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到1967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四清”办公室干了两年秘书工作,天天同文字打交道,通知、简报、总结、报告、领导讲话稿,全干。中间有一段时间被抽出来参加以区党委副书记苗丕一为组长、区公安厅厅长陈卓为副组长的区党委工作组,整顿拉萨市委领导班子,工作组向区党委的大小报告之类的文字活仍然分给了我。写材料是个苦差事,不熬夜是不行的,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更能出活。动脑受累我并不怕,最揪心的是1965年起草西藏自治区”四清”运动总结报告,把我整苦了。当时,领导要求这个报告限时一个月拿出来,按说时间还算宽松,最难办的是资料太少,缺乏素材和必要的数据,不少地区特别是阿里、那曲等边远牧区的报告、资料因大雪封山等原因寄不出来,只有一些电报之类的简单文字,成了“无米之炊”,苦思冥想没办法,真是“抓瞎”,以致连续熬了24个夜,每晚3点以前难以上床,有时彻夜难眠,可算得上是我的熬夜经历之最了。最后七凑八凑,总算是按时脱稿了,但自己感到内容空洞,论据无力,不能令人满意。幸好,区党委副书记周仁山同志理论素养较高,分析能力较强,通过大家充分讨论,以他的论据为基调,经过自己记录、加工、整理,形成了一个较有质量的西藏“四清”运动总结提纲,受到了区党委宋赞良秘书长的表扬和鼓励,说它是近年来很有分量的一个提纲,对全区“四清”运动以至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我们的“四清”办公室共有8个人。专职主任是区党委监委副书记李务茂同志,除我以外的其他6位多为进藏不久的干部。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从浙江调藏的姚其熠、江式铃两口子,1964年从甘肃调藏的古浪县公安局长施多庆同志。我们4个人和睦相处,相敬如宾。我主要搞材料,小江抄材料(她的方块小字特棒),姚、施搞调研,施、江还张罗安排日常生活事宜。通过相同境遇下的工作、生活,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配合默契,情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其气氛之好在区党委机关大院小有名气。
我们在西藏的生活是比较苦的,但苦中有乐,几百人吃饭的大灶伙食很难合乎人们的口味,温室培育出来的蔬菜很少,多为粉条加干瘦牛肉,少油,淡而无味,牛肉中带的毛是难以摘除干净的,只好稀里糊涂地下咽。老早进藏的同志说,他们曾经估算过,西藏干部特别是在牧区工作的同志,每年吃进肚里的牛羊毛累积相加,有一个毛背心之多。高原缺氧,在没有高压锅的年代里,大灶馒头粘牙,米饭夹生。西藏属西南大区,多数干部和炊事员是四川人,食堂差不多顿顿是大米饭。这把我们不爱吃大米的陕西关中汉子们整苦了。每周只吃一顿馒头,而且限量,于是动员大家为我套购,使我房间窗台上经常保持着20个左右的积攒下来的馍馍备用,可笑的是有一天从窗台馍馍中跑出来一个刚出生的小老鼠,原来不知何时从外边跑进来老鼠,在我的宝贝馒头堆里续了窝,繁衍了后代。我房间有个电炉子,从“贸总”买了个小钢精锅,锅里倒点水,放进碗,碗中放两个馒头,蒸热后加点辣子并撒点盐,吃起来格外有味。有时晚上熬夜写材料,我还求情从食堂买几斤面粉,在钢精锅里打点面糊糊,一喝就是一锅,足有三碗。这种夜餐特别可口。1967年冬,我的爱人不辞辛苦,不远数千里,乘天水测绘大队的军车到拉萨看我,住了将近3个月。这期间我享了福,她天天为我擀一顿面条,擀杖是用大院的柳枝自制的,钢精锅里的面条因为缺氧,每次只能下一点点,最多一两,而且吃起来粘牙,尽管如此,我感到香极了,下咽不及。为了生活方便,我曾意欲调她进藏工作,但她心脏不好。在拉萨要用氧气,连走路也得扶墙慢行,于是春节前只得送她上了长途汽车,经过12天的风霜煎熬返回了天水。我们“四清办”的战友们有时周末相聚,包顿水饺解馋,老姚性格特开朗,他会擀皮,幽默地“吹嘘”自己“是干细活的,你们干粗活吧”,招来老施和小江的“围攻”批驳。饭后小江洗碗,老施打扫房间。饺子馅为罐头加点大院自种的大葱。春节的团圆饭也如法炮制。援藏干部一年四季是难得吃到瓜果的,当遇到有的同志从内地休假返回时,大家除了向其打探内地的各种信息外,还要看他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如果带来一个西瓜,每人分一小牙就心满意足、喜笑颜开了。进藏干部都不带小孩,女同志生孩子也得回到内地去生,因为“世界屋脊”的气候很不适应内地小孩的生育成长。他们在内地如果没有条件,一般都把孩子放到北京、成都或西安的保育院,休假回到保育院孩子不认爹娘,只叫他们叔叔阿姨。经过几个月的关爱和呵护,孩子才慢慢和他们亲热了,形影不离了。但他们的假期却到了,只得含泪离别。在进藏干部中,也有一些同志是夫妻双双在藏,比我们这些“光棍汉”好一点,他们有时还自己做点可口的饭,我偶尔被他们请去改善一下生活,便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亲切感。小江、老姚两口子,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长郑体仁两口子、区党委副书记天宝同志的秘书李纯臣两口子,区党委书记任荣同志的秘书任乌之两口子等,都是通过请我到家做客,进而交换思想、交流工作经验而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的。除小江、老姚、老施外,郑体仁同志也成为我的莫逆之交。我内调后,他曾先后调任昌都地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秘书长,80年代初内调四川并与我同行,担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党组书记。这位知己长我3岁,才华横溢,他1959年进藏,见多识广,我们有时候彻夜天南海北的畅叙见闻,使我受益匪浅。西藏历史上的许多典故,我都是通过他才有所了解的。我们至今尚有书信电话来往。1998年11月,我还给他寄去了自己写的一首拙诗:
边疆相识心相印,
内地同行同一品。
才华横溢高一格,
无欲有容更敬佩。
生平清风不阿贵,
众多莫逆誉南北。
解甲路遥难相会,
终生情缘铭刻心。
施多庆同志与我同是甘肃调藏的干部,似有一种天然的特殊感情。他会做“麻食”,每逢周末做好麻食饭以后,便打开窗子喊着“老皇、老皇”,我就会意地走进他的房间饱餐一顿。
小江同志心细,处处关照我们,她只要有点好吃的,总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对我充分理解,多方保护。
有个甘肃籍名叫王湘的武威人,在区党委机关大灶食堂当管理员。1967年大灶炊事员造反,有一天食堂断炊,我这个单身汉平常只吃食堂,不备食品,拉萨街上又没有卖吃的,而且区党委驻地还在距市区10公里外的郊区,只得饿着肚子埋头大睡,突然间听到敲门声,门开了个缝一看,原来是王湘同志,他将两个馒头递到我的手里,一言未发就走了。这可是个具有救命意义的馒头,解了我的空腹之急,我从心眼里感激这位甘肃“老乡”。此人后来调回西藏驻兰州办事处,我曾前往探望,述谈旧情,感恩戴德。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调西藏8年,实际工作只干了两年,从1966年至1972年内调的整整6年时间都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区党委把我们的“四清办”改为“文革办”,我们几个同志在这个“时髦”的办公室里招来了许多棘手的难题。这时候,成都至拉萨的飞机通航了,北京、黑龙江、成都等地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蜂拥抵达拉萨串连。他们到西藏“文革办”后气势汹汹,要求立即见到区党委各位书记。我们知道见面没有好事,婉言“这些日子没有看见书记,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磨来磨去,年轻人不满,出言不逊,随后几个人居然架起我的双臂,拉着我跑步前进寻找书记。我不敢也不愿带领他们到书记小楼,只在机关大院的平房里周旋,当然始终难以找到书记。他们被激怒了,骂得我狗血喷头,并砸掉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的牌子。
接着,拥有800名职工的拉萨汽修厂“革命风潮”猛涨。厂里的造反派把我们的主任李务茂同志、“文革办”干部李吉瑞同志和我3个人揪去,要我们同其一道揭露厂里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务茂同志年龄大,我们向其求情放行,并保证我们两个负责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还算通情,主任离去了,我们顶着。李吉瑞同志是黑龙江人,和我感情甚好,他有个习惯的口头语,言道“厂里当权派的一些问题,有些是上面的精神,他们照章办事,有些则是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不是有意的,还有些事情我们确实不了解,不然,我们还能不与同志们站在一条战壕里吗?我们也不乐意在这里‘遭这份罪’。”就是“遭罪”两字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他遭到了严厉批斗,使我们整整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也不能睡觉,次日夜幕降临后才放我们回机关。我开玩笑地说李吉瑞同志“遭罪”二字用得“太精辟了”,“可真使人遭老罪了”。
随后我们“文革办”接到区党委的紧急通知,说是拉萨市有一批职工携带几万元公款去北京串连,已经从拉萨出发到了青海格尔木,指令我们立即奔赴格尔木追回他们。“文革办”派我担此重任,公安厅派了一辆越野汽车连夜赶路。那时候我有严重胃炎,大冷的冬天,汽车又密封不严,车上风土交加,寒气逼人,两夜一天赶到格尔木,东奔西跑,终于找到了这些同志,晓以利害,劝说他们不要进京串连,区党委要求同志们返回拉萨就地闹革命。然而,他们“理直气壮,斗志昂扬”,哪里听我劝解?第二天格尔木街头墙上贴出了“打倒区党委保皇狗”、“保皇狗滚回去”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这时候,我的胃病大作,经格尔木医院检查化验,柏油色大便,胃出血,必须立即就地住院治疗,于是遵从医嘱,我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病情好转后,本想电话请假,就近回内地休假养病,但又考虑到“文革”刚刚开始,自己难以启齿,索性又返回了拉萨。这时候我本来就较轻的体重又从63公斤下降到56公斤,同志们见后还开玩笑说“你更苗条了”。
当我1966年底从格尔木回到拉萨后,西藏自治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造总)和西藏自治区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两大派群众组织相继形成,以张国华同志为书记的区党委的工作陷于瘫痪,因而我们被砸了牌子的“文革办”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几个尚无固定单位的进藏干部又在“四清办”的名义下过着只领工资无事可干的生活。
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基本上扮演了一个逍遥派的角色。当然,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时间长达10年之久,自己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没有倾向。我所谓的“逍遥”是指在指导思想上,尽可能不参与公开的、过激的或派性色彩很浓的政治活动。西藏两大群众组织的总头头及其主要骨干人物,都是区党委机关的知识分子干部,没有一个是处级以上的,全是年轻人。他们有人曾动员我到多数派总部去工作,我果断而委婉地拒绝了。我向他们表示,自己虽然还比较年轻,在西藏工作的两年中实际也按一般干部使用,但毕竟曾在内地有过处长、市委书记之类的职务,现在参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担任某种职务还是谨慎一些为好,至少可以避免“当权派”浑水摸鱼的嫌疑,对群众组织的形象也不至于造成某种损伤。这种解释被群众组织基本上理解了,因此,1967年到1968年期间,我倒是清闲自在起来,白天下军棋、下象棋、打乒乓球,抄写传单中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论著达几十万字,晚上人家武斗打枪,我们几个同志把灯泡用黑布掩起来在房间打扑克。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正林同志(甘肃调藏老同志)曾说道:“你们不要太自在了,今天安排批斗我,你们到拉萨街上去看我的洋相吧。”
随着运动的猛烈发展、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日益激化,“大联指”(多数派)把“造总”(少数派)从区党委机关大院中“驱逐”了出去,我们就生活在“大联指”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也为这一派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主要是写点文章,内容包括批判所谓的走资派,为“大联指”的《风雷激》战报发点尽可能减少派性色彩的评论,纪念毛主席某些著作发表若干周年的论文,等等。