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
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团。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团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泽东还问“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哪一种好。他自己回答，“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都会唱。
毛泽东的讲话给鲁艺指明了教学方针和办学方向。1939年，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亲笔题辞：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纪念仪式上，冼星海指挥演唱他的着名作品《黄河大合唱》，演唱像黄河本身那样雄伟，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表现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毛泽东为这热烈的气氛和气势所感动。当演唱结束时，他动情地说了几声“好”。1940年秋天，毛泽东亲笔为鲁艺写了八个字的校圳：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师生们的努力也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而鲁艺的成长又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
1942年，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单位开展。根据中共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化战线的整风运动。而这时的延安文艺岁出现了“暴露黑暗”等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文艺界的整风，澄清一些是非。为此，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回答说：“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又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几天，艾青将毛泽东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接着，毛泽东又三次约请刘白羽谈话。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刘白羽把议论结果告诉他。第二次是听刘白羽汇报。第三次向刘白羽谈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人工农兵的思想。
毛泽东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还谈到了人陆问题，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共约请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提出了完整的构想。
1942年5月2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一到会场，周扬就陪同他和大家握手见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宣布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作了“引言”部分的讲话。他指出：我们有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又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后，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抒发自己的看法，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柯仲平代表民众剧团发了言，他针对有些人看不起《小放牛》的情绪，说，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每次演出之后，群众都拿出许多鸡蛋来慰劳我们，我们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鸡蛋皮就扔了一路。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只要顺着鸡蛋皮就找到了。听到这儿，参加讨论的毛泽东不禁笑了起来，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时插话，使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5月16日继续讨论。5月23日开第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扩大了一些。会场里挤得满满的。傍晚时分，毛泽东同代表们合影留念。晚饭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会场上，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挂一盏汽灯，耀眼的白色灯光燃烧着，更增加了会场的热烈气氛。代表们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声音：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泽东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和情况，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问题，从理论高度系统地解决和回答了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革命文艺路组和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的命题。这个问题在文艺界长期未能解决，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虽然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讨论得很不充分。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强调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个原则问题，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他指出，文艺工作者不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去描写工农兵，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去描写工农兵，那只能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
毛泽东论述了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离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毛泽东分析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座谈会上，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另一种观点认为文艺和政治“殊途同归”。毛泽东批评了这些观点。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反转来给予政治以重大的影响。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强调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但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完全绝对化，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文艺，否则便是不好的甚至是坏的作品。二是艺术标准，艺术标准主要是看其社会效果。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还提出文艺创作的“古今中外法”。他形象地说，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这就是他后来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形象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像灯塔，照亮了文艺工作者的心，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其中也有不精到之处，如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但讲话的历史地位、历史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不断为实践所证明。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不久，即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应邀到鲁艺讲话。毛泽东用一个生动具体的事例讲了社会生活比文学艺术更丰富，但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又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带有普遍性这个问题。他说：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中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见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来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讲到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他用毛儿盖的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着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用一些动作来描述和讽刺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最主要的还是讲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他对鲁艺各系的同学们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干。他用柳宗元的《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撞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头驴驹子。
毛泽东借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没有自知之明，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高踞在群众之上，吓唬群众。开头群众也许还摸不请你有什么本事，还有些尊敬；等到他们看透了你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只不过有一副臭架子，就不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群众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奔向抗战前线，深人生活，深人工农兵，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通过实际斗争的磨练迅速成长，创作了像《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斗争实际的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