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还是没能给予正面的批判。但双丰富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多的援助等情况。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建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散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建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建大兵团，聂荣臻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
毛泽东虽然同王明并未发生正面冲突，但激烈的斗争已经开始。当然此时的毛泽东更注意在实践中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他在会议匕所提到的聂荣臻军区一例，就是毛泽东反对王明错误的杰作。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东。时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冀东，我军当然势在必夺。然而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反对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办呢？他没有为王明的主张所束缚，于1938年2月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去电报，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聂荣臻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派邓华带领邓华支队到冀东开辟根据地。邓华支队到冀东后，不仅在那里站住了脚根，而且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此，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他在政治局会议亡把聂荣臻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经验介绍给全党。
毛泽东是在部分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去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指示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王明也采取不去正面冲突的态度。但是，王明对国民党的种种上步，却让到了毛泽东所不能许可的限度。于是在3司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积极发挥中央的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限制和纠正王明的错误主张。
3、4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针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主张指出。要坚决反对“不顾蒋令，不顾友军”的行为，应事先力求良得蒋之同意，并与友军协同。但是，“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当时隋况而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也指出，应当警阳国民党伺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
3月25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还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不顾王明的反对，再次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这引起了王明的不满，他扣压了中央书记处的电文。在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王明又擅自删去了毛泽东致大会贺电中“开宪政之先河，启民意于初步”等用语，生怕刺激国民党。5月，毛泽东再度公开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并发表《论持久战》，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这又引起了王明的担心与不满。当毛泽东将《论持久战》一文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竟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刊登，只同意印成小册子。不仅如此，他还秘密托在武汉的苏联人员将他对毛泽东此文意见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企图破坏毛泽东在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求得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干预。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王明回国以来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目无中央的态度日益不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又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从任弼时的汇报中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趋势和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情况，国共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任务，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久，任弼时接替王稼祥。王稼祥准备回国。
王稼祥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很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请王稼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而且还请王稼祥转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他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相反，共产国际对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肯定和对毛泽东的支持，又有利于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袖地位。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些认识来之不易，其中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在清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不服从中共中央决定，心怀鬼胎地要求中央把六中全会的会址移到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坚决拒绝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旧教堂，这里曾经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一次会谈的地方，因此而引入注目。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47人云集这里，王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回到了延安。教堂外平静无异，然而会场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开始后，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没有因为得到国际的支持而发动对王明的公开批评，而是以表明他同王明形成分歧的观点方式赢得了与会同志的认同。这就在实际上基本解决了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举行了会餐。会餐后，天空已升起一轮皓月。毛泽东神情兴奋，像是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他不断同大家谈笑风生。他有所指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的本领噢！停了一下，他又说，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毛泽东一边说一连扳着指头，一边哈哈大笑，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讲的所谓牛皮公司实际上是指王明。
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高兴之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是关门主义者，他们反对同一切中间势力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到抗日战争时期，却又从“左”跳到右，其中原由在哪里呢？对此，毛泽东作了精彩的评论。他说，王明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与王明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作为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把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了民族利益，他摒弃前嫌，与同自己作战多年的蒋介石合作；作为国际主义者，他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善于把中国革命放到国际这个广阔背景中去思考。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许多人，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都觉得不能理解斯大林。9月1日，毛泽东就条约问题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和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毛泽东的讲话稿被周恩来带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传开后，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无不称赞毛泽东非凡的观察力。罗马尼亚驻共产国际代表安东尼斯库赞誉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这样透彻。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无可怀疑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非常尊重的。1939年12月20日，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毛泽东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正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没有他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12月21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称赞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应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尊重不等于盲从。毛泽东在肯定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功劳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的事情，应该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自己解决。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心里明白，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源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当时在外交上只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而且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些对王明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1956年毛泽东在写作《论十大关系》时，明确地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这种认识不是后来才有，而是在反对王明右倾主义过程中就已经具有。毛泽东意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懂得要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938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他们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就有利于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正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敢于斗争，敢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在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党内赢得很高的声誉。1939年3月，在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伊斯基作《国际形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报告时，代表苏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一一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袖和天才将领与品质俱优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