感的作家，马上会有人向情报单位举报。在这种严峻的空气下，外文系自然不会开也不准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但由于该系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和创作能力，且有系里老师主办的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学生们便把现当代文学当作课余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久而久之竟成了气候，出了一大批使“双枪”的作家兼评论家乃至翻译家。
余光中曾考取过海峡两岸的五间大学外文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因时局的关系最后进的是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和台湾大学。先后教过余光中的外文系老师有英千里、苏维熊、黎烈文、梁实秋、赵丽莲、曾约农、黄琼玖和吴炳钟。其中曾约农是余光中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不拘泥保守，允许余光中用译书《老人与大海》（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取代。此外，对余光中影响极大，使其报考外文系的是中学时代教了他六年英语的孙良骥。这是余光中的恩师。他一直对余光中爱护有加，表扬远多于批评，而且坚信余光中是一棵好苗子，未来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余光中外文系毕业后，多年来也一直在外文系任教。他学的是这一专业，从事的又是同一专业，迷恋的也是这一专业。三位一体，他一生都乐在其中。当然，也有苦恼的时候。如余光中考台湾大学时，用了解放初厦门大学的学历证明，此证明上的年代为“公元”而非“民国”，台大招生办拒不承认这个所谓“伪证件”。后来由该校文学院院长解危，余光中才被录取。
外文系的学术空气总的来说是自由的，但并不是世外桃源，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干预。1950年3月，余光中刚坐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教室里，可校方怀疑学生中隐藏有“匪谍”，要大家宣誓效忠，余光中不想参加这种政治表态，结果被记过一次。
余光中在外文系教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散文、翻译、英诗和现代诗。他写的是现代诗，最乐意教的却是英国古典诗。他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善于表达的讲师。他上起课来，就像一位巫师，“口中念念有词，在神人之间沟通两个世界，春秋佳日，寂寂无风的上午，面对台下那些年轻的脸庞，娓娓施术，召来济慈羞怯低回的灵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们的身上。吟诵之际，铿然扬起所谓金石之声，那真是一种最过瘾的经验。”
作为诗人的余光中教英诗，往往以自己的创作体会溶入教学内容中，学生听起来自然分外提神和亲切生动。
作为学者的余光中教现代诗，把自己的创作体会上升为理论，既能综合又擅长分析。在讲课前了然于心，上讲台后豁然于口。
以知性主义著称的诗人奥登在《十九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的引言中曾说，对雪莱的诗，他一首也看不上，虽然他明知雪莱是大牌诗人。余光中认为，读者读诗可以有这种偏见，但作为教授在向学生传授英诗知识时，就应该避免把自己的主观好恶强加于人。在时代和派别的选择上，也应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的倾向。余光中的任务是把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介绍给学生，至于进一步探讨，就有待他们后天的努力了。
每次演讲完，差不多都有人会向余光中提问：“应如何研读英诗或一般的英国文学？”如果他是学文学的，余光中肯定会金针度人，为其指出门路。如果发问者的兴趣不在文学而在语言，余光中认为这种读者只要浏览欣赏即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学的学者，就必须博览群籍，认真而持续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文学的研究便是目的；研究成功了，目的便已达到。对于一位作家，则他只要找到能启发他滋润他的先驱大师就行了。对于一位学者，文学的研究只是一项手段；研究的心得，必须用到未来的创作里，而且用得有效，用得脱胎换骨，推陈出新，才算大功告成。要做学者，必须熟悉自己这一行的来龙去脉，行话帮规，必须在纷然杂陈的知识之中，整理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要做作家，可以不必理会这些；他只要选择自己需要的养分，善加吸取便可。学者把大师之鸟剥制成可以把玩谛视的标本，作家把大师之蛋孵成自己的鸟。”
台湾高校中文系与外文系长期存在着矛盾，如在20世纪70年代，外文系减弱了本身评价世界文学的功能，取代中文系在本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发言权；部分中文系学者为了摘掉“封闭保守”的帽子，急于搬用西方文化教育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学。在出作家和批评家的问题上，两个系形成了竞争的局面。面对中文系出作家远远少于外文系的情况，中文系的学者回应道：“我们中文系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它是培养学者的场所。”外文系学者反问道：“难道我们外文系规定过要培养作家吗？”面对这种有趣的现象，余光中在《外文系这一行》中分析道：“其一可能是外文系没有所谓道统的包袱，文学就是文学，界限分明，无须向哲学和史学的经典俯首称臣。其二可能是外文系研究的对象，既然是外国文学，则训诂考据等事，天经地义该让外国学者去做，我们乐得欣赏词章，唯美是务。其三可能是研究外国文学，便多了一个立脚点，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上，回顾本国的文学传统，对于庐山面目较易产生新的认识，截长补短，他山之石也较能用得其所。其四可能是，外文系接受的既然是‘西化’的观念，一切作风理应比较民主、开放，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较有弹性，略多沟通吧。”
如果有人责成外文系应多培养作家，这无疑过分，但培养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是外文系天经地义的事。至于翻译家的培养，同样是外文系责无旁贷的任务。可这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君不见，台湾（应加上大陆）大学教授评职称，规定只有著作和论文才算成果，翻译和创作一样，是不被承认的，余光中认为这正是“‘述而不作’的心理作祟。事实上，中文、外文、艺术、音乐、戏剧等系的教授，能够不述而作，或是述作俱胜，不也同样可以鼓舞学生吗？中文系如果拥有一位李白或曹霑，岂不比拥有一位许慎或钟嵘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同时，与其要李白缴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论文，何不让他多吟几篇《远别离》之类的杰作呢？”
余光中的老师不受“述而不作”条条框框的影响。当时上翻译课的是新进讲师吴炳钟。他的口译在台湾数一数二，还时常担任蒋介石的翻译。比余光中只大六、七岁，在师生关系外吴和余又多了一层兄弟关系。吴炳钟在《学生英语文摘》主持翻译专栏，在该刊举办的翻译比赛中，余光中得了第一名。吴炳钟十分珍惜余光中的才华，便由其推荐余光中在同一刊物上负责一个英诗译注专栏，这便是余光中教外文之余翻译生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