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馞，太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按新唐书：“馞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馞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馞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同书卷四第二十二则《李宓伐南诏》，记唐天宝年间剑南留后李宓率军七万讨伐南诏大败的各种记载。《通鉴》、《旧唐书》记李宓兵败被擒，《新唐书》则言宓败死。洪迈又举高适诗集中之《李宓南征蛮诗》为据：
予按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其略曰：“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
其称李宓归至长安，未尝败死。洪迈最后说：“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人之所赋，其事不应虚言。”显然他是相信高适诗中的陈述。
以上所举诸例都可说明洪迈将一些诗文当作可信的史料来看，这也是他考证历史的角度独到之处。
四、以古鉴今
中国古代素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书》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鉴！”西汉贾谊请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观之。唐朝魏征上书于唐太宗云：“方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方隋之未亡，自谓必无亡。臣愿当今动静以隋为鉴。”司马光作史书，“止欲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洪迈继承了这一传统，强调以前代为鉴。他说：“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鉴。”在学术实践中，洪迈以此为原则，谈论历史往往说到当代，将古与今联系起来，考察历史的变化，说古拟今，慨叹而寓意。他既以“以古鉴今”为治史之旨，因此特别注重总结历史兴亡得失，考察历代治世通鉴。对于历代江山兴衰之由、各朝政理成败之因，他从官方吏治、法制人才、财用赋税、道德风俗等各个方面一一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广博的考辨，所论所析，无不体现了其以古鉴今的治史宗旨。
《容斋随笔》卷十六《治盗法不同》中，他通过崔安潜治西川之盗与李公择治齐州之盗，直接向人们指出：“治世问事，不可泥纸仁陈迹别。”他记汉武帝、武则天之得恶名以说明苏东坡“古之君子，必优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之句的正确，认为“人君立政，可不鉴兹”。
洪迈身处南宋初期，宋高宗只图苟安，打起“中兴”招牌，制造繁华景象，大兴土木，对内加重赋税、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屈辱妥协。秦桧当道，倒行逆施。洪迈历经四朝，国家每况愈下，作为一位爱国士大夫，他对国家的命运是十分关心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措施，都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而在强调以史为鉴的同时，洪迈还重视古今联系，把各种问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认识、把握，使人一看就能明白问题的前因后果和作者的深意。如洪迈深感当代奢侈之风，他记述官廷费用：“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纟由雦，元德皇后尝以金砵缘辤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问献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仅得五贯耳。异时，中官月有止七百钱者。礼与其奢宁俭，自是美事也。一时旨意如此，不闻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详细比较了从太宗、仁宗、神宗到南宋愈演愈烈的豪奢之风。
又如他在《容斋三笔》卷二《国家府库》中记载赋税，北宋真宗初即位，有司上报天下每岁赋入的数目：“是时，至道三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纟由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前后一比较，问题之严重显而易见。再如，汉朝对士大夫少恩，但对苏武却优宠有加，以褒劝忠义。而南宋洪皓出使金朝被留绝漠十五年，但却是“厄于权臣，归国仅升一职，立朝不满三旬，讫于窜滴南荒恶地，长子停官”。因此，洪迈作为洪皓的儿子，“追诵汉史，可为痛哭者已！”以古讽今，抨击南宋当权者高宗、秦桧不能以古为鉴，向天下申明大义。
五、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为追求理想道德社会实现的治国理论。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保民、养民、富民、教民四个层次，其核心是“重民”，把“民”视为政治的根本，要求为政必须以民为本。民本思想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洪迈在作品《容斋随笔》中不断创造发扬。
1.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坚持民为国家政权之根本
宋代“君本”思想成为主流意识。特别是两宋之际兴起的理学，更以哲理的方法宣扬“尊君”为“天地之常经”，进而为“君本”提供了强烈的理论支持。反映在政治上，尊君而不重民，惟以强化君主专制为是，奉行养兵之策，豢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形成冗兵；奉行右文之策，供养一支庞大的官僚士大夫食禄阶层，形成冗官；冗兵加冗官，带来冗费，财政负担沉重，导致横征暴敛的苛政和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势。因此，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如何认识国家之本究竟是民还是君？是当时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地险》中论述他的民本思想，是由“在德不在险”这句话入题的。此语是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吴起对魏武候所言。意思是，国家的强固不在于地势险要，而在于以德服人，得到民众拥护。洪迈重提此语，敢于突破陈见，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见解。曹操、朱温篡逆取位，按纲常伦理无德可言。然而，曹、朱二人均在无险可持之地兴起，扫平群雄，取得成功，不仅说明国家政权的兴盛不在地势险要，而且“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曹操、朱温之德在哪里？洪迈考察曹操生平事迹，分析认为曹操善于用人，安抚民心。所以“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能够在建安称雄，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能在乱离之时得到百姓拥护。对于朱温，洪迈援引《旧五代史》一段有关朱温轻赋的记载，说明朱温能在唐末大乱之时“俄成霸业”，关键在于“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因此士兵能够苦战，民众乐于供给军需。
洪迈通过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曹、朱二人的成功在于得民，强调这是“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并对欧阳修《新五代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有意省略这些史事表示不满。洪迈之所以运用曹、朱这样被理学家定为“盗贼凶悖之人”的生平功业辨析“在德不在险”之“德”，是因为这样的人比其他历史人物更有说服力，从而说明民为政权之根本。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洪迈深入研究秦、西晋、隋破亡的原因。秦、晋、隋皆两代而亡，极其相似。洪迈发现似中有所不似，“秦、隋一亡即扫地”，西晋却能东迁，“终为守司马氏之祀，百有余年。”之所以如此，“盖秦、隋毒流四海，天实诛之。晋之八王擅兵，孽后盗政，皆本于惠帝昏蒙，非得罪于民，故其亡也，与秦、隋独异”。意思是，违背纲常伦理的上层内乱也会亡国，但此亡与“得罪于民”之亡是不同的。任何国家政权，无论多么强大，只要“得罪于民”，就会“一亡即扫地”，亡得干净彻底。洪迈从亡国的不同结局，有力论证并丰富了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
2.无情揭露统治者的罪恶，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
洪迈坚持民本思想，对历史和现实中统治者虐民的种种弊政和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
洪迈对两宋最大的弊政“三冗”，尤其是“冗官”深恶痛绝，多有批判。如《容斋三笔》卷七《冗滥除官》、《容斋四笔》卷十一《张族鸟讥武后滥官》等。
不仅如此，朝廷腐败，官府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洪迈回顾“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纟由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从此之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而今之“缗钱之入，殆过十倍。”他感叹地说，这样下去，“民日削月，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洪迈考察，百姓赋税沉重还在于官吏中间盘剥。当时农民交纳一石粮食的税，经过义仓、官仓等名目的盘剥，要交纳两石二三斗才行。再加上运费、头子钱、附加费、市例钱等，又需五斗粮食。本来只要交一石粮食，最后要交纳三石粮食。
百姓负担沉重，官府却不体民情，只知索取，不顾百姓死活。庆元四年（1198），饶州先遭受水灾，虫灾、霜灾之厄，收成无几。民诉于郡县，请求减免租税，而官吏却说：“在法无此两项。”多么荒谬！只要有了灾情，即使是出于水旱之外的，朝廷也应派贤良的地方长官实行救助，如此“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在揭露统治者虐民的种种弊政和罪恶的同时，洪迈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感叹因贫富差别而产生的奴役关系，更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习以为常”而感到悲哀。唐人张碧《农父》诗云：“运锄耕斫侵晨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荀鹤《田翁》诗云：“白发星星筋骨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此两诗以艺术的手法，描绘了农民辛勤耕作却食不果腹的悲惨遭遇，读后使人怆然。洪迈读着这两首诗，不仅感到悲伤酸楚，而且联系现实，说：“以今观之，何啻倍蓰也！”意即南宋农民的惨状比唐代更甚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