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烟灯村的一百一十七家农户突然都变得非常贫困。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之前的十一个月份里，还有谁能够算得上富裕。不是这么回事。贫困是一贯的。问题是到了腊月，谁都愿意更穷一些。村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被人怜悯，尤其是被邻里们认为可怜，是所有人内心的企图。这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公社都会给各个村里发放救济。救济有钱有物，发给最穷的家庭。按惯例，分给烟灯村的大约是八十块钱，两百斤大米，一床棉被和三件棉袄。那是文革时期，实行严格的配给制。配给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城市人口，涉及到粮油食品，布料，日用品和一些紧俏物资。作为乡下人，并不太能享受到配给制带来的好处。但配给仍然在延伸，一直延伸到最小的村落里去。比如一个村选举几名村干部，发展几名党员，评选出几个先进模范，都在事先由公社规定好了。这些，烟灯村里的人似乎都并不在意。对那些上面早就给出的候选人，他们往往都没什么意见。甚至要在村里选出一两个坏分子，也不是很难的事。年年选，无非总是那些人。可是，从上面配给下来的救济金和物资，却总会让村长孙得贵头疼。公社规定一定要给到最穷的人，这被当作政治任务。
腊月份，烟灯村实在是太冷了。河里满是白花花的冰棱。谁才是最穷的人呢？孙得贵一想就头晕目眩。毫无疑问，这时候人人都在装穷。他所能做的是开一个选举大会，把最需要救济的人给选出来。选举大会定在腊月十六日晚上。那是一个把贫穷当作美德的时代。再过几十年的光景，人们将不再这么看，相反会被视为羞耻。
刘武七，他一进腊月就没穿过棉衣。可能确实没有，也可能有，哪怕破烂一点，却故意不穿。他穿着薄衫和薄裤子，人早冻坏了。肯定还感冒了，感冒一直不好。头痛，流鼻涕，声音嗡嗡的，像在山洞里说话。他把鼻涕和眼泪揩在衣袖上，衣袖因此变得干而硬。手和脚裸露出的皮肉也都被冻坏了，发红，溃烂，流出脓血。干活，那时候生产队会组织劳力积肥，比如把干涸了的池塘里的淤泥挑到田里去，或是到山坡上去垦荒。刘武七一边干活一边唉声叹气。他咳嗽，冷得蜷缩成一团。可是，这时候人们全都充满了鄙夷，没有一个人会去怜悯另一个人。这个人七十二岁时死去。他死于一种并不罕见的疾病，没太多痛苦，寿数也不低，葬在烟灯村北面的山坡上。他一共有五个子女，三男两女。他们后来全都在深圳的东莞打工。他的老婆比他多活了六年。
王道海，他有一个年近八旬的残疾奶奶。他的父母去世得早，奶奶只能跟着她。奶奶是个瞎子，一年四季都被关在家里，她的肤色非常苍白。等到有了电视之后，人们回忆起来，会恍然明白：哦，原来奶奶很可能是个白化病人。她的样子让人害怕。她一直在暗中给村里的小孩子们讲述一些神秘而又恐怖的鬼怪故事。那些故事被她讲得断断续续，估计这是她的策略：她太孤独，需要那些小孩子们陪着她。所以她的故事都十分冗长，有一些根本就没有讲完过。曾有人怀疑她会巫蛊之术，能诅咒人的命运。对奶奶的恐惧事实上都源于她身上的白色。奶奶的头发，脸，脖子，指甲，手上可以见到的细小绒毛，全都是一种奇怪的白。人们对她的敬畏是有理由的，她异于所有的人。唯一对奶奶不恭或者嫌弃的人是王道海。人们说他虐待奶奶，把她锁在小房子里，他还抱怨说奶奶吃了一辈子“闲饭”。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突然对奶奶好起来了。他经常把奶奶抱出来“晒太阳”，王道海抱着奶奶，把她放在外面事先放置好的椅子上。他还跟人说，别看奶奶年纪大，饭量可不小，她一个人能吃下两个人吃的饭呢。为了证明他所说过的话，王道海有时会盛上一大海碗白米饭端到外面来给奶奶吃。奶奶战战兢兢地端着饭，那碗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它没有掉，奶奶风扫残云般地吃下去了。她有好几次被米饭给噎住了。她伸长了脖子，好像每一次噎着都可以要了她的命。但没有。人们普遍认为王道海太有心计，奶奶能吃下那么多饭，可能至少被他给饿了三五天。王道海死于一场意外。二零零三年，人们要在白龙山上重修一座寺庙。那里以前有一座白龙寺，七十年代被毁坏了。可是香火一直不断，人们到断垣残壁间去烧香。为了重修白龙寺，烟灯村的每家每户都捐了钱。而投资最多的，是在外面做了建筑包工头的刘立德。刘立德发迹之前也在这儿烧过香，为了还愿，他要重建更大的一座白龙寺。王道海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昆山做得不错。他计划建好了白龙寺就去昆山。但他去不了，工地上一块预制板掉下来砸死了王道海。他也葬在北面山坡上，那是烟灯村的一块墓地。如果没有离开烟灯村，这里的人死后一多半会葬在那里。王道海只有一个儿子，他的老婆去了昆山，在那儿带孙子。她活到了二零零七年，并死于心肌梗塞。
刘喜贵，那时候他还在叫张喜贵。他很小就从刘家“过继”给了张家，刘家的子女太多，他的父母把好几个孩子都给“过”出去了。张家也不富有，或许比刘家更穷。但他们的儿子是个侏儒，一个小矮人，还浑身无力。这样的儿子是不能被指望的，他不能做农活，更不能传宗接代。把刘喜贵“过”过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接续张家的香火。两个老人胆颤心惊地巴结刘喜贵，无非就是要他稍许有点良心：在他们死去以后，刘喜贵能继续姓张。他们给他张罗了一桩婚事，并在刘立德顺利地被生下来以后，两个老人先后无憾地死去。那已是冬天了，很快就将进入腊月。安葬两个张姓老人，刘喜贵基本上完全依靠借贷。他一定是故意这么做，这谁都知道。所以，刚到腊月，他就四处哭穷。他抱怨说，他欠下了多少债务。而他刚刚生育的妻子，因为饥饿根本就没有奶水。照这样下去，也许要不了几天，他的儿子就会被饿死。有几次，刘喜贵当着众人的面，掀开了他老婆的衣衫。她的乳房耷拉着。刘喜贵说，空奶子，怎么挤也挤不出奶水，不信我挤给你们看。刘喜贵使劲拧着它们，可就是拧不出一滴奶水。人们都看到了，但却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假装没看到那白皙皮肉上的片片乌紫。刘喜贵知道他们看到了，他喜滋滋地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都看见了！这还不够，他还说到了侏儒儿张小点。张小点本没有名字，可大伙都这么叫，它就像是个“外号”。他说，两个老人都死了，怎么张小点就偏偏不死呢？他活着，可不是拖累我们吗？用手拉他，他就一伸，把手松开，他马上又一缩。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怪物呢？刘喜贵说的都是实情。张小点活着也是个性命啊，他的确在拖累他们一家人。可是，这么个人的脑子却特别灵光。他声音好听，嘴也甜。他一直在讨好笼络刘喜贵。这可能也是刘喜贵从来也不曾真正虐待过他的原因。他甚至劝刘喜贵说，如果不想姓张，还是改姓刘好了。刘喜贵真这么做了，他早晚都得姓刘。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刘喜贵才开始出去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提灰泥。他后来发迹了，成了包工头，在城里有了房子和产业。他早早地把家业传给了儿子刘立德。刘立德没有辜负他，成了更大的老板。刘喜贵在老了以后变得非常淫乱，他死于糖尿病综合征。本来，他在死之前为自己建造了豪华的桃花墓地，他准备把自己葬在那儿。可是他的儿子刘立德为了承揽一个大工程，把他的桃花墓地送给了另一个人。那个人也有一个将死的父亲。所以刘喜贵只能被葬回烟灯村。张小点后来也有了很不错的归宿，他进了一个民间歌舞艺术团，是那里的“镇团之宝”。他能唱很好听的流行歌曲。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能被拉出来供人观赏。人们观赏并逗弄侏儒儿总能得到极大的欢乐和满足。张小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这也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他对身边的人透露说，以前他最害怕的事情是，被饿死，或是被害死。他无疑说的是刘喜贵。这也是他那时候变着花样对刘喜贵说好话的原因。他怕！只要刘喜贵的脸色一变得阴沉，他就会心惊胆颤。成了“明星”后，张小点也挣了很多钱。但他一直很节俭，对自己刻薄。可能是以前吃过太多苦所养成的习惯吧？他把钱都积攒着，那些钱在他身后被艺术团捐给了一所学校。张小点死在一座城市里，他的骨灰就葬在那座城市的公墓。他死得很安详，几乎没有痛苦。人们把他从舞台上推下来，发现他不再动弹。不管怎么拉扯，也不再伸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脸上残留着的微笑。但是，也有人认为那是讥嘲。
马跑，是村里的猎人。后来因为在堤坝上防汛，他老婆被人给“弄”了。这件事派出所怎么也查不清楚。马跑因此对着自己的脸开枪。他打烂了自己的脸面，也打死了他自己。
同样死得很早的还有秦家河。秦家河有六个孩子，他偷着到山上去砍伐树木。他成功地锯倒了一棵树。而同时，他的脚踩上了一蓬覆盖着白雪的枯草。他滑倒了，那棵树正好砸在他头上。
匡有元用雷管在池塘里炸鱼，因为导火线过短，他炸掉了自己的一条胳膊。那些雷管都是他从水利建设工地上偷回来的。他只有一条胳膊，可是他还要在月黑风高天去塘里炸鱼。这一次他没那么幸运，他炸掉的不再是胳膊或腿。他把自己给炸死了。人们都还记得，他们在草丛或水面寻找匡有元残缺不全的尸体，把他盛装在藤编篮子里。
王向荣住着草棚子，草棚子漏水。外面下雨，雨水是白色。而王向荣草棚子里漏下来的水却是紫黑色。他的草棚子已有些年头了，上边搭着剑茅草，它的下层，里边早就腐烂了。干硬的剑茅草，被水浸泡，长久地沤着，也会腐烂。它烂得像淤泥，再被日头晒干。遇到雨天，水滴穿过那里，就会变成紫黑色。那种颜色，就像是谁杀了过多的鸡，成排地挂在屋梁上，一滴一滴，不停地往下滴着血水。还有那些木头立柱，它们在漫长的雨季里，会长出菌类或木耳。王向荣就住在这种鬼地方。他的草棚子跟村里隔着一道田畈，所以被称作“独屋”。他做梦都想住在真正的屋子里。你们不管怎么说，总还住在瓦屋里吧？这是他的口头禅，哼，哪像我？就我还住在旧社会。王向荣也生了五个孩子，他们就像是一窝小动物，在草棚子里窜来窜去。后来，王向荣是烟灯村最早出去贩卖木耳的人，他被人称作“木耳大王”。王向荣差半年就能活到八十岁，他死于一场深沉的睡眠。那天他在二楼的阳台上晒太阳，睡着以后就再没醒来。这实际上是令很多老人羡慕的一种死亡方式。王向荣无意间得到了这一殊荣，就像是现在的人买彩票突然中了大奖。而他的老伴多活了三年。她是四川女人，早年从四川流落到湖北。年轻时被迫不停地给王向荣生孩子。贫穷使她多次试图自杀。她跳过水，还上吊过。跳水被人救起来了。上吊则是因为棚子顶上的木头朽烂，被她的绳子给挂断了。
还有肖耀昆，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候就已经四十多岁了，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肖耀昆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个女儿，然后她自己喝农药死掉了。她喝农药是因为和婆婆有矛盾，也就是肖耀昆的母亲。婆婆见儿媳那样，心想你喝得我喝不得？一气之下，婆婆也喝了农药。她做得更绝，喝完农药就睡到棉田里去了。怎么也找不着，一直要到个把月之后，人们下田摘棉花时才会发现她。他的第二个妻子在给他生儿子时不幸难产，儿子救活了，妻子却死在镇卫生所里。大约过了五年光景，肖耀昆又娶了第三个妻子。但这个妻子很不安分，她也生了个女儿。生完之后不久，她就跟一个走村串户补锅的“锅匠”走了，并从此杳无音信。肖耀昆每年都要花一段时间出去找人。他的家当全败在这上面了，家里能变卖的东西一件不剩。他并没有找到出走的妻子，但却养成了非常暴戾的性格。他经常喝醉酒，并无故殴打他的三个孩子。平素里他黑着一张脸，村里的人都有些怕他。肖耀昆五十岁左右就死了。他没有活到那样一个时期：子女们可以去外面打工，并且能挣钱回来。人们后来回忆，肖耀昆的死与喝酒有关。他喝了太多的劣质白酒，它们伤害了他的内脏。他肝疼，一疼就会在地上打滚。但他拒绝让人把他送到镇卫生所去，那地方他不信任。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被治好。为了止疼，他从邻居家借来一瓶酒，并一饮而尽。
上面叙述的所有这些人，他们都参加了烟灯村那一次的村民会议。现在，他们都死了。这已经说清楚了。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些死者的故事。就是这样，他们都是死者。但是当时，他们都还活着。那是一九七四年，腊月份。烟灯村的那个月份非常冷。一到这时候，村长孙得贵就心烦。眼睛都盯着那点救济物资和钱。也是，马上就要过年了，搁谁不需要啊？公社在这儿“挂点”的是人武部长和民政助理，他们也都没招。用他们的话说，烟灯村的情况有些混乱。弄不好会出乱子。至于乱子会怎么出？出多大？谁也不清楚。所以，那就只有开会吧。开会让大家来推选，选出最贫穷和最需要救济的人。会期老早就定下了：十六日晚上。
烟灯村没有会场，平时开会都在稻场上。这时候天冷，不得不移到仓库里去开。这是一间粮仓。里边空空如也，并没有看到粮食。这是一个“荒年”：生产队的仓库，就和农民家里的米缸一样寒酸，里边没有东西。仓库已有些日子没有被打开，闻起来有一股经年不散的尘土气息。墙角落和地面上布满细小的洞穴，那明显是老鼠留下的印迹。天一刷黑，仓库里就热闹起来了。几盏煤油灯被点着，放在粮柜或墙洞里。光线带着点黄铜色。全村百十来户人都来了。有的一家还来了几口人。这种盛况和村里放电影时差不多。但放电影大多在外面，而这是在室内。空旷的仓库一下子变得狭窄，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好像还有些容不下，一些人被迫挤在门口或门外。有人在咳嗽，并推推搡搡。空气像澡堂里洗过好多人的池水一样污浊，有种刺鼻的酸腐味。成年人一般都坐着自带的小板凳。挤在门口或门外的那些人也都慢慢坐下了。孩子们在人缝中穿来穿去。妇女们有的打瞌睡，有的奶孩子，还有的在做针线。孙得贵一个人坐在屋子中间，那儿有个台子，他就坐在台子上。人武部长和民政助理都没来，说是公社有事。孙得贵心里当然明白，他们一定是在躲着这事。孙得贵看着他四周所有的那些人。他们眼下全都有着一种普遍的忧伤，这从他们的脸上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但是，他们同时又很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