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一边种菜一边思索。慢慢我理解了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著名人物热爱种菜。想想刘备当年，自从归附曹操后，每日在许昌的府邸里种菜，可能同时思索了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又想想明嘉靖三十三年，郁郁不得志的张居正告病还乡，于私宅“乐志园”躬耕种菜，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吧。
菜地为这些名人提供了一隅安静的角落，丰富了他们原本枯燥的生活，也让我这等小人物得到了愉悦。在车桥的菜地上，我一面齐整整地表达对绿色的热爱，一面沉湎于主体与客体、科学与人文、功利与超功利、利与义的思索中。在这块小小的菜地里，两份追求，两份情感和谐相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两不耽误，是多么幸福、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呵。
如今，车桥那个半道工区，巳是人去屋空。我那块菜地，早已不复存在。我非常怀念那块菜地，让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获得了双份的丰收，让我在踏上社会之初，就变得如此富有。
2010年12月初稿，2011年6月改定
难忘双喜小学
双喜小学是一座典型的乡村小学。在我的记忆深处，它坐南朝北。四周有大道、池塘、林木，房屋。学校的大门面对响岭岗的制高点，学校的后院背靠阴山南麓。如果从高处看，双喜小学坐落在响岭岗上，仿佛驭龙一般，做俯冲状。
双喜小学是双喜村唯一的学校。原名叫双堰的双喜村，据说已存在了几千年。三国演义中的张松，在将西蜀地图献给刘备之前，曾在双堰村受过蜀军的款待。双喜的名字被叫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充满了喜庆的色彩。1955年，在该村召开合作社成立庆祝大会之前，李姓社员飞奔而来向大家报喜：我家双喜临门，喂的母牛生了双胞胎！加之这天村里髙级社召开成立大会，喜上加喜，几个干部临时一商量，将社名由“双堰”改成“双喜”。时至今日，双喜村不仅在当地闻名，就连北京也有人知晓。由于双喜村山草繁茂，场地宽阔，养育的水牛格外雄健，曾在1966年全国畜牧展览会上展出过照片和材料。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奖给湖北省荆门县掇刀直属乡双喜畜牧场”大红奖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专程到双喜畜牧场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时至今日，尽管双喜村的畜牧场早巳解散，但村名沿用至今。
焦枝铁路穿过双喜村，为这里带来发展和繁荣。村南、村西曾分布着采石场和火车站。还有国家级的储备粮库。村里的小学校，不仅培育着村民的孩子，也接收大量铁路职工和附近厂矿的孩子们，是一所真正的平民学校，自1970年建校开始就牵扯着无数平民家庭的希望和失意。
双喜小学的建校历史已有四十多年了。据我所知，从这所学校走出过不少优秀的孩子。它的文化底蕴是双喜这片土地赋予的。双喜村曾是三国古地，在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人居住。一条秦楚古道，横亘在村子东头。双喜村的南部，是荆门南火车站的编组场，铁路纵横交错，为村子注人大工业的气象。东北部的航空航天部六〇五研究所，让村子引起更多的瞩目。对一所乡村小学而言，这些因素使它平添了独特的气质。
双喜小学的大门没什么特点，灰暗的水泥墩门框上挂着两扇铁栅门，实在太普通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南北皆山，开门见山，后有靠山。出了双喜小学的正门，远远就能望见几里开外的大树，那是响岭岗最为高耸的部分。响岭岗是一座颇有名气的山冈，北接阴山南麓，南至荆州纪山，横亘百余里，遍布文化遗迹，被当地老乡誉为土龙。阴山是大巴山的余脉。据说秦始皇当年赶山填海，至此休息时被人换了神鞭，抽山不动而留了这些山包。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这里建过据点，盘桓过很多日子，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
倘若一座山冈，不太引人注意。一旦被注人沧桑往事，则让人铭记于心。我们曾在阴山脚下听老师讲这些山冈的来历，讲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讲鬼子兵多么野蛮和愚蠢，讲村里的人如何偷袭日军，最终把日本鬼子埋在山脚下。这些故事充满波澜曲折，既有陈年琐事，又有沉痛史实，让我们听得人迷，常常陷入悲恸之中。一旦从故事中走出来，我们便觉得这山也神奇，人也神奇。在历史悠远的苍山之间，竟有那么多可悲可泣的事情，让年幼的我们唏唬不已。
双喜小学的校园曾是典型的中国南方的合围建筑。学校四周顺着山坡修着围墙。围墙上一半开辟着安全用电的宣传专栏，也有村里的布告栏。步人校园，迎面而来的是灰瓦白墙的教室，前面植有女贞，四季常青，仿佛在欢迎学生的到来。穿过教室的拱廊往北走，是宽阔的操场。地上铺着黑色的煤渣，映衬着周边树木的苍翠。操场北面是灰瓦石墙的教工宿舍。东头是食堂，西头有一段土墙，安着一扇通往村里小卖部和大队部的铁门。每幢房子的屋顶倾斜得很厉害，主要便于雨季排水。屋檐下有水滴穿成的明沟，沟中有雨水击出的圆孔，日夜存在于静谧的校园。
我们的教室位于校园前排房屋的东头。两块脱落了油漆的斑驳黑板，一前一后挂在土墙上。后面那块黑板，工整地写着粉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十张残损的木头课桌，拥挤地摆在室内，被岁月磨出了油光。窗户是没有玻璃的，用塑料薄膜箍着，风一吹就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刷啦声。
三十年前，双喜小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教我们的老师，全是地道的农民模样。一般都穿着天蓝色的裤子，着一双沾着泥巴的鞋。他们多半年轻，眼睛清澈睿智，脾气随意温和，看学生时常带笑意，呈一副专注的模样。有少数说话速度较快的，说一口夹杂着荆门方言的普通话，听起来有自己的味道，在别的地方很难听到。老师对学生管得很严，但鲜有体罚学生的。正因如此，师生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也没闹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那时的小学，很注重尖子生的培养。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每学期会敲锣打鼓地送一张喜报到家里来。敲锣打鼓的都是学生娃，免不得叽叽喳喳。歪歪扭扭的队伍后面，跟着熙熙攘攘看热闹的人们，很快把田间小径挤得满满当当，把优秀学生家的院子弄得热热闹闹。我那时是连续多年的班长，成绩还不错，因此享受过这样的殊荣。以至于在那一带，人家都知道老赵家的孩子会读书。我也因此博得了一点小小的名气。现在想起来，双喜小学的老师真懂得教育的真嫌，将赏识教育的激励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啊。
以至于在若干年后，我在灯火阑珊的北京回首往事，想得最多的还是双喜小学的老师。那些老师大都生于斯、长于斯，对教书育人的事情极为重视，因此也颇受家长尊重。他们无论走到哪户人家，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理所当然地被尊为“上宾”。
当时的校长，姓涂，是一个瘦削的长者，个头也不高。左臂常摆着空荡荡的袖管——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失去了左手。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工整洁净，一气呵成。涂校长为人和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尽管其貌不扬，在这七里八湾很有影响力。他与我父亲有些交往。我曾到他家做客，受过热情的款待。他还曾教过我们写毛笔字，尽管讲不出多少书法的道理，但一遍遍耐心示范，让我们觉得如果不认真听课就对不起他老人家。
三年级时教我们语文的林晓岚老师，那时刚刚高中毕业，对教学极为上心。她年轻漂亮，齐耳短发，皮肤白皙，说起话来声音很脆。她曾教过我们的音乐，教我们唱《我们都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采蘑菇的小姑娘》等歌曲。我至今记得她教过的《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啊……每当想起您，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每当唱到“啊……每当想起您”这句时，我的心里就真的像有一股洪流浦起，就像真的含泪走过老师的窗前，对老师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与热爱。
四五年级时，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是杜开清老师。国字脸，浓眉毛，男中音，声音很有磁性。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对我极为看重。他为人温和，对教学投人颇多。那时他好像刚结婚，但很少回家。对自己的学生，他有种兄长的风范，很少训斥。他曾经组织学生开展讲故事比赛，搞看图说话活动，较好地调动了学生们学语文的积极性。1986年，我曾邀了几位同学到杜老师家做客。他的家在山梁之上，烟气氤氲，林木蓊郁，清贫但很有生机。如今，一晃就是25年了。也不知他家是否盖了新房。那天，杜老师送了我们很远很远。我至今记得他殷切的眼神，以及在山梁上向我们挥手告别的样子，那是一种渗透到血液里的真诚。他是发自肺腑地希望他的学生成长成才，希望我们越走越远。
教我们数学的刘传金老师，是杜老师的高中同学，高鼻梁，双眼皮，快人快语，办事利索。他爱说爱笑，教学极为认真负责，也时常给学生讲笑话。如果发怒，他一定会表现在脸上：剑眉上翘，双眼圆睁，有一种马上就要拍案而起的气势。因此他说话，极有感染力，不仅感染自己，也能感染学生。他上数学课，由于常常穿插一些小笑话，课堂上始终保持了一种轻松与欢快。
那时我家离双喜小学有六七里远。每天上学，得走个把小时。上学有两条小路，一条是西北向穿过焦枝铁路，沿着田埂，踏过几条小河沟，越过二道平缓的垄冈，沿着一口大堰塘往前走，再翻过响岭岗，便可顺利地到达学校。还有一条，径直沿着焦枝铁路向西步行二三里，到了响岭火车站，再转向北迈上响岭岗，穿过茂密的松树林、稀疏的栗树林和庄稼地，便到了学校。春秋两季，上学是轻松和愉快的，春华秋实，尽收眼底。最为难受的是冬天。上学路上，西北风像铁尺子一样打在脸上，又冷又硬。风在电线和线杆上舞动，发出呜呜的声响。我们的手和耳朵，通常又红又肿。
但学习是快乐的，尽管有些学生成绩不好，但也没听说过厌学的。学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要想去外面，无论从哪个方向都得走十几里的山路才能坐上汽车，但坐火车很方便。那时坐火车到荆门城区仅要5毛钱。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学校门口的土坡上听火车的吼叫，尽管看不真切，但听一听也觉得舒服。学校前后山林里四季风景各不相同，春有野花，秋有野果，一年四季都有好玩的东西。我们曾在山涧林间寻找野山菌、八月楂，留下了许多银铃般的笑声，也留下了许多快乐的童年记忆。我们还曾在树林里上课念书：“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置身于山野之间、林木之中，觉得这些诗歌是多么干净和朴素啊！读着读着，我们的嘴角和眼睛就不知不觉浮现出笑容。
而今许多年过去了，我也年近不惑，对于往事的记忆越发清晰起来。今年春节，我悄悄回到了双喜小学。看到它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样子了。但我仍旧觉得它很有气势。我看那所学校，就像驭龙而行，冲向起伏的垄岗，冲向远处的焦枝铁路，冲向遥远的地方。我不禁暗暗赞叹它的风水竟是如此之好，将来怕是有更大的发展。我离开这里已经快30年了，已经快认不出它现在的样子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它的成长，祝愿它桃李芬芳，真正成为龙腾虎跃的地方。
2011年4月9日
采石场让我终生受益的陈年往事
无数次我经过这里，都要深情地凝望。视野所及之所，是洋房高楼、农家菜馆。昔日的荒凉正日益被城市化的进程所掩盖。但这里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见证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每次忆起，那山、那树、那石头都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仿佛与我共语，诉说我们共同拥有的时空岁月。
焦枝铁路从这里穿过。这里曾经叫做武铁采石厂，四十年前还显得十分偏远与荒凉，如今巳崛起座新城。1974年，我的父亲到这工作，直到1998年病逝于斯。1983年，我随父母同住于此。15年后，我从这里走向越来越远的地方，走过了天南海北，走向了更为开阔的天地。但我时常梦到这个叫武铁采石场的地方。从这里，我学会勤劳、坚韧和执着，形成伴随一生的性格和观念。
几十年前，这些地方属于荆门市的远郊。山上杂树野花，鸟兽为邻。采石场常年被绿色隔绝在不被人注意的虎牙关西侧。我曾在采石厂工地上转来转去’对着岩壁大声呼喊，期望它的回声与我交谈，但它竟那样空旷，以沉默应对我的热情。环顾四周，我惊叹于人工的神力，居然将山体摆弄成这样：除了“V”型缺口之外，四处尖锐的棱角及裸露的泥石，让我很难想象完整的山体是什么模样。
山上的石头曾多得数不清，一阵排炮放下来，总是噼里啪啦往下掉。那种轰泻而下的气势惊心动魄。仰望天空，碎石和黄土铺天盖地压过来，让人心生恐怖。矿工们像鼠类一样躲藏在防炮洞里。双手搭着别人的肩，口中却算计着响炮的次数，议论哪只炮的威力大，哪只炮是闷炮，哪只炮成了哑炮。评论谁的炮放得好，谁跑得快。炮声一停，人们则像一群下山的鸭子，哇哇叫着跑去抢石头。
我的父母在山上“打石头”，既“打家石头”，又“打野石头”，艰难度日。所谓“家石头”，是必须按任务量由场里提供原料、集中收下、卖给铁路工程部门的。通常由采石场的民工供应大石片，由场里的职工家属砸成道砟。所谓“打野石头”，是自己漫山遍野寻得石块砸成道砟自由买卖，可以卖给路外的购买方。上世纪80年代属于地方铁路的荆沙铁路开始修建，对石砟的需求量增大。我们常常举家夜战，挥汗如雨，通过“打野石头”增加收人。随后修襄石复线，我的父母更是漫山遍野寻找片石砸碎了做石砟用。那时，将一辆神牛拖拉机装的满满的一车道砟，也不过价值10元钱。但全家不顾气候变化和酷暑寒冬，干得还挺欢。
打石头最难的是抢石头。以“打家石头”为例，原料来源是个大问题。送石头的是场里的民工，常常将家属分个三六九等，尽将好打的石头往那些有点权力的干部家属那里送。每当民工推着石车出来，前后左右都有人围抢。每次炮声还未停息，就有胆大的率先跑进堂口，顶着石壁上放炮炸松的危石抢原料。飞也似的将石片推到自己的场位上，便于多打道砟卖到公家赚些钱。
常与我们争抢的邻居，仗着家人在采石场管点事，抢得格外霸道，弱肉强食的规则一度被许可。我母亲一般都忍字当先，能打多少打多少，也不敢说出反对的话。还有一种情况，人家石头多，只青睐省力的小片石，对那些费力的大石头不屑一顾。我家就拣人家不要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用大键砸小，再通过小推车运到我家场地上。全家就像一群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维持着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