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轮台罪己——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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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唯才是举,不拘一格

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新政暂时失败,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死的四年时间里,汉朝国家政治一直掌握在窦太后一派手中。窦太后安排她的亲信石建、庄青翟等为正、副丞相,汉武帝帝位形同虚设。但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并不因此俯首帖耳,而是在周围不断发现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例如后来成为汉武帝一代名臣的韩长孺(安国)、汲黯、公孙弘,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东方朔,以及在开拓东南、西南立下汗马功劳的西汉杰出谋略家唐蒙、庄助,都是汉武帝在这一时期所发现并开始委以重任的。被司马迁誉为“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舍”的韩安国,在此时被武帝任命为北地都尉,后又任命为大司农,窦太后死的那年,再升为副丞相。在地方任官期间做出杰出成绩,任太守岁余而“东海(今山东郯城)大治”的汲黯,也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被任命为主管列侯的主爵都尉。司马相如早就被汉武帝所赏识,建元年间(前140年—前135年)从四川被聘请到京城长安做郎官,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建元六年,武帝又让他以天子使节的名义,出使西南夷,抚慰那里的少数民族。唐蒙、庄助也在建元时期降服夜郎和东瓯方面建立了功勋。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抱负了。他立刻罢免了窦太后安插在朝廷里的所有党羽亲信,重新任命曾经协助他革新的舅父田为丞相,把韩安国提拔为御史大夫。

汉武帝从用人制度开始改革,他继续推行由郡国推举贤良方正的政策,为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开辟广阔的仕途,使更多的有用之才不至于因为出身和资历的限制而被埋没。当时各地推荐或自荐上书谏言政治得失者,多至数千,武帝按其才能大小授官。自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那次全国大推举之后,于远光元年(前134年)、元封五年(前106年),又几次要求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才,他下诏书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出使远方国家)。汉武帝以这种用人标准,破格录用了主父偃和朱买臣。主父偃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游历齐、燕、赵、中山诸国,但不为各诸侯王所用,元朔元年(前128年),他下定决心来到长安,直接向汉武帝上书九条,有八条谈及律令,一条谈讨伐匈奴之事,这两件事正是汉武帝密切关心的大事。主父偃上书后,汉武帝十分赞赏他,对主父偃以及与之同时上书的徐乐、严安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随即拜主父偃等为郎中。以后主父偃不断给汉武帝出谋划策,武帝接连提拔他,一年内升官四次。后来主父偃成为“推恩令”政策的主要谋划者,为汉武帝中央集权的加强作出了贡献。朱买臣也出身低微,“常艾薪樵卖以给食”,也主动给武帝上书言政,借庄助之力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而受到欣赏,拜为中大夫,后又因击破东越之功,升任主爵都尉,列为九卿之一。此外,武帝还从牧羊人中提拔了卜式,在奴隶中发现了大将卫青,在降虏中任用了金日碑。加上公孙弘、董仲舒、韩安国、郑当时、张骞、苏武、司马迁、司马相如、霍去病、霍光等,构成了整整一代辅佐之臣,开拓之将。

汉武帝用人制度的创新,还表现在他在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下,在长安设立太学,选拔郡国优秀青年来长安受业,通过考试,从中发现治国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