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对于鲁总司令领导下的“文化军队”，毛泽东一直关注、爱护他们，寄希望于他们。
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冲动。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还在1936年10月，红军刚在陕北站住脚。1935年6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1936年才被释放的着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前来表示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一首送给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把靠一枝笔战斗的女作家比喻成三千毛瑟精兵，足以看出毛泽东何等重视文艺的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更多，不少作家、诗人回忆当年被毛泽东接见和交谈的情景，无不引为自豪。
着名诗人何其芳于1938年8月底，同作家沙汀、卞之琳等到达延安。何其芳回忆起9月初受毛泽东接见的情形时说：9月初的一天，我和同来的几位到达毛泽东的驻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张制造粗糙，没有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他有些疲劳，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的语言爽朗而幽默。毛泽东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他说，从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在武汉时，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毛泽东再次鼓励大家到前线去。我们根据他的要求，到了前方，写出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歌和文章。
诗人臧云远大约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那时正值毛泽东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时候。臧云远进入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见有客人进来，他放下毛笔，同客人握手。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谈话是从《论持久战》说起的。毛泽东问臧云远在汉口文化界对这篇讲演有什么反映。臧云远告诉毛泽东，汉口文化界交口称赞这篇讲演。毛泽东又问臧云远是哪里人，臧云远说他是山东蓬莱人。毛泽东接着问，那里地势怎么样，有山吗？臧云远告诉毛泽东，胶东像个牛头，蓬莱是牛角，突出在渤海，海里一串岛屿，是渤海南端的门户，陆上丘陵起伏，东南在青岛北面有崂山，面对太平洋，西面有泰山，其是顶高的。当中无数小山，一片片松林。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点头。后来根据这些情况，加上其他方面的了解，毛泽东决定派许世友率部在胶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谈话还在继续。毛泽东又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一一作答，并告诉毛泽东，在武汉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臧云远问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有什么行法。毛泽东又很有兴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封建落后，反对愚昧，就要来个启蒙。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来得及有系统的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分析批判，看哪些是好的，有用的，哪些是坏的，没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他们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由文化到文艺，由诗歌到小说，由现代到古代，由实践到理论，一直谈到深夜。
1939年初春，身居异国的萧三来到了延安。当天下午，李富春告诉毛泽东他当年的老同学来了。毛泽东快步迎上来同萧三握手，深情地说：呵，十多年不见了！晚上，他设便宴招待萧三与其他归来的同志。席间，两位老同学亲切交谈。当萧三说了几个国外的消息之后，毛泽东笑道：“这是洋新闻。”
毛泽东回忆起
20年前与萧三到天津大沽口看海之行时说，那时期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饭后大家散去，毛泽东约萧三进他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小坐。毛泽东让警卫员把萧三直送到山上“鲁艺”的窑洞后，才返回去。不久，毛泽东又到“鲁艺”看望萧三。两人谈起文学问题。萧三说，当时在国外搞文学的仅他一人，他自称写了几首诗，被别人称为“诗人”，感到惭愧。毛泽东肯定地说：“是诗人。”萧三说他在苏联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你不反对的话，请你翻翻古。毛泽东说，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等我休息时候同你谈。不久，毛泽东再次约见萧三，告诉他，中央开会决定要他去“鲁艺”工作。毛泽东勉励萧三做出些成绩来，争一口气。后来毛泽东多次同这位老同学交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也谈自己的文艺观。有一次，他同萧三谈起《聊斋志异》时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里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1937年，在抗战的硝烟战火之中，柯仲平来到了延安，在文协供职。当时他只有30多岁，毛泽东快50岁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晚会，特意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前来观看。当时演出的是传统历史剧，看戏的人很多。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情景。他看了一阵，就倒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边区工会主席齐华说：“看来这种戏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能改成新内容就好了。”齐华点了点头，然后对毛泽东说：“文协老柯在这里，他是专门艺术家。”这时毛泽东又转过身来，问坐在后面的柯仲平说：“是不是应该改？”柯仲平点点头。从此，柯仲平下决心组织一个受群众欢迎的剧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4日边区民众剧团成立，柯仲平任团长。民众剧团虽然演了好剧，在边区群众中也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也遇到很多困难。毛泽东知道了柯仲平的困难，他就把自己写《论持久战》的稿费300元钢洋捐献给民众剧团，使柯仲平和剧团大受鼓舞。
这一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边区印刷厂的工人开晚会。毛泽东也从凤凰山麓赶来参加。在晚会上，柯仲平当场朗诵了自己的新作《边区自卫军》。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柯仲平用洪亮的云南口音，读得热情奔放，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听得人了神。当柯仲平读完时，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融化，为诗歌的大众化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毛泽东还特意把这首诗的诗稿拿了回去。过了一两天，他就派警卫员把诗稿还给了柯仲平，上面还沘了几句赞扬的话，说是“此稿甚睁，赶快发表”。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讯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以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毛泽东读《大众习作》第二期后，立即写信给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称赞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他看了成荫等人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等剧后，又写信给成荫及有关方面的领导，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称赞他们的剧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一些这类的戏。稍后一点，即1944年1月9日，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逼上梁山》在延安公演。毛泽东看完戏后，写信给编导，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他向编导致谢，并请编导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在信中，毛泽东高度评价杨绍萱、齐燕铭等在旧剧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生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1944年6月30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当天，毛泽东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天快亮了，毛泽东提笔给丁玲、欧阳山写信，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并希望丁玲、欧阳山在当天下午或傍晚到他的住所交换意见。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沫若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的书信往来，沟通了思想，交流了观点，建立了友谊，成为了解文艺界情况，指导文艺界斗争的重要形式。
文艺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单靠外地来的文艺工作者是难以完成它应承担的责任的，必须培养和造就更大的队伍。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斗争实践得出的重要认识。1938年1月，为了纪念“一·二八”五周年，一些过去在上海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一出抗日的戏剧。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名的发起人。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典礼。招待来宾的同志请他坐首长席。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他一定不肯坐首长席，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在开学典礼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请毛泽东讲话，他又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
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很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观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得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他说，你们的校歌唱道：“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这很好，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像杀猪，杀不好，猪就会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