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颂扬人民起义领袖，肯定人民反抗暴政斗争的合理性、正义性
充分认识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作用，肯定人民反抗暴政斗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不仅强调“民贵君轻”，把人民视为国家“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之中的宝中之宝，而且视实行虐政的暴君为“残贼”、“一夫”，宣扬有道伐无道，暴君可诛。洪迈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对此又有新的阐发。
陈涉是位起义英雄，司马迁因此为陈涉立“世家”。但是，历代统治者和一些仇视民众的封建文人，极力诋毁陈涉，非议司马迁颂扬陈涉的史识。如西汉杨雄和隋朝李轨。洪迈不同意杨雄、李轨等人的看法，认为“陈涉不可轻”。他在《容斋二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中热情地颂扬了陈涉“奋发不顾”揭竿发难的革命精神和重视儒学的伟大志向，驳斥了杨雄等人对陈涉的污蔑攻击，在维护司马迁史评的基础上，对着名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又进了一步。
洪迈十分推崇老子的话：“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为什么会起来造反？是因为“戒时君，世主惑民为至愚、至贱”，是由于君主把老百姓视为最愚蠢、最卑贱的人，经常像割草一样随意处死他们，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拼死反抗的。告诫君主要真正了解民情，明白草菅人命会使所有老百姓成为自己的敌人，从而常存畏惧之心。并且洪迈最后告诫：“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训，思过半矣”。
洪迈不仅认为“官逼民反”，而且认为“官虐民暴”。在《容斋二笔》卷五《盗贼怨官吏》中，洪迈历数自陈涉起事以来，直至方腊造反，历次起义军无不对官吏恨之入骨，“得者皆杀之”，且施之以种种酷刑，“备尽楚毒”，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岂非贪残者为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时肆志，人自为怒乎？”。洪迈言此，并非赞成起义者的过激行为，而是要说明真正的责任在贪官污吏身上，是由于官吏的暴虐才会引起人民的反抗，是罪有应得。
洪迈在人民反抗暴政问题上，思想认识能突破阶级的局限，超越前人，达到如此高度的人民性，是十分难得的。
六、不可知论
由上可知，洪迈的学术思想中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的珍贵之处。不过，我们在肯定其进步和优点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洪迈长期担任朝廷要职，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洪迈的学术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缺陷。
他既强调以史为鉴，认为由此有利于时政；却又宣扬宿命论，认为世事不变更。如他认为：“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自辅助刘备建蜀国，“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下有以见信于人。”率兵六出祁山，司马懿叹为天下奇才。谁知诸葛亮年仅五十四岁而亡。因此，洪迈得出了“天不祚汉，非人力也”的结论。历朝国家存亡关头，都有忠义愤怒之士奋起战斗，而宋朝靖康之难，却是“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之愤哭者”。洪迈为之心痛。而当他读到“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之诗，却说：“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国家治乱兴亡，自有其发展规律，但洪迈却认为：“是岂智力谋虑所可为哉？”他赞同苏轼所谓“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并引许多诗句作例证。这样，历史、现实既不可知，其发展演变便是天意。他罗列了汉以来的有关史事，说：“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总而言之，大抵一丁未之灾，又惨于丙午，昭昭天象，见于运行，非人力所能为也”，这就陷入了历史唯心论，而与他进步的历史观相矛盾。
宿命论的出现，在于当时的社会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对文人的心态的影响。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在统治者内部时有发生，所谓“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情况时时有之，这导致贤愚不分、善恶倒置。再加上宋朝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特别是边疆战事连连，也常让才德之士无生存之地。洪迈也曾说过：“今世大夫，口诵圣贤之言，委身从贼，侥幸以偷生者，不可胜数。”如此数端，造成对崇德重能传统的强烈幻灭感。亦有哲人说过，当那些无需论证就可以让人平静接受的真理，不再拥有其权威性的时候，对任何事物和现实的解释就得重新说起，而且要有一套自成系统、自圆其说的、直接的、有效的、至少可以抚慰人们心灵的观念。天命观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解释模式，反映人们生存于黑暗社会而受命运捉弄的无奈现实，体现出人们在幻想中理解和克服当时这种客观的无能为力的处境所作出的一种努力，一种结果。
洪迈身在那个时代，也同样难以摆脱宿命的困惑。一方面，他看不到别人有何良策，耳闻目睹只是触目惊心的国难民困之事，自己也无甚高招来治国理民；另一方面，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上寻找历史原因与现实出路。他只是在表白自己在历史激流的冲洗中，有一颗洁白的忧国忧民之心，把世间挣扎煎熬交给上天，为无语的历史作个见证。
洪迈治史自有其鲜明的特点。他学识渊博，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经、史、子、集之外，铜器铭文、野史俗书，几乎无所不读。同时他学有所精，对儒学、道学和法学浸淫尤深。这种长期积累而来的广博学识，为洪迈考证、解读、分析、评价和总结史事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看洪迈论史，似乎左右逢源信手拈来，表面不费工夫，实则是基底深稳，厚积薄发。同时，对儒道法学的精通又使他学有所主，每加议论总有依归，褒奖摈击无所犹疑，故此深得历代封建学者的赞赏和认同，被评为“议论高简”。
实际上，如果从今日的角度来分析，洪迈的博学专精虽然对其治史帮助良多，但也有不良后果。首先，洪迈的博学导致他善于发现众多史料之间的广泛联系，却疏于对史料背后的历史动因进行深入发掘。因此，在洪迈的史学评论中，对史料的处理常常是以类（对）比，归纳，罗列这样一些表面逻辑形式进行的，很少见有洪迈对某则历史材料进行诸如时世变迁、利益归属、实力对比等等背后推动因素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这就导致洪迈的一些历史评论在今天看来过于简单和表面化了；其次，洪迈对儒学以及道学和法学的精通导致他有时候不能保持一个史学家所应有的客观治学态度，常常为证实成见而去史海中搜罗证据。但历史的真实发展是儒家仁义缰绳套不住的野马，从洪迈诸多议论中可以清楚发现由于先入为主而造成的论点与论据的脱离。潜意识里，洪迈也意识到这种游走在事实与理念之间的尴尬，但他不能也不敢突破儒家学术的樊篱，因此只能到神秘不可知论中去寻找逻辑的结合点，把一切无奈都扔给幽远难知的天命。这种从事实中来却到虚妄中去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洪迈作品的史学价值。
但是瑕不掩瑜，强求古人全面超越时代局限是蛮横而愚蠢的行为，即使我们自己不也是在一时天地的牢笼之中吗？到今天，我们仍然从洪迈的着作中获取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他的作品以不拘一格的体裁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在思想、生活甚至情感方面的清晰记忆。而且，他在史学领域的成就从正反两个方面留给了后世学者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无论如何，他和他的史学作品早已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并且将越过沿路一切飞短流长与民族生命相始终。
《容斋随笔》是洪迈花费四十年的读书笔记，包含《容斋随笔》十六卷、《二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六卷，共74卷一千二百一十九则，50余万字。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杂家类。虽然作者在书卷首谦虚地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容斋随笔》。”而实际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广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随笔集，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历代佳评如潮。
毛主席晚年爱看的《容斋随笔》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将其收四库时，给予很高评价：“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在学界同样久负盛名，与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并重于世，历来被认为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着述。宋人称这部书“可以稽典故，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误，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明人称这部书“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勾纂不遗，从而评之，……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并说读这部书可以“大豁襟抱，洞归正理。如跻明堂，而胸中楼阁四通八达”。清人称这部书“淹通该博，南渡以后诸说部，惟《野客丛书》可与对垒，他家终不逮也”，可见人们对这部书的喜爱和推崇。
不仅古人如此，在现代，《容斋随笔》也有众多读者。蒋介石自幼年在私塾学堂唱读此书，推崇备至，终生珍爱。一代领袖毛泽东终身研读，无论是战争时代还是建国时期，毛泽东都将此书视为珍宝，随身携带，潜心研究，长达四十年之久。根据当时为毛主席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同志的记载，毛主席逝世前要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另据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回忆，毛主席外出视察时要带大批书籍，如1995年10月23日毛主席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其中也有《容斋随笔》。还是逄先知同志提供的资料，1944年7月28日毛主席给谢觉哉同志的信中写道“《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说明这部书早在1944年以前就在毛主席的藏书中，而且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甚至直到临终前十多天，他仍然批阅此书。
《容斋随笔》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称誉，与其巨大的学术价值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