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短篇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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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救济之夜(上)(1)

进入腊月,烟灯村的一百一十七家农户突然都变得非常贫困。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之前的十一个月份里,还有谁能够算得上富裕。不是这么回事。贫困是一贯的。问题是到了腊月,谁都愿意更穷一些。村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被人怜悯,尤其是被邻里们认为可怜,是所有人内心的企图。这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公社都会给各个村里发放救济。救济有钱有物,发给最穷的家庭。按惯例,分给烟灯村的大约是八十块钱,两百斤大米,一床棉被和三件棉袄。那是文革时期,实行严格的配给制。配给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城市人口,涉及到粮油食品,布料,日用品和一些紧俏物资。作为乡下人,并不太能享受到配给制带来的好处。但配给仍然在延伸,一直延伸到最小的村落里去。比如一个村选举几名村干部,发展几名党员,评选出几个先进模范,都在事先由公社规定好了。这些,烟灯村里的人似乎都并不在意。对那些上面早就给出的候选人,他们往往都没什么意见。甚至要在村里选出一两个坏分子,也不是很难的事。年年选,无非总是那些人。可是,从上面配给下来的救济金和物资,却总会让村长孙得贵头疼。公社规定一定要给到最穷的人,这被当作政治任务。

腊月份,烟灯村实在是太冷了。河里满是白花花的冰棱。谁才是最穷的人呢?孙得贵一想就头晕目眩。毫无疑问,这时候人人都在装穷。他所能做的是开一个选举大会,把最需要救济的人给选出来。选举大会定在腊月十六日晚上。那是一个把贫穷当作美德的时代。再过几十年的光景,人们将不再这么看,相反会被视为羞耻。

刘武七,他一进腊月就没穿过棉衣。可能确实没有,也可能有,哪怕破烂一点,却故意不穿。他穿着薄衫和薄裤子,人早冻坏了。肯定还感冒了,感冒一直不好。头痛,流鼻涕,声音嗡嗡的,像在山洞里说话。他把鼻涕和眼泪揩在衣袖上,衣袖因此变得干而硬。手和脚裸露出的皮肉也都被冻坏了,发红,溃烂,流出脓血。干活,那时候生产队会组织劳力积肥,比如把干涸了的池塘里的淤泥挑到田里去,或是到山坡上去垦荒。刘武七一边干活一边唉声叹气。他咳嗽,冷得蜷缩成一团。可是,这时候人们全都充满了鄙夷,没有一个人会去怜悯另一个人。这个人七十二岁时死去。他死于一种并不罕见的疾病,没太多痛苦,寿数也不低,葬在烟灯村北面的山坡上。他一共有五个子女,三男两女。他们后来全都在深圳的东莞打工。他的老婆比他多活了六年。

王道海,他有一个年近八旬的残疾奶奶。他的父母去世得早,奶奶只能跟着她。奶奶是个瞎子,一年四季都被关在家里,她的肤色非常苍白。等到有了电视之后,人们回忆起来,会恍然明白:哦,原来奶奶很可能是个白化病人。她的样子让人害怕。她一直在暗中给村里的小孩子们讲述一些神秘而又恐怖的鬼怪故事。那些故事被她讲得断断续续,估计这是她的策略:她太孤独,需要那些小孩子们陪着她。所以她的故事都十分冗长,有一些根本就没有讲完过。曾有人怀疑她会巫蛊之术,能诅咒人的命运。对奶奶的恐惧事实上都源于她身上的白色。奶奶的头发,脸,脖子,指甲,手上可以见到的细小绒毛,全都是一种奇怪的白。人们对她的敬畏是有理由的,她异于所有的人。唯一对奶奶不恭或者嫌弃的人是王道海。人们说他虐待奶奶,把她锁在小房子里,他还抱怨说奶奶吃了一辈子“闲饭”。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突然对奶奶好起来了。他经常把奶奶抱出来“晒太阳”,王道海抱着奶奶,把她放在外面事先放置好的椅子上。他还跟人说,别看奶奶年纪大,饭量可不小,她一个人能吃下两个人吃的饭呢。为了证明他所说过的话,王道海有时会盛上一大海碗白米饭端到外面来给奶奶吃。奶奶战战兢兢地端着饭,那碗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它没有掉,奶奶风扫残云般地吃下去了。她有好几次被米饭给噎住了。她伸长了脖子,好像每一次噎着都可以要了她的命。但没有。人们普遍认为王道海太有心计,奶奶能吃下那么多饭,可能至少被他给饿了三五天。王道海死于一场意外。二零零三年,人们要在白龙山上重修一座寺庙。那里以前有一座白龙寺,七十年代被毁坏了。可是香火一直不断,人们到断垣残壁间去烧香。为了重修白龙寺,烟灯村的每家每户都捐了钱。而投资最多的,是在外面做了建筑包工头的刘立德。刘立德发迹之前也在这儿烧过香,为了还愿,他要重建更大的一座白龙寺。王道海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昆山做得不错。他计划建好了白龙寺就去昆山。但他去不了,工地上一块预制板掉下来砸死了王道海。他也葬在北面山坡上,那是烟灯村的一块墓地。如果没有离开烟灯村,这里的人死后一多半会葬在那里。王道海只有一个儿子,他的老婆去了昆山,在那儿带孙子。她活到了二零零七年,并死于心肌梗塞。

刘喜贵,那时候他还在叫张喜贵。他很小就从刘家“过继”给了张家,刘家的子女太多,他的父母把好几个孩子都给“过”出去了。张家也不富有,或许比刘家更穷。但他们的儿子是个侏儒,一个小矮人,还浑身无力。这样的儿子是不能被指望的,他不能做农活,更不能传宗接代。把刘喜贵“过”过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接续张家的香火。两个老人胆颤心惊地巴结刘喜贵,无非就是要他稍许有点良心:在他们死去以后,刘喜贵能继续姓张。他们给他张罗了一桩婚事,并在刘立德顺利地被生下来以后,两个老人先后无憾地死去。那已是冬天了,很快就将进入腊月。安葬两个张姓老人,刘喜贵基本上完全依靠借贷。他一定是故意这么做,这谁都知道。所以,刚到腊月,他就四处哭穷。他抱怨说,他欠下了多少债务。而他刚刚生育的妻子,因为饥饿根本就没有奶水。照这样下去,也许要不了几天,他的儿子就会被饿死。有几次,刘喜贵当着众人的面,掀开了他老婆的衣衫。她的乳房耷拉着。刘喜贵说,空奶子,怎么挤也挤不出奶水,不信我挤给你们看。刘喜贵使劲拧着它们,可就是拧不出一滴奶水。人们都看到了,但却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假装没看到那白皙皮肉上的片片乌紫。刘喜贵知道他们看到了,他喜滋滋地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都看见了!这还不够,他还说到了侏儒儿张小点。张小点本没有名字,可大伙都这么叫,它就像是个“外号”。他说,两个老人都死了,怎么张小点就偏偏不死呢?他活着,可不是拖累我们吗?用手拉他,他就一伸,把手松开,他马上又一缩。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怪物呢?刘喜贵说的都是实情。张小点活着也是个性命啊,他的确在拖累他们一家人。可是,这么个人的脑子却特别灵光。他声音好听,嘴也甜。他一直在讨好笼络刘喜贵。这可能也是刘喜贵从来也不曾真正虐待过他的原因。他甚至劝刘喜贵说,如果不想姓张,还是改姓刘好了。刘喜贵真这么做了,他早晚都得姓刘。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刘喜贵才开始出去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提灰泥。他后来发迹了,成了包工头,在城里有了房子和产业。他早早地把家业传给了儿子刘立德。刘立德没有辜负他,成了更大的老板。刘喜贵在老了以后变得非常淫乱,他死于糖尿病综合征。本来,他在死之前为自己建造了豪华的桃花墓地,他准备把自己葬在那儿。可是他的儿子刘立德为了承揽一个大工程,把他的桃花墓地送给了另一个人。那个人也有一个将死的父亲。所以刘喜贵只能被葬回烟灯村。张小点后来也有了很不错的归宿,他进了一个民间歌舞艺术团,是那里的“镇团之宝”。他能唱很好听的流行歌曲。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能被拉出来供人观赏。人们观赏并逗弄侏儒儿总能得到极大的欢乐和满足。张小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这也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他对身边的人透露说,以前他最害怕的事情是,被饿死,或是被害死。他无疑说的是刘喜贵。这也是他那时候变着花样对刘喜贵说好话的原因。他怕!只要刘喜贵的脸色一变得阴沉,他就会心惊胆颤。成了“明星”后,张小点也挣了很多钱。但他一直很节俭,对自己刻薄。可能是以前吃过太多苦所养成的习惯吧?他把钱都积攒着,那些钱在他身后被艺术团捐给了一所学校。张小点死在一座城市里,他的骨灰就葬在那座城市的公墓。他死得很安详,几乎没有痛苦。人们把他从舞台上推下来,发现他不再动弹。不管怎么拉扯,也不再伸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脸上残留着的微笑。但是,也有人认为那是讥嘲。

马跑,是村里的猎人。后来因为在堤坝上防汛,他老婆被人给“弄”了。这件事派出所怎么也查不清楚。马跑因此对着自己的脸开枪。他打烂了自己的脸面,也打死了他自己。

同样死得很早的还有秦家河。秦家河有六个孩子,他偷着到山上去砍伐树木。他成功地锯倒了一棵树。而同时,他的脚踩上了一蓬覆盖着白雪的枯草。他滑倒了,那棵树正好砸在他头上。

匡有元用雷管在池塘里炸鱼,因为导火线过短,他炸掉了自己的一条胳膊。那些雷管都是他从水利建设工地上偷回来的。他只有一条胳膊,可是他还要在月黑风高天去塘里炸鱼。这一次他没那么幸运,他炸掉的不再是胳膊或腿。他把自己给炸死了。人们都还记得,他们在草丛或水面寻找匡有元残缺不全的尸体,把他盛装在藤编篮子里。

王向荣住着草棚子,草棚子漏水。外面下雨,雨水是白色。而王向荣草棚子里漏下来的水却是紫黑色。他的草棚子已有些年头了,上边搭着剑茅草,它的下层,里边早就腐烂了。干硬的剑茅草,被水浸泡,长久地沤着,也会腐烂。它烂得像淤泥,再被日头晒干。遇到雨天,水滴穿过那里,就会变成紫黑色。那种颜色,就像是谁杀了过多的鸡,成排地挂在屋梁上,一滴一滴,不停地往下滴着血水。还有那些木头立柱,它们在漫长的雨季里,会长出菌类或木耳。王向荣就住在这种鬼地方。他的草棚子跟村里隔着一道田畈,所以被称作“独屋”。他做梦都想住在真正的屋子里。你们不管怎么说,总还住在瓦屋里吧?这是他的口头禅,哼,哪像我?就我还住在旧社会。王向荣也生了五个孩子,他们就像是一窝小动物,在草棚子里窜来窜去。后来,王向荣是烟灯村最早出去贩卖木耳的人,他被人称作“木耳大王”。王向荣差半年就能活到八十岁,他死于一场深沉的睡眠。那天他在二楼的阳台上晒太阳,睡着以后就再没醒来。这实际上是令很多老人羡慕的一种死亡方式。王向荣无意间得到了这一殊荣,就像是现在的人买彩票突然中了大奖。而他的老伴多活了三年。她是四川女人,早年从四川流落到湖北。年轻时被迫不停地给王向荣生孩子。贫穷使她多次试图自杀。她跳过水,还上吊过。跳水被人救起来了。上吊则是因为棚子顶上的木头朽烂,被她的绳子给挂断了。

还有肖耀昆,也不能不说。他那时候就已经四十多岁了,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肖耀昆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个女儿,然后她自己喝农药死掉了。她喝农药是因为和婆婆有矛盾,也就是肖耀昆的母亲。婆婆见儿媳那样,心想你喝得我喝不得?一气之下,婆婆也喝了农药。她做得更绝,喝完农药就睡到棉田里去了。怎么也找不着,一直要到个把月之后,人们下田摘棉花时才会发现她。他的第二个妻子在给他生儿子时不幸难产,儿子救活了,妻子却死在镇卫生所里。大约过了五年光景,肖耀昆又娶了第三个妻子。但这个妻子很不安分,她也生了个女儿。生完之后不久,她就跟一个走村串户补锅的“锅匠”走了,并从此杳无音信。肖耀昆每年都要花一段时间出去找人。他的家当全败在这上面了,家里能变卖的东西一件不剩。他并没有找到出走的妻子,但却养成了非常暴戾的性格。他经常喝醉酒,并无故殴打他的三个孩子。平素里他黑着一张脸,村里的人都有些怕他。肖耀昆五十岁左右就死了。他没有活到那样一个时期:子女们可以去外面打工,并且能挣钱回来。人们后来回忆,肖耀昆的死与喝酒有关。他喝了太多的劣质白酒,它们伤害了他的内脏。他肝疼,一疼就会在地上打滚。但他拒绝让人把他送到镇卫生所去,那地方他不信任。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被治好。为了止疼,他从邻居家借来一瓶酒,并一饮而尽。

上面叙述的所有这些人,他们都参加了烟灯村那一次的村民会议。现在,他们都死了。这已经说清楚了。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些死者的故事。就是这样,他们都是死者。但是当时,他们都还活着。那是一九七四年,腊月份。烟灯村的那个月份非常冷。一到这时候,村长孙得贵就心烦。眼睛都盯着那点救济物资和钱。也是,马上就要过年了,搁谁不需要啊?公社在这儿“挂点”的是人武部长和民政助理,他们也都没招。用他们的话说,烟灯村的情况有些混乱。弄不好会出乱子。至于乱子会怎么出?出多大?谁也不清楚。所以,那就只有开会吧。开会让大家来推选,选出最贫穷和最需要救济的人。会期老早就定下了:十六日晚上。

烟灯村没有会场,平时开会都在稻场上。这时候天冷,不得不移到仓库里去开。这是一间粮仓。里边空空如也,并没有看到粮食。这是一个“荒年”:生产队的仓库,就和农民家里的米缸一样寒酸,里边没有东西。仓库已有些日子没有被打开,闻起来有一股经年不散的尘土气息。墙角落和地面上布满细小的洞穴,那明显是老鼠留下的印迹。天一刷黑,仓库里就热闹起来了。几盏煤油灯被点着,放在粮柜或墙洞里。光线带着点黄铜色。全村百十来户人都来了。有的一家还来了几口人。这种盛况和村里放电影时差不多。但放电影大多在外面,而这是在室内。空旷的仓库一下子变得狭窄,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好像还有些容不下,一些人被迫挤在门口或门外。有人在咳嗽,并推推搡搡。空气像澡堂里洗过好多人的池水一样污浊,有种刺鼻的酸腐味。成年人一般都坐着自带的小板凳。挤在门口或门外的那些人也都慢慢坐下了。孩子们在人缝中穿来穿去。妇女们有的打瞌睡,有的奶孩子,还有的在做针线。孙得贵一个人坐在屋子中间,那儿有个台子,他就坐在台子上。人武部长和民政助理都没来,说是公社有事。孙得贵心里当然明白,他们一定是在躲着这事。孙得贵看着他四周所有的那些人。他们眼下全都有着一种普遍的忧伤,这从他们的脸上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但是,他们同时又很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