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系统阐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深刻地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他说：“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叵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还指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全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作了部署。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论述了敌后抗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说：“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的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然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方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好的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前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后恢复城市。”“在内战的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在全会上重申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主要的形式。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的敌军，停止敌人的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区限制于一定地带；便不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并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因此，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在一切敌人后方地带，必须广泛地建立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说：“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因难得多。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可不能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是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
关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部署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六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决定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之后，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王明于1938年lO月20日在全会上作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中，虽然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但仍然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依靠城市反对乡村的敌人，中国抗战要依靠乡村争取胜利是困难的，因此，要尽一切可能保卫武汉。对此，彭德怀立即给予了批判。彭德怀在发言中说：“王明认为乡村反对城市更加困难，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还不能统治乡村经济，中国抗战不完全决定于城市。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特点，结果便会强调城市的重要，只有拼命去保卫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失掉了便会认为中国抗战没有胜利的可能。同时，强调城市的作用，便忽视游击战争的作用。”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毛泽东还强调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回答了王明对乡村能否战胜城市的怀疑，再次科学地论述了中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五）全会确定在中国共产党内，扩大民主和加强纪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处于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积极性。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既要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要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这个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彭真在全会的发言中也说：“实现党的团结中，地方党与军队党要亲密团结，党的青委不要建立独立的系统。”
六届六中全会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党的纪律，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些《决定》规定：“各级党委的重要文件决议须经多数委员或常委之同意，才能发表，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在可能时须经其他委员同意后发表。”“各级党的委员会、代表会及党员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文件，凡未经决定发表者，除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各委员、各代表及到会的党员，均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五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这些重要决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在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中说：作出关于党规党法的决定，是为了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除政治思想的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以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并以此党规党法教育同志。几个文件的通过，也是党组织的建设，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实施。
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撤消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刘少奇兼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大后方蒋管区党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以亲身的经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张闻天在会上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彭德怀在会上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刘少奇在会上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成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陈云在会上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党的团结，首先应要思想上的一致，要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看问题方法差不多，研究思想方法的一致。”李富春在会上说：“党的成功有：一、党的统一与团结二、保存广泛干部；三、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在会上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的纪律，并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就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的核心领导，从而实现了党的坚强团结，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迅猛发展。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关于这次全会的意义，王稼祥在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这次得到了大的成绩，大的进步。大会中所估计所想的问题，在大会结束时已变成事实。此次会表示我们已掌握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确的政策与方针。此次大会表示了党的团结与一致。此次会在党史中占重要地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定出了工作，将会完成光荣的任务。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有重大意义，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后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说：“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是党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开始纠正了党内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就是维护了党内的正确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航程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及时克服了王明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澄清王明推行共产国际指示造成的混乱，坚持了洛川会议制定的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所作的这场斗争，有着重要意义。后来，毛泽东在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进一步总结抗日战争初期党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又指出：这场斗争“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党敢于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真理，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过程表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是不了解或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革命的；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认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飞跃，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到达了自由王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