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四面环山，能有效抵挡来自北方的寒流，尽管冬季寒冷，但气温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城市。加之承德夏季凉爽，因此有了避暑胜地的美称。
现代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承德以及承德之外北方草原的地缘关系。承德的兴起，实际上有着更深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在承德，山庄的修建恐怕也是一个类似长城的前沿防御阵地。承德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便于控制可能威胁大清统治的蒙古贵族。
从1703年开始，清王朝便在承德兴建避暑山庄，直至1792年完工，历时近90年。避暑山庄建立后，曾有7名清朝皇帝在这里待过。特别是康、乾年间，山庄和外八庙进入鼎盛时期，帝王们在此消夏理政，使承德成为除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大清帝国的历史在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后结束了，优秀的文化遗产还在流传。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和青砖灰瓦的避暑山庄，尽管多了些市场气，但依旧肃穆、宁静、端庄。
沿着承德著名的西大街走走，黄琉璃、歇山顶、石牌坊、银杏树，槐树杨树和枫树，让人想起这座城市的传奇与沧桑。历史和文化就是通过这些五彩斑斓的建筑和树木，静默或灵动，内敛或飞舞，或让人感到什么是层峦叠嶂，什么是层林尽染，什么是底蕴深厚。让人在欣赏美丽秋天的同时，贴身感受这座城市曾包含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和文化魅力。
避暑山庄，以不大的地方浓缩了大江南的绝妙风景和建筑精华，兼备了山地、湖泊、平原的风景，是难得的艺术组合与独具匠心的文化展现。
外八庙，以其宏大的实体建筑和精美的建筑细节展示了汉、蒙、藏文化的交融，让人领略西藏布达拉宫的雄伟、山西殊像寺的格调、新疆固尔扎庙的身影，集中体现了清代庙宇建筑的风采。
难能可贵的是清朝统治者“一寺能抵十万兵”的理念构想。据说在承德，之所以修建那么多寺庙，是为了与外族沟通，让人心仁厚。宗教，很好地承担了和平的使命。通过宗教的熏染、文化的交流、相互的了解与沟通，化干戈为玉帛，最终人心向善、天下一统。
单纯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宗教总能与政治挂钩。外八庙的修建，不单教人行善，更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清朝统治者处心积虑地修建了外八庙，表达了对藏传佛教的认同，有助于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强有力的官方修庙行为，不仅有助于怀柔人心，而且凝固了文化，将庙宇建筑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在宗教政策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仅表达了对蒙、藏喇嘛教的认同，也表达了对汉族宗教信仰的尊重。在承德，我走进了城隍庙，走进了关帝庙，感受到政治与宗教如何相互连接，感受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交融。
地处西大街的承德城隍庙在全国也算得上凤毛麟角。这里共有90多尊神像，个个栩栩如生。除“天下第一城隍”外，各殿还供奉着文、武、义、财神、孔子、朱熹、文昌帝君和极具特色的六十甲子神。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城隍”的庙宇，是乾隆皇帝钦定的“都城隍庙”，黄琉璃披顶，有意无意地显示它傲然于各地城隍庙的尊贵。屋顶的黄琉璃，与秋天共色，在太阳底下金光四射。
位于西大街第一道牌楼处的关帝庙，香火兴旺，是目前国内唯一现存的皇家敕建关帝庙。楼内的关羽坐像，色彩艳丽，传神逼真。乾隆皇帝曾为关帝庙亲提御匾的“忠义伏魔”和御碑两座，至今保存于庙内。关帝庙的主殿原本是灰瓦泥顶，自从成为皇家寺庙之后，便改为黄色琉璃瓦顶，显得更加辉煌宏伟。
在承德醉人的秋天，感受各民族、各宗教的艺术风格，不失为难得的美的历程。霜天红叶的时节，万紫千红的群山、绚丽多彩的山庄、安详括静的寺庙，蒙太奇般在眼前交替更换——承德正走进我的内心，令我过目难忘。
2011年10月16日至20日初稿，2012年2月1日改定感悟菩提
到南方，不能不参观寺庙。到寺庙，不能不留心菩提树。
1999年12月2日，正是月华如洗、树影婆娑之时，我在厦门南普陀寺前驻足静思。抬头望去，寺院前后那绿叶相扶、雍容大度的老树令我吃惊。在万木竞秀的厦门，它叶大如心的圆形树冠如此让人瞩目。这就是菩提树，2500多年前，告别奢华茕茕独行的释迦牟尼正是依赖于它的支撑成就了正觉。
公元前551年，14岁的释迦牟尼在郊游中发现只有禁欲的苦行者显得心灵安静。从那以后，生活中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幸福和满足。终究在29岁那年，他抛弃了尘世的一切，加入了自我苦行的人当中。六年过去了，他形同枯木，一无所悟。他终于认识到苦行并不是他应该走的道路，他来到菩提树下，整整沉思默想了七天。七天后，他成了佛，菩提树也因此机缘而成了佛教圣树。
这些年来，我对佛教充满好奇。佛教的理论博大精深，佛教的胸怀广大壮阔。释迦牟尼早年的传说却远远比佛教教义更引人入胜，令人思索。
据说，释迦牟尼的父亲是古印度狮子部落释迦族的国王。释迦牟尼大概与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同时代。释迦牟尼出生七日后，他的生母就去世了，国王娶了他的姨母为妻，对他照料得很不错。良好的宫廷教育，使释迦牟尼在少年时就成了一个学识渊博、智能兼备的人。
14岁时的一次郊游，深刻影响了释迦牟尼以后的生活。他有生以来看到了那么多遭受痛苦的人们：衰弱的老人、长满疔疮的病人、腐烂的无人掩埋的尸体，显示着这些人的痛苦不堪。后来，他见到一名正在行乞的苦行者，表情肃穆、举止庄重，显得很有力量和教养。由此他思索着人生的问题：人的一生，为什么要衰老，疾病，受折磨？生命的结局难道就是那令人震惊的腐尸吗？为什么所有的人当中，只有那些内心沉静的苦行者安详自在？由此他萌生了出家修行的念头。
29岁那年的一个夜晚，释迦牟尼没有辞别任何一名亲友甚至他的父母、娇妻和儿子，就悄悄地离开了宫廷。他把武器、马匹及所带的东西都交给了仆人，命他去禀告国王和王妃，从此加入了一个最为严格的苦行派别，隐居山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修行。
我注意到释迦牟尼谋求觉悟和解脱的过程。他每天仅靠一粒米和一粒大麻过活，有时甚至用粪便度日。他穿的衣服是用鹿皮、树皮做成的。他从物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思考。他外表生活再简朴不过，内心世界再丰富不过。他一旦定下了生活的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去努力实现。静思造就了深刻，真正具有伟大人格的人，才能矢志不移，心若止水，为了高远的目标受苦受累而无怨无悔。
南普陀寺让我领略了佛祖的崇髙，菩提树引发了我的思考。此时，我走在南普陀寺幽深而远离喧闹的菩提树下，一眉瘦月，几缕清风，竟使我顿有所悟，我感到我的思维活跃起来，我感到对生命的赞歌汨汨流淌。岁月沧桑，菩提树下南普陀寺那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佛教气息让我颤栗。我再次对佛充满敬意。
快乐本不在外界，幸福在自我心中。释迦牟尼以其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以真实的生命智慧融人了无量的慈悲心。他创造的佛教为生命的解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他在菩提树下发下了誓愿：宁可血涸身腐，不成佛决不起座。沉思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使他感觉不到视力和听力的限制，感觉不到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他清空了世俗生活积存的枯枝败叶，最大限度地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正因为他最倾力的思考，他的心中才平静异常，才洞见了人生和宇宙的本质，由此免去了世俗的烦恼、疑惑，最终获得了正觉和自由。
厦门的朋友告诉我，菩提在梵语中即觉、智、知的意思，也就是断绝世间烦恼而成就捏槃之智慧。菩提树有觉树、思维树之称，至少有四个特点与佛教精神相吻合：一是有顽强的身体，插枝就活；二是叶脉交错，形如心状；三是树叶不易沾灰，有吸尘功效；四是往往在春天落叶，象征置身繁华却不求功利的脱俗情怀。我一笑了之。境由心造，一种自然的生态现象，难道还有僧俗之别？
其实，我想对朋友说，菩提树不说话，就没有口角是非的烦恼；菩提树不想，就没有那么多折磨人的欲念。而一个能活到菩提树那种精神境界，做到顶天立地、孜孜以求、远离功利、觉悟人生的人，是让人高山仰止的伟大。人生在世，诱惑很多。心如沸水，乐少愁多，自我折磨；心若止水，专注一事，得大境界。释迦牟尼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他的大彻大悟造就了佛教的博大精深，不但使自己成为一个“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人，也帮助他人获得了觉悟。
在婆娑的菩提树下，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应该停下匆匆的脚步，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我们应该对自己和世界的本性洞若观火，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明白了存世的价值，我们会行走的更为洒脱，更加忘我。
1999年12月22日
在贵州，想起王阳明
对贵州，我向往已久。贵州因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民风民俗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明代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王阳明成道于贵州。因为有了阳明文化这一点睛之笔，贵州文化的天空显得熠熠生辉。
2011年秋天，我随团到贵州考察。列车从湖南进入贵州，窗外天色渐亮，我的内心与天空一样明朗。我将好奇的目光投向窗外的山山水水，我想弄明白，王阳明生活过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
王阳明（1472-1529），名叫王守仁，号阳明子，明代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因此又称王阳明。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不但精通儒、释、道三家学说，而且经世致用，无论是办教育还是搞军事，都做到了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尽管在仕途上备受磨难，但王阳明志在圣贤的理想不曾动摇，终其一生都在推崇实践着儒家的学术和思想。即便在蒙受陷害，被贬贵州龙场的日子，他也能做到以修身为本，胸怀天下，很快调整了心态，展示着作为。在贵州期间，他积极创办书院，收徒讲学，不仅丰富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
贵阳扶风山麓的阳明祠，是我首先拜谒的地方。阳明祠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是贵州人民为纪念王阳明而修建的。祠内殿廊相接、林木葱茏，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看了阳明祠关于王阳明的介绍，我有点思接千载的感觉。在这清幽宜人的书香之地，想起王阳明，我再次肃然起敬。
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包括人性论、认识论、修养论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人性论方面，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认识论方面，强调“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在修养方法上，强调“致良知”，通过反求内心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
王阳明生在书香之家，家学渊源深厚。特别是他曾就学于其父王华，获益颇多。王华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王华14岁时，他家乡的龙泉寺风传“闹鬼”，那儿的人们全被吓跑了，唯独王华无所畏惧，照常在寺中用心读书。即使到了深夜，王华依旧正襟危坐，吟诵不绝，也没发生什么异常之事。事后有人问他：“难道你不害怕吗？”王华答道：“这有什么可怕的？”别人又问：“好多人都看到了鬼，被鬼弄得半死不活，你难道还没看见吗？”王华答道：“从未见得。”问者叹曰：“先生你不是一般人啊，将来一定前途无量！”王华就是这样一种人，从不听别人传闻，而以鬼是否存在于我心来判断其有无，体现了心学“宇宙便是吾心”等理论对他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王华的风度和修为。王华在外为官多年，致仕归乡后，用多年攒来的薪水修建了一座小楼，眼看就要入住了，小楼不幸被大火化成灰烬。当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救火的时候，王华平和如初，从容款待，好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史载他“谈笑行行如平时，略不见有仓遽之色”。家遭变故，王华镇静如常，足见其制心功夫了得。王华的言传身教，对其子王守仁“心外无物”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志在圣贤，好学不倦。多年苦读，于28岁中举步入仕途，少年得志，一飞冲天。35岁那年，因抗疏直谏，王阳明受到宦官刘瑾等人迫害，在朝廷上被扒下裤子当众打了四十大板之后，受辱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相当于现在的邮政所所长），从中央官员到基层的办事员，王阳明的中年，可谓命运多舛，处境窘迫。受父亲王华的影响，王阳明也善于制心。他谪龙场至闽界，夜宿深山，不畏猛虎’俨然一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陷龙场困境，备尝艰辛，仍然吟诗、唱歌、弹琴，教孩子们书法和琴技，获得了别样的快乐。
当时的贵州被称为“朝野”、“文野”、“荒野”的“三野之地”，即：远离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繁华街市。当1508年王阳明带着两个仆人，翻越千山万水历经艰辛来到龙场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只能搬到一个藤蔓缠绕、杂树丛生的洞穴居住。
短暂的寂寞、苦闷、悲愤之后，王阳明杂以诙笑，坦然面对。没有图书馆，没有资料中心，没带自己的藏书，做学问本属不易，但王阳明默记《五经》要旨，阐发自己的主张，仍然做到了潜心悟道，自成一家。他内心深处的那个大问号“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在苦思冥想后得到了破解。他终于明白：自己苦心求索的圣人之道就在眼前，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追求真理和智慧的办法，只能向心中去求。这就是“龙场悟道”。自龙场开始，王阳明逐渐创立和发展了一代心学；贵州龙场因此成了一代宗师的发端之地。
在贵州期间，尽管生活艰难，但王阳明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兴办书院，广收门徒，“黔中王门”由此而来。那时的书院，由于王阳明的参与，学子蚁聚，风气大开，门生弟子达500多人。王阳明离黔后，王门弟子继续弘扬师说，传播文明，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统计数据显示，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止，贵州的教育从明代以来，曾先后达到了6000举人，700进士的局面，不能不归功于“黔中王门”开风气之先。
王阳明的一生凝聚了一个大儒的风范。聪明伶俐的少年、满怀抱负的青年、坎河不平的中年、老当益壮的晚年，王阳明的一生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在遭遇祸害后，王阳明从繁华的京城来到荒凉的龙场。他所考虑的还是在那种情况下，圣人将会如何去做。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达到了淡定从容的圣人之境。晚年的王阳明，得到了复出的机会，曾任南京兵部尚书。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平定“宸濠之乱”仅用35天，显示了非凡的军事组织才能，被人们誉为“大明军神”。他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一生活得很明白。临终那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数百年后读来，仍令人感动满怀、佩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