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恭、石显议置萧望之于牢狱，汉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讫可其奏，望之果自杀，帝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内衔之，一旦赫怒，诏尚书奏诛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窦宪恃宫掖声势，夺公主园，章帝切责，有孤雏腐鼠之比，然竟不绳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讥之矣。司马公谓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其欺既明，终不能治，可谓易欺而难寤也。予谓师傅大臣进退罪否，人主当决之于心，何为谋及宦者？且望之先时已尝下廷尉矣，使其甘于再辱，忍耻对吏，将遂以恭、显之议为是耶！望之死与不死，不必论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汉颠覆，章帝仁柔无断，后汉遂衰，皆无足责。
元帝、成帝、章帝三个皇帝都知道权臣弄权的事实，也都对他们的胡作非为气愤有加，可是他们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讲起“仁义”来，只是发发脾气，恐吓一下不了了之。这种“仁义”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汉的覆灭，东汉的衰亡都从此发端。
九、尊崇儒学
在关乎现实的问题上，洪迈自觉不自觉地会向法家靠拢，但是在治国根本之道的问题上，洪迈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儒家阵营里的。在他看来，不尊崇儒教，即使是明君也未为可取：
汉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匡衡为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不宜在远方。事下萧望之、梁丘贺。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故官。司马温公谓俗儒诚不可与为治，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说，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为而效之邪？既不用儒生而专委中书宦官，宏恭、石显因以擅政事，卒为后世之祸，人主心术，可不戒哉！
可是洪迈选择的例子耐人寻味，汉宣帝所废弃的匡衡恰恰就是个奸臣，《容斋二笔》卷九《贡薛韦匡》中载：“汉元帝纪赞云：‘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谓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也，四人皆握彩自好，当优柔不断之朝，无所规救。衡专附石显，最为邪臣……”恰恰就是他谄事司马光所恶评的宦官，从而导致西汉衰颓的开始。事实证明汉宣帝的做法是极为英明的，洪迈选他来做例证，是有意还是无心？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骨子里是尊崇儒学的，只要“有大功于名教”，他就给予历史性的好评：
尚论古人者，如汉史所书，于武帝则讥其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于田盇则诋其负贵骄溢，以肺腑为相，杀窦婴、灌夫；于公孙弘则云：“性意忌，外宽内深，饰诈钓名，不为贤大夫所称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实有大功于名教。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散缺，高帝初兴，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于武帝，田盇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帝详延天下多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着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于一时；盇、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诏书，尚能称弘之率下笃俗，但不及此云。
十、善于纳谏
古往今来无数帝王臣子论述过纳谏的重要性，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可谓耳熟能详。洪迈并没有去翻这些陈词滥调，而是在自己对史事的研究基础上别出心裁，或深挖或旁掘，多得人所未见：
汉文帝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年十四，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帝怜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请定律，当斩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轻刑之名，实多杀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时建明，以负天子德意，苍、敬可谓具臣矣。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自省览，即除数千载所行之刑，曾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
洪迈这里谈到了纳谏不问谏者的观点。上书的缇萦年方十四默默无闻，可是汉文帝仍然仔细地研究了上书的内容，并为之改变了沿袭几千年的残酷刑罚。洪迈对这种唯实唯德不唯人的做法，至为赞赏。
贾谊上疏文帝曰：“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此既于生时谈死事，至云“传之老母”，则是言其当终于太后之前，又目其嗣为“愚幼不肖”，可谓指斥。而帝不以为过，谊不以为疑。刘向上书成帝谏王氏事曰：“王氏与刘氏，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乃于国存时说亡语，而帝不以为过，向不以为疑，至乞援近宗室，几于自售，亦不以为嫌也。两人皆出于忠精至诚，故尽言触忌讳而不自觉。文帝以宽待下，圣德固尔，而成帝亦能容之，后世难及也。
洪迈这里谈到广开言路的方法，简言之就是一个“容”字。在迷信盛行、君权神授的古代封建社会，触讳是一桩很大的罪名，常有人因此而家破人亡。但是为求直谏，甚至连触讳都必须要容忍。唯有容忍，才会有更多的人敢于直言。
苏秦、张仪同学于鬼谷，而其从横之辩，如冰炭水火之不同，盖所以设心者异耳。苏欲六国合从以摈秦，故言其强。谓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谓赵地亦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谓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之勇，一人当百；谓魏地方千里，卒七十万；齐地方二千余里，临之卒，固已二十一万；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至于张仪，则欲六国为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谓梁地方不过千里，卒不过三十万；韩地险恶，卒不过二十万；临、即墨非齐之有；断赵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长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耸听敬从，举国而付之，未尝有一语相折难者，彼皆长君，持国之日久，逮其临事，乃顾如桔槔，随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国之势，犹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较量生理，名田若干顷，岁收谷粟若干；园若干亩，岁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区，为钱若干；下至牛羊犬鸡，莫不有数，自非童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数者，何待于疏远游客为吾借箸而筹哉？苟一以为多，一以为寡，将遂挈挈然举而信之乎？错说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分天下半。”以汉之广，三国渠能分其半，此错欲削诸侯，故盛言其大尔。胶西王将与吴反，群臣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非计也。”是时反者即吴、楚、诸齐，此胶西臣欲止王之谋，故盛言其小尔。二者视苏、张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则否，听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则善矣。
洪迈又指出纳谏之时要懂得分辨真伪。苏秦张仪所说的都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心怀不同的目的，或夸或抑，都是用大话蒙人。可是六国君主都信以为真，随这两人摆布。洪迈辛辣地讽刺这些愚蠢的君主是打水用的绞绳架子，或上或下听命于人，毫无主见。洪迈进一步指出，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要善于体察言论者的动机，要明确自己的目标，也要明确面临的实际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不为浮辞所动。而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很大的危害：
隗嚣谋畔汉，马援劝止之甚力，而其将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马最强，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嚣反遂决，至于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汉。隋文帝伐陈，大军临江，都官尚书孔范言于后主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度邪？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已而国亡，身窜远裔。唐元宗有克复中原之志，及下南闽，意以谓诸国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穷薄，且无良将。魏岑因侍宴言：“臣少游元城，好其风物，陛下平中原，臣独乞任魏州。”元宗许之。岑趋墀下拜谢，人皆以为佞。孟蜀通奏使王昭远，居常好大言，有杂耕渭上之志，闻王师入讨，对宾客郦手言：“此送死来尔！乘此逐北，遂定中原，不烦再举也。”不两月蜀亡，昭远为俘。此四臣之佞，本为爵禄及一时容悦而已，亦可悲哉！
洪迈关于纳谏的政治观点较之以往更加丰富和深入，他没有在前人已经论述得非常充分的必要性上赘述过多，而是集中主要精力放在总结前代王者成功纳谏的历史经验和纳谏失策的历史教训上，从中总结出纳谏应当遵循的一些原则，对于现实和后世有更明确的指导意义和更大的实用价值。
十一、明君之失
历史上英明君主的治政经验是洪迈研究帝王之术的主要来源，而他特别注意搜集和评论明君在治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认为这些在明君身上都会出现的失误，尤其值得后世的君王分析借鉴，引以为戒：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多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五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汉文帝是旷世少有的明君，在他的统治下，仍然有未尽的人才。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洪迈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是以“命也夫”草草结尾。通过记载汉文帝不能赏识人才的例子，洪迈再次提醒后世为人君者，谨记观人用材之难。又如一例：
魏明帝时，少府杨阜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北门近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大怒，谓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门小小营造，何预君事耶？”玄龄等拜谢。夫太宗之与明帝，不待比拟，观所以责玄龄之语，与夫严惮杨阜之事，不迨远矣；贤君一话一言，为后世法。惜哉！魏史以谓“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
这一则就拿大小两位明君作了一个小比较。魏明帝是魏文帝曹丕之子，史传称其为“秦皇汉武之属，顾才略不及尔”。他刚严明断，但奢侈成性且残忍好杀。就是这样一位皇帝，对待直臣却能优容有加。杨阜是曹操时有名的忠直能臣，秉性刚正，当朝常常直言进谏，魏明帝一直非常敬重他。这一次为了小事公然把皇帝的内侍给打了，而且出语颇为不逊。魏明帝呢？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因此更加敬重礼遇杨阜。洪迈认为这就叫有人君之量，足为后世法。反观唐太宗，他的宰相听说有土木工程，就去询问负责相关事宜的小吏，却招来他一顿大骂，言辞宛如街头一般老百姓：“你管好你宰相衙门的事就好，我在北门搞点小工程，碍你们什么事？”直骂得两位宰相磕头谢罪。洪迈在这件事情上严厉地批评了唐太宗。一个宰相在权力范围内过问营造之事，现在居然予以严厉苛责。试问以后国家有重要的事项，他们哪里敢自由发表自己真正的想法呢？洪迈认为，唐太宗虽然是明君，但这样的做法不足以昭示后人。还有一例：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这里讲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阴丽华是当时新野一带远近闻名的美女，光武帝在布衣时就立下志愿：“仕宦愿为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他起兵反莽时攻占新野，终于得偿所愿。刘秀与郭皇后本是一场政治婚姻。光武帝在选立皇后时，先立郭皇后，后来又因为善妒而废了她，最终也废了太子刘强。洪迈在这里谈论的就是光武帝在选立皇后这件事情上的失误。刘秀下诏说：“我认为（阴丽华）贵人有母仪天下的美德，适合被立为皇后。但她坚决推辞不敢担当，（心甘情愿）置身在妾婢的行列里。我对她的谦让非常赞赏，所以允诺要封赏她的各个兄弟。”随后把阴贵人已经过世的父亲和弟弟都追封侯爵，这样的待遇是自古以来嫔妃所没有的。洪迈认为，光武下达这样的诏书就等于明确地告诉天下人，我本意是要立阴贵人为皇后，是她谦让才立了郭后。这种情况下郭后怎么可能会在皇后的位置上坐得安稳呢？她当然会想方设法去构陷阴贵人。最后郭后被废，光武帝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洪迈通过这个例子指出，身为帝王，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小心，避免泄露“天机”，否则就容易引起变乱或骚动。
十二、昏君之得
洪迈站在客观的角度，也记录下一些昏庸君主的善言善行。孟昶是五代十国时偏居一隅的蜀王，为人胸无大志，善文辞，凭借蜀地的富庶骄奢淫逸，后亡国于北宋，是个标准的昏君。但就是这个昏君，曾经发布一道爱民的诏书，洪迈把它记录下来，以供后世统治者参考：
……按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
这就是洪迈的风格，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也会尽量钩沉，为后世治国者借鉴。总的说来，洪迈关于帝王之术的观点没有超出封建礼教和儒家教化的范围，但非常可贵的是，洪迈直接继承孟子的民本思想，其帝王政治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独特性。
（第二节）将相
在洪迈的政治视野中，将相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要官员，受到除帝王外的特别重视。将相之于帝王，如爪牙之于猛虎，羽翼之于雄鹰。“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因此，洪迈对于将相之道也多有论述。总体上他还是从国家祸福的角度阐述将相是否得人对国家造成的影响。
一、贤将相乃国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