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明的将相是国家的重宝。古代所有的英明君主渴求贤才以相辅佐，得到良臣猛将，然后得以定国安邦，克成大业的事例不在少数。洪迈最欣赏者莫过于诸葛亮：
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一出于诚，生于乱世，躬耕陇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咸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诸葛亮可谓是古代贤臣中的第一人，他文武全才、忠心不二，辅佐刘备几乎白手起家建立蜀汉王朝，六伐中原使强大的曹魏睡不安寝。最后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诸葛亮就不会有蜀汉政权。所以诸葛亮在世之日，“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举天下而爱之。这是洪迈心目中完美将相的典范。
二、奸邪执政国之祸
相反，洪迈同时借助事实阐明了奸邪、苟且、碌碌之人秉国当权时国家的危险：
魏文帝受禅，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彪备汉三公，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乃授光禄大夫。相国华歆以形色忤旨，徙为司徒而不进爵。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相国及公独不怡，何也？”群对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犹义形于色。”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彪逊辞以免祸，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盖自党锢祸起，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尽，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风不竞，悲夫！章忄享、蔡京为政，欲殄灭元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其不为歆、群者几希矣！
有汉江山四百年，最终被篡夺时，两个老臣只有“心虽悦喜，犹义形于色”而已，可悲可叹！洪迈探询强盛的两汉出现这种悲剧结局的原因时发现：是汉朝廷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忠臣烈士。在党锢之祸中，天下的忠诚贤良之士如李、范之流被诛杀殆尽，剩下只是没有气节的软骨头。洪迈由此又联想到本朝，章、蔡二人拜相之后，大力排斥异己，使朝野正直的士大夫有三十年不能开口，最终导致靖康之变。洪迈对靖康之变成因的说法可待商榷，但是他对奸邪当道引发国家灾难的认识已经是毋庸质疑。
（第三节）臣子
洪迈本身在仕途上曾经历过一场挫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皇帝身边任清流议官，对为臣之道体悟不可说浅。在他的作品中，经常站在臣子的角度去看待、探讨许多政治现象和问题，这让我们得以探察到洪迈对臣子之道的一些看法。
一、尽忠
忠诚是儒家对于臣子的绝对要求。之所以说绝对是因为儒家主张主可以无道，臣不可无节。在这点上，古往今来的封建学术家意见基本一致。洪迈探讨过怎样保证和提高臣子忠诚度的问题，在对历史上众多的正面和反面事例进行各方面的剖析后，他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
忠义守节之士，出于天资，非关居位贵贱，受恩深浅也。王莽移汉祚，刘歆以宗室之隽、导之为逆，孔光以宰相辅成其事。而龚胜以故大夫守谊以死。郭钦、蒋诩以刺史、郡守，栗融、禽庆、曹竟、苏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陈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腊。萧道成宋，褚渊、王俭，奕世达宦，身为帝甥、主婿，所以纵臾灭刘，唯恐不速。而死节者乃王蕴、卜伯兴、黄回、任候伯之辈耳。安禄山、朱氵此之变，陈希烈、张均、张砡、乔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为之丞弼。而甄济、权皋、刘海宾、段秀实，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废斥列卿，捐身立节，名震海内。人之贤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屦乎！
其实是洪迈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敢说看到“忠义”背后隐藏的封建专制集权的虚伪面目。有哪一个统治者是真正忠义的呢？如果真如他们所标榜和提倡的，那中国就应该从古至今没有朝代更替。封建君臣间从来就没有忠与不忠，只有骗与被骗。洪迈他不知道，所以他只能根据历史结果来说“忠义出于天资”。
既然关于忠义来由的探求不明不白，洪迈只好把主要的政治眼光放在臣子如何尽忠上。他主张臣子应该先有“一定之计”：
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见之际，图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计，据以为决，然后终身不易其言，则史策书之，足为不朽。
他的意思实际是说，作为臣子，应该事先就有一定的政治规划和见解，随时等待皇帝的垂询。一旦皇帝同意自己的见解和规划，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去执行，一辈子不动摇。这样的臣子目光远大，行动坚定，可以与人主担天下之大任；这样的臣子才是真正为皇帝尽忠。
皇帝进行决策，最要紧的就是深悉各方利害。怎么才能深悉各方利害呢？最有力的就是通过臣子的言论了解。但是，有很多士大夫为了让皇帝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惜歪曲和攻击别人的正确意见，夸大或者吹嘘自己的一孔之见。洪迈认为这种做法是欺上，是不忠：
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毋隐勿欺之义。赵充国征先零，欲罢骑兵而屯田，宣帝恐虏闻兵罢，且攻扰田者。充国曰：“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诚令兵出而虏绝不为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非所以视蛮夷也。”班勇乞复置西域校尉，议者难曰：“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盗贼，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为患微矣。若势归北虏，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此二人论事，可谓极尽利害之要，足以为法也。
像这种时刻，洪迈认为事关国家大计，就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能偏执一端，言利者举天下不足以换，言害者倚泰山不足以当。利与弊，当与否，应当仔细鉴别详情上奏，让皇帝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作出英明的决策。洪迈认为，这种言利不隐其害，言害不掩其利的臣子才是“毋隐勿欺”的好臣子。
二、保身
自古以来就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作为近臣，洪迈对此有切身体会，作为史臣，他更是看够了历代帝王的无情面目：
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张汤为汉武造白鹿皮币，大农颜异以为本末不相称，天子不悦。汤又与异有隙。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后为人所谮，罚为徒隶，使人视之，词色不挠。操令曰：“琰虽见刑，而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遂赐琰死。隋炀帝杀高砓之后，议新令，久不决。薛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砓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遂令自尽。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帝王杀人，从来是不需要名目，他的个人喜恶可以决定生杀予夺。更加让人痛心的是，被帝王所杀的往往是那些忠心耿耿敢于直言的忠臣。相反，对那些善于逢迎，媚上欺下的小人，历代统治者们倒是眷恋得很：
汉张汤事武帝，舞文巧诋以辅法，所治夷灭者多，旋以罪受诛。上惜汤，稍进其子安世，擢为尚书令。安世宿卫忠正，肃敬不怠，勤劳国家，卒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汤故耳。唐卢杞相德宗，奸邪险贼，为天下祸。以公议不容，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辅，至兵部侍郎。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奕之忠规，陟之台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尔。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诛者，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诸人，及考终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未尝恤其孤。德宗辅相之贤，如崔佑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杞二人如此，是可叹也！
这种黑白颠倒的世界让这个性格有些懦弱的儒者痛苦莫名，忠臣不敢为，奸臣不能为，庸庸碌碌一生又不甘为，进退维谷，难之又难。观察历史，洪迈想看一看哪些臣子最不为皇帝所容呢？一种是不服老又不肯养老，非要为皇帝效忠到老的：
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廉颇既老，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致困郭开之口，终不得召。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曰：“亡逾于老臣者矣。”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光武时，五溪蛮夷畔，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用为将，果有壶头之厄。李靖为相，以足疾就第，会吐谷浑寇边，即往见房乔曰：“吾虽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国，而有高甑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太宗将伐辽，召入谓曰：“高丽未服，公亦有意乎？”对曰：“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郭子仪年八十余，犹为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不求退身，竟为德宗册罢。此诸公皆人杰也，犹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皇帝当然讨厌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有才，越老名气越大，名气越大就越威胁到自己的政权，即使不威胁到自己，也会威胁到自己的下一代，所以这种人一般要在自己的手上除掉。第二种人是仗着自己有些本事，敢于藐视皇帝权威的：
汉景帝即位三年，七国同日反，吴王至称东帝，天下震动。周亚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细矣，而讫死于非罪。景帝虽未为仁君，然亦非好杀卿大夫者，何独至亚夫而忍为之？窃尝原其说，亚夫之为人，班、马虽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将屯细柳，祗以备胡，且近在长安数十里间，非若出临边塞，与敌对垒，有呼吸不可测知之事。今天子劳军至，不得入，及遣使持节诏之，始开壁门；又使不得驱驰，以军礼见，自言介胄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称谢，然后去。是乃王旅万骑，乘舆黄屋，顾制命于将帅，岂人臣之礼哉！则其傲睨帝尊，习与性成，故赐食不设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见于辞气之间，以是殒命，甚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围邺，苻坚自长安赴之。至安阳，猛潜谒坚，坚曰：“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猛曰：“亚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猛之识虑，视亚夫有间矣。
周亚夫的确有邀名的嫌疑，这才使得皇帝对他有了要命的企图。他的傻就在于不明白帝王的威严其实非常脆弱，是靠全天下人下跪捧出来的。皇帝怎么会允许一个像周亚夫这样有威望和才能的人带头藐视自己的权威呢？从细柳营开始，皇帝就在给他挖坟了。只有王猛这样的人才是皇帝赏识的好臣子，有能力又听话。第三种为皇帝所不能容的就是功劳太大的人：
人臣立社稷大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汉高祖有天下，韩信之力为多，终以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至于诛灭。霍光拥昭立宣，势侔人主，宣帝谒见高庙，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周亚夫平定七国，景帝怒其固争栗太子，由此疏之，后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讫以无罪杀之。谢安却苻坚百万之众，晋室复存，功名既盛，险讠皮求进之徒，多毁短之，孝武稍以疏忌，又信会稽王道子之奸扇，至使避位出外，终以至亡。齐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为相，数强谏，帝不悦。谓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遂杀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将篡周，欲引高砓入府，砓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及帝受禅，用为相二十年，朝臣莫与为比。砓自以为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积为独孤皇后、汉王谅等所谮，帝欲成其罪，既罢之后，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砓。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炀帝，竟以冤诛。郭子仪再造王室，以身为天下安危，权任既重，功名复大，德宗即位，自外召还朝，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李晟以孤军复京城，不见信于庸主，使之昼夜泣，目为之肿，卒夺其兵，百端疑忌，几于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兴，威名独重，宣宗立，奉册太极殿，帝退谓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毛发为之森竖。”明日罢之，终于贬死海外。若郭崇韬、安重诲皆然也。
其实古代的皇帝都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臣子拼死拼活为自己打下江山，主观上他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不够，你的名声威望才能都摆在那里，你的功劳我就是把江山传给你也不过分，那么我没法再奖赏你了，只有杀了你，否则你将来肯定会篡位，这是客观规律。皇帝的逻辑是：你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多到我都没法报答你，只好杀了你。所以秦朝的大将王翦在灭楚之前一再向始皇帝要房子要地，而汉朝的宰相萧何在兴汉之后就大肆地抢房子抢地。他们都是聪明人，知道皇帝愿意看到你身上扣着盆子，皇帝愿意看到你身上还有小辫子。
即便是这样，洪迈也没办法找到一个彻底安全的当官办法。不光他找不到，古代中国除了皇帝谁也找不着这个妙方。所以即便富贵如隋炀帝的叔父，也会在临死前欣慰地说：“我现在终于确定自己是带着脑袋进棺材的了。”
三、诤谏
皇帝虽然喜怒无常，但臣子们终究还是要经常进谏。每个朝代都有几个不怕死的硬骨头，也有那么几段直谏或纳谏的佳话。但洪迈并不赞成这种进谏的方式，他认为进谏应该讲究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