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新政暂时失败，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死的四年时间里，汉朝国家政治一直掌握在窦太后一派手中。窦太后安排她的亲信石建、庄青翟等为正、副丞相，汉武帝帝位形同虚设。但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并不因此俯首帖耳，而是在周围不断发现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例如后来成为汉武帝一代名臣的韩长孺（安国）、汲黯、公孙弘，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东方朔，以及在开拓东南、西南立下汗马功劳的西汉杰出谋略家唐蒙、庄助，都是汉武帝在这一时期所发现并开始委以重任的。被司马迁誉为“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舍”的韩安国，在此时被武帝任命为北地都尉，后又任命为大司农，窦太后死的那年，再升为副丞相。在地方任官期间做出杰出成绩，任太守岁余而“东海（今山东郯城）大治”的汲黯，也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被任命为主管列侯的主爵都尉。司马相如早就被汉武帝所赏识，建元年间（前140年—前135年）从四川被聘请到京城长安做郎官，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建元六年，武帝又让他以天子使节的名义，出使西南夷，抚慰那里的少数民族。唐蒙、庄助也在建元时期降服夜郎和东瓯方面建立了功勋。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抱负了。他立刻罢免了窦太后安插在朝廷里的所有党羽亲信，重新任命曾经协助他革新的舅父田为丞相，把韩安国提拔为御史大夫。
汉武帝从用人制度开始改革，他继续推行由郡国推举贤良方正的政策，为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开辟广阔的仕途，使更多的有用之才不至于因为出身和资历的限制而被埋没。当时各地推荐或自荐上书谏言政治得失者，多至数千，武帝按其才能大小授官。自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那次全国大推举之后，于远光元年（前134年）、元封五年（前106年），又几次要求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才，他下诏书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出使远方国家）。汉武帝以这种用人标准，破格录用了主父偃和朱买臣。主父偃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游历齐、燕、赵、中山诸国，但不为各诸侯王所用，元朔元年（前128年），他下定决心来到长安，直接向汉武帝上书九条，有八条谈及律令，一条谈讨伐匈奴之事，这两件事正是汉武帝密切关心的大事。主父偃上书后，汉武帝十分赞赏他，对主父偃以及与之同时上书的徐乐、严安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随即拜主父偃等为郎中。以后主父偃不断给汉武帝出谋划策，武帝接连提拔他，一年内升官四次。后来主父偃成为“推恩令”政策的主要谋划者，为汉武帝中央集权的加强作出了贡献。朱买臣也出身低微，“常艾薪樵卖以给食”，也主动给武帝上书言政，借庄助之力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而受到欣赏，拜为中大夫，后又因击破东越之功，升任主爵都尉，列为九卿之一。此外，武帝还从牧羊人中提拔了卜式，在奴隶中发现了大将卫青，在降虏中任用了金日碑。加上公孙弘、董仲舒、韩安国、郑当时、张骞、苏武、司马迁、司马相如、霍去病、霍光等，构成了整整一代辅佐之臣，开拓之将。
汉武帝用人制度的创新，还表现在他在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下，在长安设立太学，选拔郡国优秀青年来长安受业，通过考试，从中发现治国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